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學迴鄉之3:藍博洲

【第三場】
藍博洲:一個莿桐女子之死
從高草談1950年代的雲林縣白色恐怖


在暑氣蒸騰的午后,報導文學作家藍博洲來到雲林虎尾高中,因應地緣,他特地以1950年代的高草事件為題,縷述那段被掩埋在時光煙塵下的過往。虎中前身即為高草母校虎尾女高,更是別有蘊意。現場聽眾踴躍且多元,包括虎尾女高50年前校友、好奇故鄉軼事的莿桐住民、刻正編纂鎮誌的文史工作者,以及諸多尚未認識腳下土地的年輕朋友們齊聚一堂,共同回顧島嶼的傷痛,理解歷史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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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雲林縣政府文化處、國立虎尾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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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鄭景懋,檔案照片提供/藍博洲,現場攝影/蔡昀臻

 現場的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講很特殊,這輩子難得碰到這樣「冠蓋雲集」的場面,好像我在選立法委員一樣(笑)。2004年我曾被侯孝賢導演找出來,到苗栗去選立委,那時候我們知道一定選不上,也沒有錢,就弄了一個行動書房。因為很多偏鄉連一個書店或圖書館都沒有,我們就用卡車裝了一些書,一些文化界朋友把賣不出去的書捐給我們,讓我們到處去做文化宣傳,我覺得玩得很有意思。這個演講也是台文館針對偏鄉設計的活動,我今年也擔任文化部一個文化偏鄉補助計畫的評審。這都是很好的,把很多資源分到都市以外、分到平常接收不到文化資訊的偏鄉,對整個台灣社會的發展是比較好的。

今天來到虎尾高中,或者說是虎尾高女,恰恰就是今天要報告的主題:「高草」的母校。不管是有意無意,都特別有意義,尤其對高草來講,我想她在天之靈看到有這樣一個集會,有這麼多她的學弟、學妹們來聆聽她的故事,她應該感到很欣慰。

今天的活動不是人權演講,主題還是文學。今天要講的,可能有些人聽了不會很高興,可是沒辦法,因為我講的是歷史。講歷史一定要回到歷史的情境,不能用今天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語言,來看待過去的歷史人物,這樣的話就不要談歷史,因為對歷史人物不公平。因此,也不要因為我講的內容,就認為我跟他們是一樣的,這樣又回到白色恐怖時代的問題了。

今天我會從高草切入,去談整個雲林在50年代白色恐怖受害的情形。我不是雲林人,怎麼會知道高草?是因緣際會。1976年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我是個文藝青年,鄉土文學論戰對當時唸高中的我,產生了一定的思想啟蒙與改變。作為一個喜歡文學的文藝青年,不能只是關在房間裡抽著菸,想著虛無飄渺的東西等靈感來,而是要關懷社會現實,要理解這個社會是怎麼構造的?這個社會有什麼矛盾?搞文學的人能用什麼方法來改變這些社會問題?鄉土文學論戰的影響讓我有方向上的改變。可是另一個問題是,以前中了西化的、像存在主義之類的毒又很深,所以當兩個文學方向較勁時,雖然我認為鄉土文學的論述是對的,但又受到以前所讀的很多西方文化拉扯,所以寫作上沒有能力寫出鄉土文學真正要傳達的社會問題,沒辦法用創作來表現這些問題。後來我想到,我應該做報導文學,通過報導文學做很多田野採訪,瞭解真正的社會現實是什麼樣子。因為我們的生活經驗很有限,因此要從這裡找到一條路。

1987年,我到小說家陳映真辦的《人間》雜誌工作時,剛好是二二八的40周年。因為我比較關心歷史現實,所以參與製作了二二八專題,在偶然的採訪中,我才知道二二八之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當時也不知道,在那之前只有陳映真寫過,在他寫的幾篇小說裡面,他也不敢講得很清楚,比如說關鍵的1949年秋天發生的基隆中學事件,他也只能用「K中學事件」表述,不敢直言基隆中學事件。而我是在採訪台灣民眾史的現場,知道了以前我們不知道的歷史,所以我整個人就掉進了那個歷史現場。

我本來是要當小說家的,大學時代寫了一些小說,也出了小說集。可是我當時覺得,寫不寫小說都不重要了,我應該要把這些被歷史掩埋的台灣人物,一個一個寫出來。後來我寫了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喜歡文學的人都知道,他是小說家又是聲樂家,人長得很帥。在採集資料的時候,我去他台中師範的同學江先生家裡採訪,那個晚上也住他家。那時他有一個從火燒島回來的同學來看他,那天我就認識了這個火燒島的難友,後來知道他叫廖清纏,是雲林二崙人。

我後來看了日本警察沿革誌才知道,日據時期廖清纏去日本金澤四高留學的時候,就參加了學校的左派運動。所謂左派就是社會主義,那是當時的思潮。廖清纏在金澤四高參加了赤色後援會,後來去坐牢,回到台灣以後,他在大戰末期沒辦法從事政治運動,就做了醬油株式會社的理事長,這是雲林縣很重要的歷史。光復之後,他被選為第一屆大台南州的參議員,就是我們雲林地區的參議員,也主持農會,等於是地方的頭人。

廖清纏的出身很窮,後來到二崙廖家做人家養子,養父因為是地主,所以有錢讓他去日本唸書。也因為有這樣的背景,他到日本留學,接觸到了那些社會主義思潮,他整個人生就不一樣了。光復以後,他先在雲林地區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後來看到了台籍國民黨員的墮落,他對這些人感到失望,慢慢地看法有一些轉變。二二八以後,他們組織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二崙支部,一路發展下來,然後跟台灣的共產黨地下組織接上關係。到1949年白色恐怖,這些人就一個一個出事了,我想這個在地人都清楚,整個雲林縣白色恐怖,這是一部分,包含廖清纏、鍾心寬、廖學霖、廖學信這些人。後來我在採訪廖清纏的時候,得知廖學霖就住在他們廖氏的祠堂裡,已經發瘋了,因為他被捕以後出賣了很多人,有一些很複雜的原因。

這是在地的部分。雲林縣的白色恐怖還有另一條,就是高草。她跟廖清纏這些在地農會組織是沒有關係的。雲林地區是農業縣,當時老蔣的國民政府從大陸被趕過來以後,開始要拉攏人心。當時國民政府跟台灣本地的地主還沒有利益掛鉤,又因為有過二二八事變,知道本地地主對大陸的國民黨有一定的對抗性,所以他們從內戰失敗的經驗知道,要通過土地改革來鞏固他們統治的基礎,一方面土地改革能打擊本地地主的利益,另一方面主要是拉攏廣大佃農,同時也把共產黨在台灣發展的社會條件都瓦解。

這就很複雜了,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組織像廖清纏這些人,都是農會、水利會這些在地的有志知識青年。他們落實國民黨政府的土地改革政策,認真地推行三七五減租。他們支持國民黨,去幫助佃農跟地主鬥爭、打官司。老蔣就通過土改達到他政治上一石三鳥的政策,不僅打擊了地主,拉攏了佃農,也瓦解了共產黨地下組織發展的社會條件。所以後來他們在逃亡的時候,本來還有人收留,到後來不但沒有人敢收留,甚至有些佃農還跟這些逃亡的知識分子說:「你們共產黨來了,也不過就是給我土地,現在這些國民黨都已經給我了,我不需要冒著殺頭的危險收留你們,請你們理解。」這是當時的歷史條件及台灣的社會狀態,也可以看到白色恐怖背後的經濟條件是在這裡的,老蔣怎麼利用這個玩他的政治手腕。

另一個白色恐怖的政策是「抓匪諜」,抓到一個多少錢,組長級的多少錢,其他等級的多少錢,後來還為此提升被捕者等級,這樣獎金就比較多,甚至還有把人槍斃以後查封財產、占有老婆等等情況。在這樣的反共政策之下,整個社會全面形成了白色恐怖的氛圍,比二二八還可怕。其實二二八不可怕,因為若二二八可怕,就不會有廖清纏、鍾心寬、廖學信、廖學霖等人在二二八以後,投入真正的革命運動,只是經過白色恐怖以後,整個歷史就亂了套了。這些人是在二二八過後投入革命,而不是現在講的,因為二二八,所以台灣人不敢參與政治。不是這樣的,恰恰是因為二二八事件,反而使得台灣青年勇於投入改造社會的行動,雖然他們知道會殺頭。

按照我的調查,高草應該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走上她人生的悲劇之路,讓她在廿幾歲就走上馬場町行刑的歷史道路。

這是高草就讀虎尾女中的照片。

這是她妹妹高粉,20歲的時候與高草一起被抓,當年我採訪她的時候拍的。

二弟高有

同年堂兄弟高獅

1993.12.24 莿桐高家

這是我在莿桐拍的,她弟弟高有,堂兄弟高獅。

我大概是1993年採訪到高草的妹妹和弟弟。那時我在雲林地區做田調,做了很全面的白色恐怖調查,可是一直都沒有受到雲林地方官員的重視,包括之前我一個前輩是報導文學家,時任文化局長,可能因為黨籍不同,他也沒有支持我做這件調查出版的事。如果你們真的覺得這個該支持,就把我以前做的調查落實下來,我相信我以前做的東西,現在中研院都做不到,因為這些人都不在了。

蕭道應與黃怡珍夫婦

當時有兩位影響高草很重要的人,在廣東花地的教官蕭道應及黃怡珍。蕭道應是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第二名畢業,當時台灣人沒有得第一的,因為日本人不會讓台灣人得第一,所以他是第二名畢業。他在1940年就到大陸參加國民黨組織的抗戰,後來看到國民黨的腐敗,他就從丘念台的「東區服務隊」,走到共產黨的「東江縱隊」。那時候共產黨還沒有條件腐敗,但現在共產黨也有很多腐敗的黨員。歷史是這樣的,任何一個黨,之前是進步的,掌握權力後墮落腐敗,老百姓就會讓你下台,我想這是歷史規律。所以在講這個的時候,也不要把他們那時的共產黨跟現在的做對等,我認為就回到當時的歷史環境,去理解我們台灣前輩所走的路。

另一位是石聰金,他跟高草在抗戰勝利之後,一起被收留在廣州花地由丘念台辦的一個叫「台籍官兵集訓總隊」,他們是在那裡認識的。本來石聰金想跟高草結婚,可是當時高草大概已經決定要搞革命了,所以就沒有接受他的追求。

蕭道應與石聰金在嘉義新港張志忠墓

照片上是蕭道應與石聰金在嘉義新港的張志忠墓前。張志忠是很重要的一個人,我寫過一本書叫《台共黨人的悲歌》(台灣人民出版社),就是寫張志忠的故事。如果要瞭解台灣的二二八,要瞭解台灣的白色恐怖,以及這些地下革命活動,不知道張志忠是無法瞭解的。包括二二八所有的武裝行動、嘉義的民主聯軍、台中的二七部隊,都是張志忠一個人在搞的。還包括二二八以後,1947年10月搶奪雲林派出所的行動,也是張志忠策劃的,但一般人很多都還是不曉得。

後來張志忠的所有手下都被抓完後,蔣經國一直勸他投降,但一直被他拒絕。他跟蔣經國講過:你也幹過共產黨,知道我們是怎麼樣的,你別白費心機了。聽說他要被槍決時,蔣經國很禮遇他,那時候影像設備很少,還特別將他槍決的過程紀錄下來,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太太比他還早槍決,到了1968年,他們留下的一個兒子在當兵的時候被情報部門弄去,本來要派他到大陸去做敵後工作,但他兒子知道後,就在台北西門町的一間旅館,按照柏楊的說法是自殺,可是按我的調查,他應該不是自殺,應該是被情治單位搞死以後,製造出自殺的場面,然後叫柏楊去收屍,柏楊就把他寫成一篇雜文發表。張志忠是台灣歷史非常重要的一個人,但一般人都不知道,包括搞台灣史的都不知道,我們台灣還有很多歷史是不被知道的。

丘念台

這是丘念台在花地集訓總隊。高草被捕以後,1951年12月6號判決前,還給她弄一個形式上的公設辯護庭,其實那是假的,只是代表我們還是有照規矩,給你提出一個公設辯護庭。12月7號她就被判決死刑了。

底下給大家看一些歷史文件,代表我所講的並不是虛構的小說情節,這些都是真實的,而且都是有檔案的,這些檔案現在都解禁開放了。

1951.12.06公設辯護書

1951.12.06公設辯護書

1951.12.07(40)安潔字第4664號判決書

1951.12.07判決

1952.01.08軍法局的高草等案卷

1952.01.08保安司令部呈報參謀總長判決結果

1952.01.12國防部呈報總統核示

1952.02.11總統府電告國防部:蔣批可也!

1952.02.19國防部電告保安司令部老蔣的核示

1952.03.18保安司令部呈報國防部高草等於1952.02.22槍決

保安司令軍法處判決高草死刑後,1月8號保安司令部總司令吳國楨就要呈報給他的上級,也就是國防部參謀總長周至柔;國防部再呈給總統府的老蔣批示,當時所有槍決的判決結果都要經過蔣介石的批示。蔣介石1952年1月12號批可,總統府2月11號就回電給國防部,國防部再轉達給保安司令部說「蔣批可也」,然後保安司令部再交給憲兵第4團執行,於1952年2月22號槍決高草。

1952.03.22國防部呈報總統備查

1952.03.25總統府准予備查

1952.04.01國防部電告保安司令部奉准備查

我在寫高草報導的時候,還看不到這些官方的文書,所以當時高草家裡也不知道哪一天槍決的,開放之後才看得到這些檔案。槍決後,3月18號保安部司令部要向國防司令部報告,說高草本人已經槍決了,而且還要附高草槍決前拍的照片,然後國防部還要再跟總統府報告,總統看過後就准予備查,國防部再轉交給保安司令部,整個公文流程是這樣。

1952.04.26保安司令部報請國防部核示查封高草等財產

1952.03.21高草個人財產清冊

高家財產清冊

照道理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可是他們這些人還想查封財產。中華民國雖然亂,但還是有規矩的,按規定查封財產需要呈報,因此保安司令部就呈報給國防部,還要有高草財產清冊。

我們看高草有什麼財產?皮箱一個,用了6年;行軍袋一個,用了5年,這是高草僅有的財產。所以白色恐怖年代你說它荒謬嗎?但它又很有規矩,不過我知道有很多都沒有規矩,我的理解是因為這個人什麼東西都沒有,所以才很認真呈報。負責查封的有雲林縣警察局刑警隊,還有莿桐派出所,所有人都要具名,所以它很有規矩、有法律,可是就因為他沒東西好封,才比較認真,真的有錢人他把你占了你都不知道,他也不會報出去。

還有高家財產的清冊,包含土地、房子,動產有豬2隻、腳踏車2台、神明桌1張、八仙桌1張、吃飯用的竹桌。看這些東西是非常荒謬的,以前我沒看過這麼認真守規矩的報告,因為我看過太多沒規矩的,把人家房子占了的,像當時台灣最有錢的劉明,財產被占了到現在都弄不回來。像呂赫若的財產也是被占了,而且到現在都還領不到補償金。因為他沒有經過審判,是在山上被蛇咬死的,所以他沒辦法申請補償。我曾跟他的兒子說:「要不要我們文學界幫你搞個公聽會?」他說麻煩,爭回來兄弟又要吵架所以就算了。這就是歷史的悲劇。

家人生活情況

1952.05.01國防部電告保安司令部:財產無多准免執行

還有高草家人的調查,家裡有哪些人。匪諜高草,27歲,槍斃前身分是護士,她的父親、母親、弟弟、妹妹,家裡九族關係有哪些人都要弄清楚,這是歷史真實的狀態。因為根據二條一,判決死刑、褫奪公權終身,還要沒收他的財產。他們看一看財產就一個袋子,家裡也沒什麼,竹桌要了也麻煩。最後國防部告訴保安司令,財產沒多少不要執行,因此准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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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高草是在1987年。因為採訪呂赫若的同學認識了廖清纏,後來又在苗栗苑裡認識了石聰金老先生,我才第一次聽到高草的名字。後來又從石聰金那裡知道她的老師黃怡珍及蕭道應先生,剛好我在其他題目也採訪認識他們,所以慢慢把高草的生命背景調查出來。後來又經過廖清纏先生的介紹,到莿桐找到高草的家人,花了大概十幾年,才勉強拼湊了大概1萬多字,關於高草的故事及介紹。我自己昨天再看一遍,覺得還是有點簡單,可是沒辦法,她的材料就這麼多,我也不能瞎編。現在又多了一些材料,也許在改寫的時候可以把它寫得更豐富。

高草1925生於雲林莿桐,父親高岳是開雜貨店的,本來家境不錯,因為日本時代開個雜貨店是很不錯的,他一直也很疼愛高草,想培養她讀大學。同一年,石聰金先生也在苗栗苑裡的一個佃農家庭出生,一直到1945年,二個人的生命才有交叉。也因為有這樣的生命交叉,加上後來的歷史變動,他們就牽扯出另外一個可以用小說去處理的大時代台灣青年男女的故事。

高草在1933年就讀莿桐公學校,她跟堂兄高獅同班。按照高獅的講法,他們每天一起上下學,高草很乖巧、功課很好。中間發生1937年日本皇民化運動、蘆溝橋事變等。1939年高草從莿桐公學校畢業,進入西螺公學校高等科就讀。高等科就是要準備考中學校,一般是讀2年,但是她只讀了1年,因為剛好1940年4月台南州立虎尾高等女學校成立,她就考進虎尾高中的前身,成為第一屆學生。我們知道同一年日本殖民政府開始進行「改姓名」的運動,所以你可以想像,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氣氛是什麼情況。同時,跟高草生命有關的蕭道應從台北帝大畢業,他跟鍾理和的哥哥鍾浩東、蔣渭水的女兒蔣碧玉一起組團到大陸參加抗戰。那是另外一個故事,我已經寫在《幌馬車之歌》(時報)裡,侯孝賢拍的《好男好女》也是在講這個故事。這跟高草沒有直接關係,他們後來是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才在廣州交集在一起。

1941年,殖民當局成立了「皇民奉公會」,是推行皇民化運動的中央機關,包括在文學上,他們也成立了一個皇民奉公的雜誌,就是西川滿的雜誌。後來呂赫若、張文環才另外成立一個雜誌跟他們對抗。在社會上,包含特別志願兵,以及針對婦女在全台成立50所「婦女訓練所」,不是慰安婦,而是誘騙未婚的台籍女子做救急、看護的訓練,每年有6千人以上,訓練以後當然是派到戰地做護士。我採訪到很多當時的台灣婦女,都像高草一樣,自願或半自願的去了婦女訓練所,然後被派到華南或其他戰場,因為語言上的因素,所以大部分都是派到華南,高草也是這樣。

高草1940年進入虎尾女高,1943年畢業接受訓練,被徵調到華南當護士,所以才會在1945年9月,加入了丘念台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台籍官兵訓練所」,這裡主要是收留這些滯留在廣東地區的1300名台籍日本兵及300名護士。按照丘念台所講的,人數就是這麼多,但按照石聰金講的,後來擴大到了5000人。他們為這些準備要遣返台灣的台籍男女青年,做一定的心理輔導及思想教育,這裡的教官包括台灣文學界非常有名的王詩琅。我們知道王詩琅在廣東地區當過記者,大概就是戰後他在花地做教官之前。這些來自殖民地台灣的人,那時候很多思想是不清楚的,所以會有一些輔導說明,告訴他們:你們是中國人。現在講這個話很奇怪,因為現在許多人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在1945年那時候,教官會跟他們說你們其實是戰勝的,不是戰敗的,慢慢改變他們的想法。因為經過了殖民統治50年,經過皇民化教育,改變了很多人。

因此,這些比較進步、思想左傾的,包含高草、石聰金等人就成立了「新台灣建設協會」。如果你去看台灣歷史,你會看到包含二二八事件,主要參與者都是當過日本兵的台灣人。就我的觀察與理解,這些日本兵有兩種發展,一種是極右派,到現在還懷念日本軍國主義,認為自己是皇軍,崇拜靖國神社;另一種是左派的,相信社會主義的世界觀,支持共產黨革命。所以你去看歷史會很有意思,同樣時代的人,當時莫名奇妙地被騙去當日本兵,在後來的歷史轉換過程中,不同的際遇、接觸不同的思想,對客觀世界有不同的理解,走的路就不一樣。我沒有說誰對誰錯,它就形成了這樣的歷史現象。台籍日本兵就是右跟左派,沒有別的,極右派的到現在都還是一樣,雖然日本人不把他當一回事,他還是認為他是皇軍。我們要知道殖民地的台灣,台灣人原本沒資格當日本兵。日本人認為他們是皇軍,不會讓殖民地台灣人當日本兵,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兵源不夠,才開始徵台灣人。而且徵調台灣人比朝鮮晚了4年,因為他知道台灣很多人認為大陸才是祖國,他不信任你,認為你隨時會倒戈。後來實在沒辦法,沒有兵了,日本才開始徵調台灣人。

1946年,高草跟黃怡珍等人,一起從花地回到台灣,高草到莿桐國小教書。同一年8月,蕭道應的同志鍾浩東當了基隆中學的校長,黃怡珍也到基隆中學擔任國文老師。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花地集訓總隊的兩個男隊員石聰金跟黃培奕,又跟蕭道應夫婦聯繫上了。由於黃怡珍跟高草很好,她知道高草一直與石聰金保持連絡,就透過石聰金,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清明節前,要回南部的家中看老母的時候,在斗六下車到莿桐找高草。那天晚上,黃怡珍住在高草家裡,她剛去的時候高草還沒有放學,高草的媽媽還跟她抱怨說,不曉得這個女孩子怎麼回事,嫁妝什麼的都準備好了,她就是不嫁,不知道腦袋在想什麼。

可是那個晚上,按照我採訪黃怡珍的講法,她們談到天亮,高草一直跟她談兩個問題。一個是二二八事件怎麼會發生?是怎麼回事?另一個是事件發生以後,台灣的未來怎麼辦?也就是說,她自己在找自己的出路,她把黃怡珍當成老師,事實上也是。通過這一個晚上,高草大概也解決了她的一些疑問,甚至談完以後,還偷偷要黃怡珍教她唱國際歌。後來她們突然聽到外面有一些石頭敲擊屋頂的聲音,她還以為是唱太大聲吵到人家,往外一看,原來是在下冰雹。這可以去查一下雲林歷史,看1947年清明節前是不是有下冰雹,我想她不會亂講。這是很重要的細節,比如說我們要寫小說,因為時間、年代等都是死的,所以細節很重要,讓我可以去理解當時的情境氣氛。

那一年10月25號,同樣是雲林人的李萬居創辦了《公論報》,成為台灣民主運動很重要的媒體。他原本在《台灣新生報》,也是中國青年黨的,二二八事件後他被貶下來,就自己成立《公論報》。李萬居後來也跟蘇東啟、雷震等人想成立新的政黨。由於石聰金和黃培奕兩人曾經在新生報與李萬居討論過失業問題而搭上線,李萬居辦《公論報》後,他們兩人也擔任了報紙推銷的工作。

1948年3月,石聰金家裡沒經過他同意,就幫他決定了一門親事。由於石聰金這段時間一直都跟高草保持著書信聯繫,因此緊急寫信給高草。那個年代的人講得很白,石聰金希望高草能跟他結婚,不然家裡就會逼他,但高草也講得很白,她要石聰金照老人家的意思,他們兩個人永遠都是朋友。據石聰金的講法,可以想見高草當時已經有所覺悟了,她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所以根本沒去想兒女私情。同一年7月,高草要石聰金介紹她到台北工作,因為她不想待在雲林了。那年暑假,高草就到《公論報》上班,住在《公論報》的二樓宿舍。9月,石聰金回苑裡結婚,高草也回莿桐辭掉學校教職。12月,黃怡珍因為生產,從基隆中學轉調到台北一女中擔任庶務主任。1949年1月,石聰金與黃培奕辭掉《公論報》工作,黃培奕回故鄉鶯歌,石聰金到桃園十三份,開闢一個專門收留政治流亡者的基地,後來也回到苗栗從事農民運動。當時共產黨的農民運動支持國民黨的三七五減租等農民政策。5月20日實施戒嚴令,這個時候高草大概也辭掉《公論報》工作,通過蕭道應的安排,到台大醫院當護士。

到了8月底、9月初,基隆中學出事,鍾浩東被捕,也就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開始。那時候黃怡珍、蕭道應聽到基隆中學出事,他們也開始準備逃亡了。由於他們有間接的關係,蕭道應就幫新生嬰兒辦了場滿月酒,總是要偽裝一下假裝沒事,然後他們在第二天撤退,把黃怡珍送回了汐止山上的老家。後來一個跟高草有關的台大工學院學生自治會主席王子英,也因為遭政府通緝開始逃亡。他後來通過高草逃到雲林,也牽扯出雲林地區的白色恐怖案件。12月,內戰敗退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北,各系統的特務機構,什麼軍統、中統,通通集中在台灣。原來是在中國這麼大的地方抓匪諜,現在集中在一個小島,可以想見當時情況的嚴厲。12月10日,保安司令部公開宣佈破獲《光明報》以及基隆中學市委會案,而且槍決了4個基隆中學的老師,這些都是外省人,像鍾浩東這些本省人都判管訓。

這要怎麼理解呢?老蔣一直在韓戰發生以前,都不敢殺台灣人,他殺的都是外省人。這段歷史跟現在認為的不太一樣,現在都認為國民黨迫害台灣人,但其實國民黨不只迫害台灣人,國民黨迫害外省人比迫害台灣人還厲害。因為當時很多到台灣教書的外省年輕老師,他們基本上沒什麼親戚、朋友,因為大陸在內戰,所以他們來台灣教書。把這些外省人殺死,就像酒駕撞死野狗一樣,沒有什麼後遺症。可是你殺了任何一個台灣人,情況就不一樣了,每個台灣人後面都有他的親戚朋友,有他的同學,有很龐雜的社會關係,而且當時才剛經過二二八事件,所以老蔣不敢。

更重要的是,當時老大哥也已經不支持他了。1949年8月,美國發表中國問題白皮書,已經把蔣介石放棄了,美國在重新培養他的代理人,一個是保安司令部的吳國楨,另一個就是孫立人。沒想到在這個過程中,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美國基於太平洋的戰略利益考量,不得不又與老蔣有一定的妥協,包含內部軍方與國會之間的矛盾,所以美國就犧牲了孫立人,老蔣馬上就以匪諜的名義將他抓去關。老蔣也知道美國想用孫立人取代他,所以形勢一變,他馬上整肅孫立人,這就是孫立人事件的背景。但蔣介石也付出代價,美國不讓他反攻大陸,不讓他參加韓戰,蔣介石當時想渡過鴨綠江反攻大陸,但美國不讓他參戰。從此,美國就制訂了一直到今天都沒解決的、兩岸之間要死不斷氣、既不能統也不能獨的關係。大概要很長的一段時間,除非兩岸的老百姓有能力將美國的干涉排除,說我要獨立或統一,不然這樣的狀態還會持續很久。

高草的個人悲劇,跟其他台灣青年一樣,也是在這個歷史架構下被決定的。韓戰爆發以前,槍決的都是外省人,韓戰發生以後,馬場町開始「秋決」,每天都有台灣人被槍決。到了1950年,後面的逃亡就很曲折了,包含蕭道應、黃怡珍等人都逃到雲林,高草也逃到屏東茄苳的蕭家等等,轉來轉去。當時共產黨地下組織有一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是由張志忠、蔡孝乾1946年回來時成立,但1949年年底張志忠被捕,1950年初蔡孝乾被捕。一直到1950年5月,他們在三峽、鶯歌一帶成立了重整省委會。8月,按照安全局的資料,他們成立了一個資料小組,由王子英擔任組長,負責收集資料,但這個真真假假就不曉得了,這是安全局說的。

安全局檔案指出,1951年1月,高草向蕭道應要求要寫鋼板,翻印《新民主主義論》,以擴大宣傳,並奉蕭道應的命令擔任南部聯絡工作,掩護黃怡珍、石聰金、郭慶等人逃亡。我問了蕭道應,他說沒這回事,這個是虛構的,是國民黨為了要判高草死刑,加重她的叛亂行為與革命行動。那年春天,王子英就由蕭道應引導、通過高草,轉移到雲林土庫一位叫謝達的家中,結果謝達因為收留了王子英,一家三代被槍斃了2個,其他還有坐牢的。

5月18日,內政部調查局會同雲林警方,根據密報逮捕了雲林在地的廖學信、謝達,還有台北的王子英等9人。5月20日根據他們的口供,又逮捕了雲林在地的郭慶等人。後來郭慶遭槍決,他的墓塚是在六張犁被發現的。6月1日,情治單位成立了一個「特種聯合小組」,同一天午夜,安全局的資料說,他們是根據王子英的口供,也就是王子英供出是高草帶他來的,所以25歲的高草就在莿桐,跟她的妹妹一起在睡夢中被叫醒,與其他共10人一起被帶走。根據黃怡珍轉述,當時逮捕高草的警察用很嫌惡的語氣跟她說高草被捕的過程,還說高草被捕時剛好月事來了,一路就滴著血。黃怡珍覺得這個特務警察實在很沒天良,至少應該讓她處理一下。2個月以後,高草的母親從台北帶回什麼都不曉得的20歲妹妹高粉,但都沒有高草的消息。

同年11月28日,各大報刊載了王子英「轉向」的聲明,就是他政治投降的公開聲明,王子英因此活下來了。後來我一直沒辦法採訪到王子英,我有通過一些人聯繫,但他不願意接受採訪。我們也不能責備,當時他可能經過天人交戰,決定要活下來。我曾經採訪過一位自新的人,他也是台北的知識青年,他說他當時才22歲,他不想死,他想活下來。他也沒出賣別人,他是出賣自己,做出政治選擇而已。他很坦然地跟我說,而我也能理解。但王子英就不只如此,從這個材料來看,可以說高草會出事就是因為王子英,因為禁不起刑求,把其他人說出來,所以高草才有後來的命運,我想他良心也有一定的壓力。

按照黃怡珍的說法,高草被逼迫要寫自白書,她也很痛苦,她怕這樣寫會害到黃怡珍老師,但她不曉得黃怡珍根本還沒被捕,人還在山上逃亡。如果她知道的話,講出來也就沒事了,但當時她不曉得,這就是當時很複雜的情況。她替人設想,後來命運就是如此;但她若自私一點,可能就活下來,我們今天也不會在這裡談高草了。

到了12月26日,開了形式上的公設辯論庭,直到高草被槍決、財產被查封。中間保密局,一直到保安司令部等等的過程,我找不到跟她一起的人可以採訪,來理解當時的情況。連她家裡的人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被槍決,根據高獅的說法,他們後來是看到報紙,才到台北六張犁輾轉把高草送回家鄉,這大概就是高草的故事。我們來看一段影片,講的是高草跟石聰金的故事。

 


總策畫:楊渡/企劃:藍博洲/導演:王育麟/發行:南方家園

 

剛剛那段布袋戲是台灣文學史很重要的作品,是二二八之前的一齣戲叫作「壁」,劇作家是簡國賢,導演是宋非我,他們因為演了這齣戲所以被通緝了。後來簡國賢逃亡到石聰金所發展的十三份,後來也被白色恐怖抓去槍斃。宋非我則是被關了一段時間後,從日本逃到中國大陸,後來又被謝雪紅檢舉他是國民黨特務,在反右運動遭批鬥。幾年前他從香港回到台灣,他的兒子不孝不認他,所以後來住到老家台北社子的豬寮。我後來有找到他,他很訝異我怎麼會知道他,他認為已經沒有人知道他了。事實上除了老一輩台灣文學界,的確沒有人知道他,因為我在做這方面的調查研究,所以我知道他,而且知道他的重要性。後來他把一些作品交給我,說那些是國寶,包括他很多的台語敘事詩,比現在很多台語文學的作品都要好,我後來也整理了一些發表在《聯合文學》,包含他用台語寫的二二八長篇敘事詩,都是非常好的台灣文學材料,連台灣文學館可能都還沒重視到。包括他在大陸寫的很多「鬥嘴鼓」,他可能就是閩南「鬥嘴鼓」的創始人,他把民間「鬥嘴鼓」整理、發揚光大。由於他回來也沒有受到重視,後來又回到泉洲,共產黨每個月都還是有給他錢,但他一直喝酒,喝到後來被車撞死。

一個台灣文學界很重要的人物,命運就這樣,因為他演了這齣戲,這戲反映了台灣社會現實的矛盾。「壁」就是階級的象徵,一邊是有錢人,一邊是窮人,一牆之隔,就像戲中表現出來的一樣,有錢人囤積居奇,開舞會,連和尚都一起開,包含當時的官商如何勾結,一般老百姓是餓到沒東西吃,只好一家去自殺,這也是後來會發生二二八的原因。這部戲很重要,當時它在中山堂演的時候,每天都爆滿,結果這個導演和劇作家因此上了黑名單,說他們在挑動階級鬥爭,他們因此就有另一個命運。這跟高草沒有直接關係,可是跟石聰金就有關了,包括簡國賢,後來他們一起逃亡。

剛剛講的幾個段落包含紀錄片,沒辦法講得很完整,如果覺得文學性不夠就請去看我的書。最後的時間,我們開放互動交流,尤其年輕的高草學弟妹們,有什麼問題我們大家一起討論。

【Q & A】

問:在1993年訪問高草家屬的時候,他們是怎麼看待這段歷史?

藍:家屬是比較辛苦的,原因之一是那個恐怖。雖然1993年已經解嚴了,但恐怖一直都還在,而且家屬都搞不清楚怎麼回事,那個恐怖在當時還是很明顯的。另外,因為整個社會持續的氛圍與思想,都還是反共的,而高草是被以匪諜的名義槍決,所以他們就像被當作愛滋帶原者一樣對待,他們是見不得人的。

我的立場是不做判斷,但如果要談高草,必須要尊重她,理解她為什麼會這樣。可是我們整個社會是把她當成「匪」,這時家屬就產生了另一重悲劇,有些受難人的子女,會說自己的父親是很優秀的,不可能會是共匪,他們不能接受他父親的想法。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很替他們難過,因為你如果不能理解你的父親、不能認同你父親,那你的愛是怎麼回事?而且你還站到你父親的對立面,這是最大的悲劇。可是我不會怪下一代,因為他們是接受當時最嚴厲的反共教育。

這不是說共產黨就是對的,但他們的父祖輩在槍斃前喊的是什麼口號?你可以不認同,可是你要理解。但恰恰又不是這樣,這很矛盾,因此對於下一代就有另外一重的折磨。我碰過太多這樣的人,這對受難家屬是最可悲的,也是很痛苦的。除非整個社會變得比較健康,可以用健康、正常的態度去面對。就好像我們不是一再地講多元嗎?一再地講思想、言論自由,把它們當作一種言論、一種自由來客觀地看待、去理解。你可以不支持、不同意,可是你不要還沒有了解,就跟整個社會一樣。他們說,他們就像被社會當成愛滋病一樣。

到今天還是這樣,比如很多政治人物鬥爭的時候,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扣一個紅帽子,而且不只台灣,這是世界性的。我認為在理解之後,我們會用一種比較好的態度來看待歷史,因為我們談歷史是為了現在和未來。我談這個歷史不是為了宣揚,也不是為了要扣人家帽子,我寫這個也會被人家扣紅帽子的,但這也沒什麼好辯解。他說我要去宣揚共產主義,但我並不是,我跟人家講共產主義,人家也會以為我神經病,說你是誰啊,現在台灣還是這樣的。但你要去理解像高草這樣的人是怎麼來的,她1925年生、虎尾高女畢業,為什麼她的人生會走到這裡。作為一個報導者,我要去理解,我要理解了才能告訴讀者,如果我不理解,我沒辦法寫這篇報導。

問:今天有很多虎尾的學生,我想為他們問問題。第一是報導文學現在有點冷門,在座同學都是很好的種子,如果他們有興趣,該怎麼入門?第二,藍老師對於台灣左翼有很多的同情和關懷,我很好奇藍老師寫的時候,是用以機緣、隨機的方式觸碰?還是有很完整周延的計畫?第三個問題,為什麼你一定要寫這些左翼人士,而不是我們現代其他的題材?

藍:這三個問題可以綜合起來談。我不是隨機寫作,我雖然是偶然知道這個歷史,但這裡面一定有它的必然。必然是什麼?因為台灣的社會存在過這段真正的歷史,只是一直沒有人有機會碰觸到,包含這些受難人都不能跟自己的兒子、女兒講這些事情,還在反共戒嚴的時代氣氛,什麼都不能講。我會碰到這些議題大概是1987年解嚴前,二二八40周年,主觀上是我自己有關心的熱情,我想知道台灣的歷史,我參與黨外運動,一直聽前輩講以前台灣好像發生過什麼事情,那時候國民黨殺了多少台灣人。當時都還沒有二二八這個名詞,我們都聽很多前輩講,後來才知道那是二二八。但二二八是什麼?也沒有多少材料可以看,是後來慢慢透過吳濁流的一些作品,才慢慢知道什麼叫二二八。在瞭解二二八之後,才知道還有一個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我說的偶然是在這裡,這裡面一定有個必然。只要發生過的事情,它可以被掩蓋50年、100年,但時間到的時候,石頭都會講話。就像1993年六張犁事件一樣,這個歷史以前沒人談、沒人知道,經過50年後就跑出來了,因為它存在過,所以你怎麼蓋都蓋不住。這也是歷史研究的意義,只是該說我那時候是倒楣還是幸運,我被歷史選擇,這件事是由我來幹,但我也不清楚為什麼。

像我寫《幌馬車之歌》的第一個人物郭琇琮醫師時,馬上碰到我要怎麼寫的問題。我受到的教育及當時國民黨時代的社會,都說這些人是萬惡不赦的匪諜。可是我採訪後發現不是這樣啊,郭琇琮那時候32歲,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是台灣的菁英,日本時代因為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而坐牢,他一生就是要做史懷哲的事情。他在32歲被槍斃前,還叫家裡的人把他的屍體用火燒了,把他的骨灰,撒在他所熱愛的土地上,也許對老百姓種空心菜還有一點幫助。你說我要怎麼寫這種人?把他寫成學校教我的十惡不赦的共匪嗎?我寫不來。我只能如實地把我採集到郭琇琮這個人的材料告訴讀者,只能這樣。事實會教育人,我也是被這個歷史教育的,所以我變得不一樣了。因此,我也決定要一個個寫下去。如果年輕人願意走這條路,報導文學有各方面的題材,不只是這段歷史,只是我碰到這個歷史後,沒有時間再做其他方面的題目了,我就專注在這上面。

我一般不給年輕人建議,而且我也不敢害年輕人,因為我們自己路走得很辛苦,實在不鼓勵年輕人。但如果要寫作的話,還是要有基本的寫作訓練。一個方式就是多看書,而且多看好的、經典的文學作品,世界上留下來的中外經典作品,把你的眼界水平提高。另外就是多寫,自然你就會知道怎麼用文字表達這些東西,我想沒有別的辦法了。

如果你要做,肯定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報導文學,而且到後來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因為真正的報導是有揭露性的。但它的意義也就在這裡,它會告訴一些整個社會不想讓人知道的事,包括政治的,像美國的水門事件,可能主流媒體都想把它遮蓋的。報導文學的作者就要敢於冒這個危險,去做真實的報導,所以它有很多方面的辛苦,包括生命危險,更不用說物質上不會有錢,因為主流媒體不會支持你,更不會捧你,你的書也不會賣得多好,你會很辛苦。日本有個報導攝影家,兩夫妻搞了一輩子,沒錢只能吃泡麵,他來台灣交流,我們問他,他說20年後如果我來台灣你們還堅持,我們再來討論這個問題。這條路主流社會不會支持的,看你能走幾年。

報導文學是為弱勢者發聲的文學,我指的是真正的報導文學,不是報導化妝的文學。如果年輕人要做的話,可以從關注你身邊的問題開始,比如在學校就有一些問題,從那裡切入。我不是說叫你們校長下台,而是學校裡面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問題,真把它搞清楚,先不要站立場,很多事情先搞清楚,再來站立場。

過去對我有很多誤解,我從來不提什麼左,都是人家提的,我基本上不會用這個詞。人家說我是左派作家,我也不拒絕,我也不會說我不是,可是我不會強調我是左派作家。一個作家好不好是看他的作品,不是看他左派右派。比如我寫了《幌馬車之歌》,人家就會說我是中國作家,好像我不是台灣作家一樣。他要怎麼講我就隨他講,可是我寫的是台灣人啊,是台灣的歷史啊。那些名詞都不重要,而是你寫的是什麼東西,其他都是隨人講,重要的是你作品本身表現出來的內容。

像《幌馬車之歌》就是如此,第一版的時候,寫得稍微模糊,大家都會講,我發現各種派別的人都能接受,統派、獨派、左派、右派、中間派、自由派,各派的人都能從各自的立場做解釋。可是隔了10年後,第二版增加了很多材料、講得比較清楚的時候,沒人理我了,大家都不談了。不是我以前刻意模糊,而是我當時能理解的就這麼一回事,可是隔了10年這些材料更清楚的時候,大家都不談了。不知道我今年再版後會不會有人談,我覺得我寫得越來越好,可是我卻越來越寂寞。我覺得我一直在成長、進步,可是在台灣這個社會卻好像我一直在倒退。但這個就是現實,如果你也覺得這不是自己要的,那你就完蛋了,你要知道自己是進步的,甚至很阿Q的說,先知總是寂寞的。

問:從藍老師提供的高草資料,到底她的人格特質是如何,或者是不是有其他的活動或接觸等因素,讓她涉及到這些案件?另外,石聰金是否有留下當年高草寫給他的書信或其它的資料?另外為什麼石聰金沒有受到高草事件的波及?其中又意味著什麼?因為我最近在編寫虎尾鎮誌,雲林虎尾地區是否還有其他白色恐怖事件的相關人物?

藍:雲林縣包含虎尾有很多人,官方檔案裡也都有,可是光是按官方的資料寫,對這些先人是不公平的,因為他真正的情況不一定是這樣。所以還是要做一些田野的口述歷史採訪,而且不能只有一家之言,要很多方面才能理解中間的一些問題,這就比較複雜。像是高草的資料我都寫在上面,因為我也沒跟她接觸過,我都是根據和她相處過的人的敘述,把它們整理組織起來。

我們可以理解這個女孩子是有正義感的,人格上有一點理想主義。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堅持寫這些人物,最重要的不是為了左右統獨問題,而是我覺得那個年代的台灣人,有一種理想主義。這個理想主義是日據時期台灣很寶貴的傳統,可是白色恐怖之後,這個理想主義被徹底消滅了。白色恐怖對台灣的傷害,不只是它殺了多少人,而是把台灣整個理想主義的進步傳統通通消滅了。就像看布袋戲一樣,把正派的人都處決掉了,留下來是不正派的,這個社會當然有問題。老蔣說會抗日的一定會反抗國民黨,所以所有抗日的都坐牢、槍斃,重用一些漢奸。台灣這個社會的爛,不是今天才開始的,從那個時候就開始了,根源是在這裡。

這些都是台灣最進步的象徵性,這些人廿幾歲、卅初頭,基本上年齡都在35歲以下,就在馬場町犧牲生命。這些都是台灣的菁英,而且這些人家裡都是有錢人,他們好好日子不過,就是看到社會的不公平,覺得不能自己過好日子,希望社會能更公平。現在把這些人都消滅了,整個社會當然會麻煩。所以像高草這些人的人格特質,我想這是時代的,不只是她一個人這樣,但經過白色恐怖之後,通通都沒有了。

石聰金今天沒有交待,是因為主角不是他。他被捕的比較晚,也沒有被槍決,第一是因為他沒參加共產黨,因為他跟另一個人性格上有些衝突,就我的資料是陳福星,因此沒有讓他加入組織。可是他做的事保護了很多的知識分子,並照顧、幫助他們逃亡。另一個沒槍決的原因是還有人沒抓到,他的領導人張志忠也在牢裡跟他講過,不必每個都當烈士,能活下來就想辦法活下來。所以情治單位要他出去找另外那個還在逃亡的同志。一直到前幾年,有一天他打電話來,說原本他要去抓的那個人,一直沒被抓到,改名換姓跑到苗栗縣山區,當他知道他死了,他才覺得他的人生放下了一個擔子。他當然知道那人在哪,但不能講,他能活下來是因為這個,沒有別的原因。你看他的人生活得那麼慘、那麼正直。而且當時我帶一個導演去採訪他,導演也講他們想工作都做不下去,包含那幾個年輕工作人員,按照現在來說都是主張台獨的,石聰金就是所謂的統派,但這些年輕人在後面聽他講話,都在窸窸窣窣掉眼淚。這就是他們沒有碰到的歷史,統或獨沒有絕對的對錯,我覺得要先理解,包含這個老先生都有很多東西要理解。你們的統跟獨是一樣的嗎?不一樣嘛。像石聰金他們背後還有很多,但我沒辦法交代得很清楚,因為主角是高草。

至於雲林地區還有很多人,安全局的檔案都有,現在找他家人也沒用,家人什麼也不知道,現在要找,很多也都不在了。至於有關高草的資料,之前聯合文學出的《台灣好女人》這本書,已經是關於高草最完整的報導,如果今年有時間,我會把它再改寫,把後來發現的官方檔案做整理、補充。《台灣好女人》市面買不到的話,圖書館也應該都有。

One thought on “2015文學迴鄉之3:藍博洲

  1. 請博洲兄來指教、交流。,– 劉沅敬邀
    講題:日本殖民時期的殺戮政策真相
    講座時間:12月19日(六)下午2:00-5:00
    地點:五南文化廣場(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160號)
    主辦單位:中華保釣協會
    合辦單位:世新大學通識中心釣魚台教育計畫
    報名網址:https://goo.gl/9AL7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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