當報導遇上文學

開卷【歐美書房】

20151121c

(攝影:H Assaf、abcdz2000)

⊙鄧鴻樹(台東大學英美系助理教授)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為白俄羅斯作家亞歷塞維奇。她的作品不多,譯本又少,大家對她都十分陌生。冷門作家得獎雖在意料之中,不過這次特別引起關注的是:這是諾獎有史以來,首次頒給報導文學的作家。

▉紀實與創作的衝突

 亞歷塞維奇是學新聞出身,任職報社多年。她堅信,忠實記錄為再現人生的唯一途徑。她不滿小說家的虛構手法,曾表示:「我認為藝術無法理解人的許多面向。」不過她也不願單純記錄歷史事件與事實, 強調「我要寫的, 是情感的歷史。」

 為解決紀實報導與文字創作的衝突,亞歷塞維奇致力尋求寫作的突破,最後終於發展出獨特的綜合文體。她將真實人物的獨白,統籌寫成充滿人聲的「合聲小說」(novel-chorus),摒棄外緣敘事,讓真實人物以真實聲音說話:「如此一來,我可以同時成為作家、記者、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傳道者。」

 一般小說以虛構手法模擬現實,亞歷塞維奇的作品則全然為真。若將小說家比擬為畫家,亞歷塞維奇就像攝影家:「我要尋求一種表達方式,能充分反映我的視野,表達生活裡真正聽到、看到的。」

▉小說與新聞關係密切

 亞歷塞維奇的合聲小說以文學手法報導真實事件,發揮傳達事實與寓意的雙重功能,展露報導文學的特質。「報導文學」(journalistic literature)與新聞學的「文學性報導」(literaryjournalism)其實是一體的兩面,在西方文學有悠久的歷史。

 西方小說誕生之初,就與新聞有密切的關係。17世紀後半葉報刊雜誌逐漸流行,促成小說興起。1719年,狄福根據真實事件寫成《魯賓遜漂流記》,開啟英國小說的序幕。他曾任12份刊物的編輯與撰稿人,創作生涯與新聞工作密不可分,他的《大疫年紀事》(麥田)記錄倫敦瘟疫,為報導文學的濫觴。

 18、19世紀報刊雜誌持續盛行,開創小說的盛世。許多著名作家都從事新聞寫作,作品「逼真」的小說家,幾乎都是新聞工作者:《浮華世界》作者薩克萊、狄更斯、馬克吐溫,乃至近代的海明威、史坦貝克、歐威爾等。這些作家皆擔任編輯或記者,報導工作深刻影響他們的寫作題材與風格。

 以英美小說史觀之,報導與文學界線模糊。馬克吐溫擔任舊金山一家報社的特派員時,曾赴歐洲壯遊,旅遊期間發表五十幾篇報導,後來集結成《傻子國外旅行記》。史坦貝克任職報社期間,曾深入報導加州遊民工人的問題,寫下紀實文學的代表作《憤怒的葡萄》(春天)。

 海明威早年擔任報社記者,發表一篇名為〈義大利,1927〉的報導,描述旅遊之見聞。後來他將標題改為〈祖國對你而言是什麼?〉,收錄於知名短篇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新經典)。他1935年到非洲狩獵時,於雜誌連載遊記,後來集結成《非洲的青山》,以這本「完全真實的書」,與小說一較長短。經典作《戰地春夢》根據親身經歷寫成,也幾乎是現實的翻版。

▉報導文學追求真相

 新聞報導與文學雖形式有別,不過,講求內涵的報導與具有美學價值的文學,在追求真理與表現人生的層面,其實並無不同。

 1970年代「新新聞學」崛起,重拾18世紀報導與文學的融合路線。楚門.卡波提探究命案真相的《冷血》(遠流),成為報導文學的新經典。不過,這類書籍常因過於講求文學性而犧牲對事實的客觀報導,飽受新聞界的強烈批評。

 新聞報導果真全然客觀?事件如何發生、為何發生,這些問題有時並非黑白分明,有賴訴諸報導文學以補新聞之不足。例如,強.克拉庫爾的《阿拉斯加之死》(遠見天下)揭開一名青年的死亡真相,《聖母峰之死》(大家)還原山難原貌。書中對事實的呈現雖引發爭議,作者以特定觀點解讀,仍有助釐清真相。

 新科諾獎得主亞歷塞維奇曾於雜誌社擔任非文學類編輯與特派記者,卅餘年來致力於報導文學的工作。1985~2013年間,她親自探訪飽受戰火與災變蹂躪的鄉野,以記者求真的敏銳手法蒐集第一手資料,完成《車諾比的悲鳴》(馥林)等5部「來自烏托邦的聲音」系列作品。

 每本書寫作前,她都費時5~10年訪談300~700人,再花3~4年整理,從中勾勒出一百多個真實的人生故事。作品內容全為受訪對象的獨白,就像沒有旁白的紀錄片。口述歷史經她精心謄錄與編輯,化為具有哲學主題的寓言故事。

 本月10日,英國出版界公布史上最具影響力的20本知識圖書,唯一入選的小說類為歐威爾的《1984》(野人)。歐威爾曾任職於BBC,當過報社特派員,1936年親身採訪西班牙內戰,並寫成《向加泰隆尼亞致敬》。《1984》設想一個透過語言控制思想的世界,竄改新聞成為掌控真相的利器:「掌握過去者,掌握未來;掌握現在者,掌握過去。」新聞的力量,實勝於鎮壓的武器。史坦貝克有感而言:「新聞報導能做善事,也能做壞事。暴政首先要壓制的,正是新聞。新聞是文學之母,也是偽文之源。」

 面對舊蘇聯與白俄羅斯兩大極權勢力的壓抑,又欲記錄國族命運的真貌,難怪亞歷塞維奇要從報導與文學一體的兩端,力求交融變異,以及超越兩者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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