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亡難民中看見自己

開卷【書評】

20151107b

流亡至達蘭薩拉的藏人,許多人語言不通,難以找到容身之地。(路透)

⊙潘美玲(交大人文社會系副教授)

 「難民」存在於人類社會的歷史已久,因為這是暴力與衝突的社會結果,但一般人選擇將這些現象視為過渡,或者直接忽視,直到最近由於敘利亞內戰,造成湧向歐洲的難民潮,「難民」才又成為世人注視的焦點,也開始關心難民收容的問題。然而,遠離家園成為難民,是非志願的跨國移動,連根拔起的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置,更徹底的是人生軌道的翻轉與錯置。身體的苦難也許隨著得到庇護而稍緩解,因離散而折磨的傷口卻不見得會隨著歲月癒合。

 自從1959年中共占據西藏,達賴喇嘛流亡印度之後,許多藏人被迫流離,雖然已過了半世紀,但成為難民或無國籍的人,依然是現在進行式,因為自1959年之後,仍持續有藏人冒著生命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逃離西藏。2006年,登山者在西藏和尼泊爾邊境囊巴拉山口,拍攝到中共邊防軍射殺兩名藏人的事件,首次將藏人流亡之途的艱困呈現世人面前,也說明了流亡的人潮不絕。

 逃難的藏人,若能順利抵達尼泊爾邊境,會被帶到難民接待中心,再安排送到印度,未成年者送至西藏兒童村接受教育,出家的僧尼則安置在佛寺。而1990年代之後過來的「新難民」,如果年紀不夠小,又非出家人,由於無法到南印度等藏人定居區安置,就只能留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的達蘭薩拉自食其力。這些人大多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只會講藏語,有些上過學校讀過幾年書的人,可能中文還比藏文強。他們不懂英文也不通印度文,要在過度擁擠的達蘭薩拉山城自顧不暇的流亡藏人中求溫飽,幾乎找不到容身之地。鄧湘漪書寫的《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故事主角,正是這些陷入流亡社會底層的難民。他們逃離西藏,卻困在印度,身在該地,心在他方,日日面對民族苦難,而必須時時質問自我存在的本質問題。這些人從來就不是歷史舞台鎂光燈的焦點,而他們的處境,卻最能放大流亡的苦難和求生意志。

 有關流亡西藏議題的中文專書,近廿年來已經有許多出版,最有名的是西藏作家唯色、王力雄的系列作品,忠實記錄西藏被中國殖民的現今處境。另外,中國流亡作家茉莉持續從人權角度對西藏問題進行書寫;中國漢人獨立史學家李江琳則研究西藏流亡史,鑽研中、美、台各方史料,加上在印度、尼泊爾流亡藏人的訪談,出版了她的西藏三部曲:《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藏區祕行》(皆聯經)。台灣有關流亡社會議題的專書,則以1999年時任記者的林照真所寫的《喇嘛殺人》(聯合文學)最為人所知。2010年盧惠娟將在西藏兒童村實地田野調查所成的碩論,改寫出版《阿瑪給給:西藏流亡教育》(雪域出版社)。

 這些作者都有到中國藏區或印度流亡社區採訪田野的親身經驗,《流亡日日》作者進行的是人類學田野的民族誌寫作,本書是由博士論文改寫而成。與上述作者不同的是,雖然描述的是藏人流亡者的日常生活,及流離族群的苦難經驗,書中卻時時映照作者個人的處境與自我的心理狀態。作者不只人在現場,收錄現場的聲音、氣味、溫度,也同時和自己對話。

 鄧湘漪有投身非政府組織的經驗,卻在海外服務的過程中,看穿並受挫於權力政治在國際援助場域的操弄而遠離,落腳於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定居區,進入苦難現場直視流亡者的生命經驗,從與受難者互動的當下尋求超越的動能。人類學田野方法中「研究他者」的方法,必須設身處地,以參與者的角度進行觀察,從而培養出能客觀地理解自身的能力。這一般指涉的是「文化」層面,但本書作者則更往前拉近距離,貼近與她年紀相仿的流亡藏人,觀看到個人生命歷程的苦痛,而誠實地反身自我揭露。這不只是一本描寫流亡底層的日常經歷,或是藏人流離的民族苦難,更是作者的一段「成為西藏人」的生命旅程。

■流亡日日:一段成為西藏人的旅程
 鄧湘漪著,游擊文化,350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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