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文學迴鄉之7:吳明益

【第七場】
吳明益:失竊的單車與記憶
從浮光到單車失竊記

 


   今年暑假,小說家吳明益騎著一輛幸福牌老腳踏車,行遍全島,在各地獨立書店展開多場演講。這回他放下鐵馬,乘著火車來到基隆,與迥異於過往的聽眾群見面。他先回顧成長環境和求學歷程,闡述自己如何逐步建立對文學的理解,對作家行業的嚮往。繼而列舉佳作名著及其作者,敘說作家如何引領我們面對靈魂的深度。演講時而針砭文化教育現狀,時而以幽默言語演示小說家的說故事本領,全場笑聲不斷,會後台上台下並有深刻對話。

吳明益在基隆演講。(周月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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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基隆市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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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佐渡守,文字修訂、圖片提供/吳明益

 

   很高興這次能夠來到基隆。我先講一下我的寫作經驗,介紹一下我自己,也許台下有些人並不是我的讀者,對我的認識不多。

   有一點年紀的人都知道這裡是中華商場,它在1961年建成,1971年我在這個地方出生。照片裡沒有我,因為我跟姐姐相差十多歲,這時我還沒出生。照片可以看到我家鞋店大概只有兩坪半,這麼小一間,沒有廚房、廁所,只有一個小小的水龍頭,我媽會在那邊煮菜,我們也順便在那邊洗澡,洗澡時間一定在關店以後,才有隱密性。可怕的是如果關店後小孩要上大號就很痛苦,因為要跑到外面的公共廁所去。

   我家7個小孩,一開始跟爸媽9個人住在兩坪半大的店鋪裡,可想而知,不會有讀書的機會,爸媽也沒有受過什麼教育,所以我是在一個完全沒有讀書氛圍的環境下長大的小孩,也許我來講文學,會沒有說服力也不一定(笑)。

   在這樣的家庭環境長大,爸媽一定告訴你,好好念書,看能不能翻轉貧窮的家庭。但我們家沒有人上大學,並非功課不好,大姊書也念得很好,但我爸的想法是女孩子讀什麼大學,也沒有這個錢供她上大學,家裡只有我念輔大大眾傳播系。

   我去念輔大收獲很大,那兩三屆有很多特別的人。在我的成長經驗裡,我覺得生活周遭有這些人生經歷跟自己不一樣的同學是最棒的。畢業後,我滿懷想法地去當兵;退伍時,滿懷恐懼地面對社會,不想工作。因為我念的是大眾傳播裡面的廣告,廣告這行業就跟我媽的行業一樣,「常常要說謊」(眾笑)。我媽是賣鞋的,做小生意一定說謊的呀。比如我小時候幫我媽賣鞋,沒有77號,她會上樓拿78號換個鞋墊,然後跟客人說這就是77號。我有次跟黃春明老師聊到這件事,他說,你老母跟我賣烤魷魚的阿嬤有夠像的。魷魚幾條腿?十腕目,所以有十條,他阿嬤每次都會偷剪掉一條,收集一籮筐後,明天就賣魷魚腿。誰會去數拿到手上的魷魚有幾條腿呢?就算有人問怎麼少一條?她還會裝傻,說這隻剛好「掰咖」(跛腳)。

   我讀的廣告系是幹什麼的?就是騙(誘惑)大家買東西,即使有時候不符事實也會做。像我住的地方是紅樹林,紅樹林沒有一個建案名字叫台灣,都是南加州、摩洛哥,但你明明住在台灣。

   這是我高中畫的圖,很早的時候我就喜歡畫圖了。當時很想跟我爸說我要唸美術班,但你們也知道在這樣的家庭環境裡,父母不會允許我畫圖的,我爸會說:「你是想去畫扛棒(招牌)咻?」所以我都偷偷畫。這是唯一一張沒被我爸撕掉,搬家的時候找出來的。

   台灣教育最悲哀的就是,小孩沒辦法決定自己的人生。爸媽會用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你,這行不好走,勸你不要,可是他們講的話大部分是應該懷疑的。你想想,10年前我們根本不曉得會有平板電腦這種東西,15年前怎麼知道會有臉書,還會提供工作機會?爸媽五、六十歲的時候,他怎麼知道未來會變成什麼樣?他們的人生經驗已經落後這個時代,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我們活在一個變化太快的時代。所以奉勸台下的爸媽,你的人生剩下的並不長,但你的小孩人生還很長,其實不用替他決定太多事。

   我那時很掙扎,年輕時想當畫家,大學時也喜歡拍照,這兩個圈子我很想進去都進不去,想到的辦法就是逃避。我去考研究所,念中國文學研究所,我想以後大概有兩條路可走。我高中就喜歡文字,寫作時我很快樂,而且寫出來後我有信心。念研究所時我就很清楚知道,如果我要到大學去教書,沒有太大問題。所以我想趁這幾年試試看,要不就當學者,或者當作家。

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

   各種行業都有本質上的東西,但是當作家就很模糊了。當作家到底要幹什麼?那時我很迷芥川龍之介,每次看他的小說都看得很感動。可是各位知道,我成長的時候,他已經死了,他不是像電視上具體的偶像,他留下的就是書,我只能透過書去認識他。

   為什麼有個行業的人,人已死了,但影響力還在,而且莫名其妙地影響了一個外國小孩?於是我就幻想,有一天我寫了一篇小說,然後有個衣索比亞的小孩看了以後說:「我以後要成為吳明益這樣的人。」這豈不是作夢一樣的行業嗎?對我來說,這行業有個本質上的魅力,它好像可以橫跨很多東西,所以當時覺得當作家不錯,於是很認真修課,也很認真寫作。

   我覺得當作家正好是我嚮往的一種有魅力的行業,可以讓我「保持在青春期」。此話怎講呢?我相信台下不管是十幾歲或七、八十歲,一定多多少少有過文學夢,文學夢是培養想像力很重要的過程。我小學的時候,教育專門扼殺我們的想像力。比方我們有個導師,每天都要值日生在黑板寫一句格言,有時格言沒什麼道理,例如「養女不教如養豬」,老師也講不出什麼道理,但我們就是要背,讓老師抽考。這都不是文學本身,我國中國文課念的很多文章也都不是文學。

   我後來才比較理解文學是什麼,它根源於人類成長過程中一定擁有的想像力,而想像力是認識世界、理解世界的一種演化出來的「工具」。小時我們會玩一些遊戲,比方警匪槍戰,你用手指砰一聲,小孩假裝中彈,這是想像的遊戲。這種想像很容易在成長過程中被剝奪掉,認為是沒有用的東西。但我覺得這是非常有用的情感訓練。發生什麼事情,你有什麼反應,這就是情感訓練,這樣的遊戲並不會妨礙孩子成長。曾有報紙報導,芬蘭一所小學的老師跟小朋友說世上沒有耶誕老人,結果被教育局開除。雖然耶誕老人是想像的人物,換言之是個謊言(不是那種負面意義的謊言,意思是說不是現實中的「真」),但在芬蘭耶誕老人是一個很根本的文化精神,認為沒有耶誕老人的老師根本沒辦法在芬蘭教書。

   我想當小說家,就像馬奎斯所說,我要變成一個有魅力的說故事的人,所以我開始寫作。當時我迷上了做野地觀察,花比較多時間觀察蝴蝶,寫了一本書叫《迷蝶誌》。這本書後來引起注意,是因為我寫了當時較少人寫的題材。台灣的蝴蝶有四百多種,自稱是蝴蝶王國,但在台灣開發過程中,有多種蝴蝶滅絕。在六、七〇年代出口的手工業裡,蝴蝶為台灣賺進最多外匯,一年還出口上千萬隻的蝴蝶。但到現在為止,我覺得台灣對蝴蝶的保育都做得不夠好。這本書是我很重要的一個關卡。

   另一方面,寫這本書對作者而言,世界在我面前打開了。國高中時,我看的那些文學作品,還有老師教文學的方法,讓我以為作家就是坐在家裡,貧血、一直咳嗽,然後失眠地絞盡腦汁寫文章,和人辯論。作家的形象在我心裡一直是這樣子。可是當我著手自然寫作之後,我開始知道世界上有一批作家是有肌肉的,曬得黑黑,有科學知識,不會動不動看到什麼事就很感傷地哭了(當然有時候也會哭),他們還裝備了複雜的知識體系在腦袋裡面。其次是我讀了很多好書,這些書教了我很多以前教科書裡不會教的事情。

   譬如像《動物解放》,它不只是談素食主義,它告訴你,我們要尊重動物的權益。可是要尊重到什麼程度呢?尊重一隻雞跟尊重一顆牡蠣一不一樣?它告訴我們,人活在世上要思考很多艱難的議題。人類若不考慮這些,跟其他動物有什麼兩樣?

   像《自私的基因》,它說台下各位今天能活到現在,都是因為自私的基因所組成。它沒有告訴你無私的利他,它認為「自私才有利他的可能性」,行善的光榮感,是很重要的動力之一。每次回到我媽媽大甲小漁村的家鄉,她都要拉我去廟裡,看龍柱上面刻著我阿公的名字。對我來說那一點意義也沒有,但我媽覺得如果不是捐這個龍柱,我們家命運可能會不一樣。總而言之,閱讀打開了我的視野,我也開始接觸環境議題。

   像這張照片裡的法國人,跑到非洲去獵捕大猩猩。前陣子不是還有美國人打死辛巴威的明星獅子嗎?「殺伐旅」在白人的世界有巨大的象徵意義,就是有錢、有閒,還有種族優越。我有時拿這張照片問我的學生,法國人旁邊站的是什麼人?他們會說黑人。其實不是,是兩頭獵狗而已。在當時白人眼中,沒有黑人存在,那只是幫他找到獵物的獵犬。於是我們自我提問:「人活在世上為什麼會有階級?」當你吃不飽的時候是不會提問的,當你吃飽、而且有思考能力的時候,才會自我提問。

   總而言之,因為接觸自然文學,我遇到很多艱難的議題。例如為什麼有盜獵者會把犀牛角切掉?要如何遏止?犀牛在生態圈裡的意義是什麼?

   這一、兩百年來,人類的知識革命已經解放了不少東西,比方說「種族解放」,雖然歧視依然存在,但現在如果大剌剌說出歧視人種的話,大家不能接受。其次是「性別解放」,也是一樣。相對地,動物權的歧視還是很普遍存在,我並不是個素食主義者,可是吃葷這件事還是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好好想一想,它不只是「吃」這個行為而已。比方CAS標誌,我們派一隻很可愛的豬出來講:「你們一定要吃這個標誌的豬才健康唷」,你不覺得是很精神錯亂的一頭豬嗎?有一本書叫《雜食者的兩難》,人類是雜食者才會有素食或葷食的困擾,葷食不是罪,但請不要忘了,如果有可能的話,過程中我們應該讓動物少一點痛苦。以前在農村的農夫有時會養豬,除了學會養豬、殺豬的生活技能,在過程裡也學會尊敬豬,因為你知道豬的力量、豬的價值、豬對一個貧窮家庭的貢獻,但我們現在都是在超市買豬,所以對豬沒有敬意了。

   這是我寫這些作品時開始想的一些事情,我想成為一個「會思考人與自然關係」的人。另一方面,有沒有可能從這個出發點,去拓展我的知識與視野,開始我的寫作?於是我就寫了一本書叫《蝶道》。

   我是個很愛讀書的人,你永遠不知道你會在出版市場遇到什麼。我前幾天在臉書上開玩笑地寫,未來搞不好「西瓜學」的書會賣得很好。西瓜有太多東西可以談了,西瓜的生物學、生態學、人文意義、歷史……如果你是好的老師,一顆西瓜可以講一學期,這是現在北歐「議題導向」式的教育。比方基隆所有小學這學期上一門課,談基隆該如何發展成有特色的美麗海港?可以找航海學的老師、找都市規劃的老師、談基隆歷史的老師、美術老師來上課,這樣的教育台灣什麼時候才會出現我不知道,但我很期待。

   所以我就寫了《蝶道》這樣一本書,談蝴蝶的感官。佛家有這樣的說法,眼耳鼻舌身意,這是人的感官、知覺。但許多生物的知覺和人類不同,像蝴蝶的聽覺、味覺獲取的器官位置就跟人類不同,我從各個層面來談這些問題。因為出這本書,所以我又重拾畫圖的興趣,而且我長大了,我爸爸撕不到我的畫了(眾笑)。這是玩笑話,因為我爸爸在2000年已經過世。我記得那年《迷蝶誌》得了台北文學獎,我打電話跟媽媽報喜,但接電話的是我爸爸,我就先跟他說了。我知道爸爸其實很疼我,但他是日本時代的人,感情內斂不外露,這件事不到一周之後,我爸就過世了,來不及讓他看到我變成這樣一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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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進了東華大學,我想盡辦法把自己這部分的知識挖深一點。花蓮有海,有河,有山,旁邊就是太平洋,船出海不遠就有海溝,壯麗的風景就在這裡。很多歐洲朋友來到花蓮一看,覺得這簡直是個像聖域一樣的地方。那時我騎腳踏車環島,看到東華大學,騎機車大概40分鐘就可以上奇萊山,騎10分鐘就到太平洋,全世界哪有這麼美的學校?便決定到東華大學教書。寫《家離水邊那麼近》時,我就去走海岸、溯溪、走我們學校的湖。

華湖景觀(2003年11月)

   這是我們學校裡的湖,簡直像野外一樣,我每次帶學生到這裡,就跟他們說,這裡走10分鐘看不到一棟建築物,你們早餐帶一個飯糰、帶一本詩集,然後到這邊來讀詩,就能真正領略那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還幹了一些很無聊的事,比方站在東華大學圖書館門口拍照,已經拍10年了。我記錄了10年來東華大學雲的變化,我記錄了10年來東華大學建築物老去的過程。如果你拍基隆港拍10年,你會變成基隆重要的文化人,因為拍久之後會有知識的慾望,你會想知道自己拍到的是什麼雲?為什麼雲會長成這樣。

   這段時間我到處走路,這是我的帳篷,走到哪裡睡到哪裡。我媽都說我像乞丐一樣,他們那一代的享受就是蓋樓房,住有冷氣的房子,睡華麗的床,可我的享受就是這樣的生活。走路,累了睡在路旁,我也睡過墳墓旁邊,人生哪有幾個這樣美好的機會?

   這也造成我研究跟寫作的改變。出版《迷蝶誌》時很照顧我的劉克襄老師幫我的新書站台,當時他認為我會放棄小說,專心地寫自然寫作,這句話我一直記在心裡頭,我就想我這輩子一定要為了不要真的放棄小說而活下去(眾笑)。這當然是開玩笑的,意思是寫作的人,有時候很希望不要循著固定的路前進。

   我告訴學生一件事情,許多文學人一生都是反骨,你看各位歷史上的偉大文學家,反政府的比例太高了。而我不放棄寫小說的原因是小說太迷人了,就很認真想,我要寫什麼小說呢?

   小說到底是什麼?我覺得這例子最好。《愛麗絲鏡中奇緣》裡面,愛麗絲碰到獨角獸,問牠:「你是真的嗎?」獨角獸說:「妳如果認為我是真的,那我就認為妳是真的。」這句話簡直是真理。讀各種小說,都是為了享受那個相信的過程,理解那個過程裡每個角色的情感。所以我讀了大量的小說,這些小說告訴了我很多會讓你停頓下來思考的事,比方尼爾‧蓋曼在〈結婚禮物〉裡提問:「到底愛一個不在了的人比較悲慘?還是恨一個依然存在的人比較悲慘?」小說家處理的就是人生的難題,我就想成為這樣的小說家──成為一個可以寫出平行世界的小說家,寫出迷人故事的小說家。對我來說,小說是鏡子一樣的東西,是像夢境一樣的東西,是為回應之前所有小說而寫,是為對世界有所不理解而寫,是為挖掘人類靈魂深度而寫。

   你若對世界都已經理解就不會寫小說了,所以我個人認為,勵志作家的最大問題在於,他會告訴你他解決了他的人生難題,而且要教你怎麼處理人生難題,但這是不可相信的事。那反過來說,悲傷的故事難道有幫助嗎?有的,我舉了很多次的例子,安徒生童話裡,〈獨腳的錫兵〉最後悲劇地融化成一滴錫做的眼淚;〈醜小鴨〉長得醜遭同儕霸凌;〈賣火柴的小女孩〉窮人遭階級歧視,最後還死掉……你以為這些小孩子不知道嗎?知道這些人生真相,他就變得人格偏頗嗎?不,他會變成一個較容易感同身受的人。用各種人生光明面去學習怎樣變成讀哈佛的小孩,就是學習欺騙就可以得到一切的小孩,像我以前就是這樣的小孩(眾笑)。以前作文寫反攻大陸我就會得獎,我會很聰明地把格言通通編到作文裡面,因為我知道別的小朋友一句都背不出來。但是文學不是這麼一回事,它要你面對你的靈魂深處。

吳明益歷年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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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在出版《複眼人》及《天橋上的魔術師》以後,我用兩條路試著接近我自己想像中的文學,現在我才知道,這兩條路事實上是同一條路。

   去年我寫了《浮光》這本書,很榮幸第五度獲得開卷好書獎的肯定。這本書是意外的產出,原因是我在構思《單車失竊記》時,將其中一個角色定為戰地攝影師,但我對戰地攝影所知甚少,於是便開始閱讀我能找到的,戰地攝影師的作品(當時深深吸引我的一本書是Don McCullin的《不合理的行為》)。

   又由於自己拍照二十多年,這一閱讀便跌進了迷人的攝影史裡。過去對我來說拍照是一種「行為」,但讀攝影史相關著作時,我才又重新警醒攝影也是一種「思維」。讀著讀著我發現,多數攝影書提到生態攝影,都是技術上的教導,很少是談及生態攝影的「本質」,或在攝影史、攝影硬體發展過程中的美學意義、倫理意義。因此,這便成為我寫攝影史取的角度。

   我在寫這本書時,把全書分成「正片」與「負片」兩輯,兩輯的文章名稱與順序都一樣,分別是〈光與相機所捕捉的〉、〈稍縱即逝的印象〉、〈對場所的回應〉、〈美麗世〉、〈我將是你的鏡子〉,以及〈論美〉。正片以攝影史為主軸,特別是攝影史裡和自然生態有關的部分;負片則是以我個人的攝影史為主軸,較強調感性經驗。

   這六篇文章隱有一個完整的思維命題,先是談相機與自然科學的互動與成長,接著談到硬體的進步終於顯影過去我們未曾發現的自然面貌,而這也使我們得以重新看待演化的風景,重新延伸感官,看見已存在卻未被發現的美麗世。當我們凝視這個透過鏡頭的全新的美麗世時,彷彿望向一面鏡子,讓我們重新思考人性,而這過程當然也重新定義了美──而美學是人類思維裡,最抽象、難以定義的一項。

   這本書的正負片之間,因此互為影子,互為鏡像,互為表裡,也是巨大與微細,Macro跟Micro的差異。我以〈美麗世〉這篇文章來簡單談談這樣的寫作方式。

   去年我曾看了一部動人的科幻電影《地心引力》,這部電影的演員只有三個人(事實上主角只有兩位),全片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太空漂流,一鏡到底﹙Single-shot sequences﹚的拍攝方式,是以有的時候是神的目光,有的時候是人的目光。我注意到了電影裡的一個鏡頭,那就是那第三個演員(一個一開始不久就在太空災難中死亡的太空人),工作時總是帶著一張全家福照片。

   於是我想,人得被綁著才不會漂走,而那條繩索可能是鄉村歌曲、拉丁舞、一個杯子,或者是即使在外太空你仍然帶著的一張照片。當然,這些「物」都是象徵。

Roman Vishniac, 1897-1990

   在〈美麗世〉的正片裡,我從維希尼克(Roman Vishniac)的作品談起。他在38歲那年,開始到波蘭、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的猶太人社區旅行,長達四年的時間裡,他盡可能生活簡單,使用隱藏攝影機記錄猶太人的日常生活。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猶太人並不喜歡被拍照,另一方面是為了避開納粹黨人的耳目。結果他為納粹「反閃族」運動時,猶太人被大屠殺前留下了悲傷的預言與紀錄。這本後來才得以出版的攝影集,叫做《遺忘世》(A Vanished World)。

   維希尼克也是顯微攝影技術的奠基者,他專門拍攝人類尚不太理解的「存在物的組織結構」:包括蛋白質、賀爾蒙和維他命。他曾說:「透過顯微鏡,『自然』、『神』或者任何名稱的宇宙創造者都顯得清晰有力。任何由人類雙手製造出來的東西,在放大後都顯得糟透了——粗糙、不規則、不勻稱。……然而在大自然裡,每一小塊的生命都是可貴,而且放大的倍數愈大,引出的細節也愈多,完美無瑕地構成了一個宇宙,像永無止境的連環套。」攝影機改變了人的視覺世界觀,白駒過隙,秋毫之末,在相機底下重新展現,對我來說,維希尼克也發現了一個「美麗世」。

   我拍生態也拍人,到我拿到相機時,它無論是遠攝或近攝功能,都比維希尼克的時代要強大太多了。漸漸地我發現自己的心靈世界觀,很可能是建立在視覺世界觀之上的,而這個視覺的世界觀,又被攝影術的進步而不斷改變。

   除了拍攝生態,我也拍攝街頭。在〈美麗世〉的「負片」裡我提到:「街頭攝影不只是拍人事物,也在拍環境。人活在浽溦細雨、太陽、風、霧、閃電、樹的影子的邊緣和黑夜之中;活在馬路標識、商店、盛著拿鐵的馬克杯和閃爍霓虹燈光線之間。有時候用相機進入充滿垃圾、髒亂老舊、猥瑣的建築裡頭,會發現彷彿情人在玻璃上呵氣留言的精緻氣息;走過路燈、空橋、修剪整齊的行道樹下,你會聞到墓石的質地。我常在城市中一走十個小時,甚至整個黑夜。有時候我會想,自己迷戀漫步的理由可能就是這種誘發大腦好奇心的毒癮,漫步成了我活著的見證與理由。」

   凝視生物與凝視人的生活是很不一樣的經驗,當凝視夠久的時候,會從白天到黑夜,會從美麗世看到遺忘世。當我使用特殊鏡頭看自然萬物時,會發現前所未見的,感官經驗以外的美;而當我們用標準鏡頭去街頭拍攝時,長時間的土地認識又會讓我們看到人世殘酷的一面。這一切,逐步建立起我的心靈世界觀。人的世界又有太多應該遺忘,卻遺忘不了的事,有以致於我們拿著相機時,又期待自己能以神的目光,無動於衷地記錄一切。但人因為是人,所以沒有辦法以神的目光看待這個美麗世太久,因為會失去身而為人的情感。

   我因此認為每個人的相機裡,有一個美麗世,也有一個遺忘世。而這之間有一條將斷未斷的膌帶將它聯繫起來,讓我們思辨、讓我們思想,讓我們思念,也讓我們不致漂流。

   寫完《浮光》這本書,我有一種對自己喜愛的事物重新認識的感受,於是我開始理解了,我寫作朝向的形式:透過寫作,我讓自己變成更豐富一些的人,而不是我比別人博學、聰明、懂得更多道理,所以才寫作。從這個角度我寫成的另一部作品便是《單車失竊記》。

   或許有人會以為,《單車失竊記》裡使用的知識,都是我原本具備的,但恰恰好相反,我是為了更了解我要寫作的對象、時代、故事,才試圖讓自己去追求不一樣的知識體系(比方說修老鐵馬),變成不一樣的人。

來到基隆文化中心的讀者聚精會神聆聽演講。(周月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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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真相是什麼?就是每個人的人生都比你想像中的複雜、辛苦,而且辛苦有時說不出來。我爸爸養活一家人辛不辛苦?那是否是他真正的辛苦?他13歲時因為聽學校的日籍老師講,如果去日本製造戰鬥機,就可以拿到初中畢業證書,所以他回去偷我阿公的印章,蓋了之後就交上去了,船期到了那天,他才跟我阿公講,說「我要去日本了」,阿公想阻止都阻止不了,才13歲就到日本去,回來時才15歲。我媽媽聽我爸轉述,說他回來的時候,我阿公在基隆碼頭等著接這艘船,但他不知道哪一艘船坐著兒子。阿公每天帶著香案到碼頭,終於等到我爸爸時,我阿公當場跪下謝天地。

   八千多個少年工裡面,我爸是幸運活著回來的人。他們有的同伴在美軍轟炸時死在那邊了,他們帶回同伴的一片指甲、帶回一撮頭髮,想想,14歲的少年!我爸爸那段時間的苦有跟我們講過嗎?他不跟我們提這些話。我這輩子有沒有理解過他?在我頂他嘴的時候,在我用我的價值觀藐視他的價值觀的時候,我有沒有想過他人生受的苦?一輩子都沒有。如果不是寫小說這件事情,我不會去思考他的人生過得多辛苦。後來我寫了一篇小說叫《睡眠的航線》,寫那個時代去日本製造戰鬥機的這群少年工。小說是虛構的,唯有透過虛構的途徑,我才能「虛擬」自己認識少年的他。

   出版之後,有一天我收到一位讀者的來信,他說裡面的父親,最後騎腳踏車到中山堂,那輛腳踏車後來到哪裡去了?其實我不知道,也不關心那輛腳踏車,只是剛好寫到而已。我當時就答應他,如果有生之年有機會再寫小說,我會寫一本小說回答你。這本就叫《單車失竊記》。

   這本小說寫了之後,我對老鐵馬產生了興趣,或者說,我必須試著去了解老鐵馬。因為那輛失去的老鐵馬是小說的重要線索,不能輕忽以待。

   台下如果有上了年紀的朋友,應該會懷念這些腳踏車的樣式。我當時拿張照片問我媽媽,說:「阿爸以前有台孔明車,很寶惜,是什麼牌子?」我媽也不記得了。那時我研究腳踏車已經有段時間,一個個腳踏車牌子講給她聽,「會不會是三角牌?」不是喔,會不會是白鶴牌?飛燕牌?白兔牌?她都說不是。是不是幸福牌?對了,是幸福牌,當時台灣第一大廠。我就覺得太妙了,裡面主角如果騎的是白雞牌、飛虎牌,就會很怪,所以我太幸運了,我爸騎的是幸福牌腳踏車。(各位請不要相信小說家講的話,今天如果我爸騎的是白雞牌,我也會把它寫成幸福牌。)

   總而言之,小說開始了。「我」為了尋回這輛我爸爸遺失了20年的腳踏車,就在網路上一直買同款腳踏車,終於買到,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問上一任車主:你怎麼會有這輛車?因為追查到最後,我認為一定可以查到父親失蹤的那個時間點。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嗎?所以我就會有無限的故事可以講。不過,小說總有自己的生命,結果它並不是朝這方向走,我用了一個筆記體跟一個敘述體來對話,那是主角想刻意避頭過去面對傷痛,以及不得不從間接的聆聽裡重建那傷痛的唯一方式(我一開始用全知觀點試寫過,但後來發現,那不是我「要」的風格,也不是小說自己想生長的樣貌)。

   小說出版之後,有次我跟出版社的人聊天。大家知道現在賣書很困難,出版社一定得投入經費行銷宣傳。我說都不要,不要印卡片、做贈品。

   那麼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行銷術?我建議跟這本書的本質要接近。小說裡寫到,當時日軍有一支部隊攻打馬來半島,他們騎乘腳踏車,並且曾在台灣訓練,這是台灣歷史上被遺忘的段落。我說:「我來騎這段路,就從台北騎到高雄,騎到哪裡,就去那邊的小書店講書,你們覺得這樣好不好?」出版社說:「當然好。」因為沒有作者這麼神經病(眾笑)。出版社說:「老師,那需要多少預算?」我說:「我不能收這個錢,收了這件事的本質就沒有了。」騎腳踏車零元,喝飲料、吃飯是我自體消化,本來就該我自付,然後請書店不要收場地費,我們也不要收讀者入場費。(但最後出版社怕我太累還是幫我訂了兩天的休息處。)

我要做一趟旅程,對出版社而言是低成本,對讀者而言是有誠意的。不浮誇、不聒噪,跟作品本身契合,從獨立書店出發的活動。當我講完這趟旅程時,讀者可以知道《單車失竊記》這本書在寫什麼,而我也進行了一趟生命之旅。下面我很簡略地提一下我在這些小書店講的題目。(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講題目。)

   第一場在小小書店,講台灣的「單車史跟庶民文化」。1895年誰擁有第一輛單車?是馬偕醫生的兒子。他從加拿大帶來台灣,在淡水騎來騎去。接著日本正式把腳踏車引進台灣。我有次在宜蘭講這段,台下黃春明老師跟夫人坐在那裡,講完黃夫人說:「以前我家就是賣腳踏車的,而且做的就是日本富士牌腳踏車的進口,所以我聽得好感動。」因為這是台灣被遺忘的歷史,它在歷史課本裡不會那麼打動人,但在小說裡會。

   這是幸福牌腳踏車的經銷商,看板底下這間店叫資生堂,因為引進幸福牌的就是引進資生堂的商人,一開始是做藥品、化妝品。

   這是幸福牌的廣告。你看這廣告做得多好,這4個女生,暗示了從最長到最短的裙子都可以騎。當時的女生穿得多短,真是個很美的時代,在那個曝露身體會冒犯社會的時代,當時的女性其實已經很勇敢了。而騎腳踏車也意謂著女性在社會角色的改變。

   第二場在誠品信義店演講,那是個很大的場地,當天有兩百多人在現場,我講自己「尋車的歷史」。

   為了寫這本小說,我開始在路上撿腳踏車,跟撿破爛一般。我媽媽從我小時候就受不了我這點,因為我會留下很多垃圾。當時為了找腳踏車,我身上帶著各種紙條,看到一輛很老的腳踏車很漂亮,就留下我的手機跟email,然後回家等消息。結果發生很多奇遇,最近一件是,電影公司找我,想拍我的小說。製作公司的老闆說:「吳老師,我很早就是你的讀者,但最近有件事又讓我想起你的作品,因為你綁了紙條在我弟弟的腳踏車上。」我說:「怎麼可能?」他說對,就是這麼巧,還拿出手機裡的照片給我看,卡片上的確是我的筆跡,寫著:「先生小姐你好,我看到這腳踏車非常美麗,是代表時代工藝性的腳踏車,保存得非常好,你知道這台腳踏車最特別的地方是……」然後最後寫上:「如果你已經不要這台車,我非常有意接手,你還可以隨時來看這輛車,我會把它打點得非常漂亮、完整,回到那個時代。如果您沒有賣車的打算,願意跟我說說關於這輛車的故事也很棒。」我沒買到那輛車,但得到了一個故事,只是沒想過會再看到那張紙條,但命運就是如此,超過想像。

   接著我騎到桃園荒野夢二書店,講「舊物的美學」。你們知道上個世代的工藝美學很重要,你看這張桌子有造型,放100年還是有它的美存在,但這地板沒有、天花板也沒有,是會被淘汰的。這個空間最可惜的是沒有fu,可是它其實有個很好的條件,就是桌子。只要把地板重鋪,空間整個就質變了,吸引來的聽眾,也會變成完全不同的一群人,這是美學的力量。

   對物的癡迷事實上是對情感的挽救,只是那個時代的舊物美學都被我們遺棄掉,太可惜了。

   我繼續騎腳踏車,來到竹東的瓦當書店,談「戰爭產生的小說」。那一場我講《睡眠的航線》,也講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反戰小說之一。你們都看過《三國演義》這樣的小說,看了會血脈賁張,年輕人會覺得戰爭是耀武揚威、英雄主義的事情(當然《三國演義》不只如此,我只是以對戰爭的立場來舉例),但是你看雷馬克的小說,會覺得戰爭是笨蛋才會幹的事情。人在戰爭中只是一個小點,你是被權力者驅策上戰場的,犧牲是沒價值的。

   我繼續騎,騎到這間在南庄的雷女糧行,是賣農產品跟二手書的店,這場我講海明威的《戰地春夢》跟《戰地鐘聲》。海明威把愛情故事包裹在戰爭故事裡面,而且各位不要忘了,他裡面的男主角是逃兵。我便回想一件事,以前我們看愛國電影比方說《八百壯士》,看得血脈賁張沒錯,但不符現實。各位想,四百多人被圍困在那裡,不出幾天,環境與氣氛一定變得很糟。在一個這樣艱苦的地方對抗敵人,意志動搖是人之常情。藝術是表達人性在這種苦境下的反應,還是歌頌國家意識?我想各位稍做思考就知道了。

   我又繼續騎,騎到台中的一本書店,談「銀輪部隊與馬來半島戰役」。這是二次大戰時,日軍南進戰爭裡的一場大勝仗,也是讓軍國主義野心無限膨漲的重要戰役,而對英國人來說,這是一場屈辱之戰。大家可以看到照片裡的士兵扛著腳踏車,這是一支奇襲部隊,叫「銀輪部隊」。我在那場演講裡,較細緻地談了這段歷史。

   我繼續往前騎,騎到埔里的山里好巷書店談「緬甸戰役」。這是滇緬公路,台下如果有從這場戰役或八年抗戰後遷到台灣來的老先生們,一定對這場戰役印象非常深刻。這場戰役裡領頭打勝仗的將軍叫孫立人,到了台灣被蔣介石軟禁。各位知道,庸才都討厭有才華的人,孫立人將軍是維吉尼亞軍校出身,英文很好,他在仁安羌這個地方解救了被圍困的英軍,有了國際聲名。他的長官杜聿明要他斷後,因為非黃埔系統的部隊是可犧牲的。沒想到孫立人做了違背軍令的決定,他沒有翻過野人山撤回中國,而是撤退到印度,保全了部隊。所以第二次滇緬戰役才可能從印度出兵。這場戰役,跟小說的情節有很大的關係。

   我繼續騎到嘉義洪雅書房,談「戰爭與林旺」。緬甸戰役孫立人俘虜了一支大象部隊,13頭大象後來撤回中國,只有兩頭移到台灣,其中一頭就是後來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台灣人的大象林旺。我覺得牠是非常悲傷的大象,因為大象記憶力很好,牠打過這場戰爭,所有親族都在戰爭中死亡,算是孓遺的老兵。林旺在圓山動物園的這段期間,活得非常不快樂,常常有狂暴期,以至於動物園得鐵鍊鎖住牠,所以我小說裡面就以牠的同伴為角色寫了一個章節,談戰爭裡面的動物面對的殘酷,而這殘酷就像鏡子一樣─人和動物在戰爭裡的缺乏自由意志,並無二致。

   接著繼續騎,在台南林檎二手書屋,我談「台灣的動物園史」。二戰快結束的時候,怕動物因為轟炸逃出動物園,處決了猛獸,這是全世界動物園的SOP。我在小說裡面寫了這一段,所以這場我就講了關於戰爭中的動物園。我認為這些原本就「關」著動物的動物園,為了避免動物「逃」出威脅到人而屠殺動物,是一個非常難以準確說明的悲哀意象。

   後來到了美濃的「有間書店」,我演講的是「符號」。某些符號被軍國主義者用來做象徵,最後你竟然甘心為它赴死。日本人就是拿櫻花做象徵,神風特攻隊願意為天皇赴死;國民黨就用梅花做象徵。

   日本學者大貫惠美子有一次訪問學者色川大吉,問為什麼聰明的年輕人會這樣毫無遲疑地獻出自己的生命?色川自己也是「學徒出陣」之一員。對於這個問題,色川的回答是:「或許人可以抵抗軍國主義和軍事政府,但是卻無從對抗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也就是說,年輕的知識分子或許可以抵抗由國家所組織的、明目張膽的政治民族主義,但是一旦加入西方的高級知識傳統,他們就完全無法抗拒了。

腳踏車部隊除了騎行以外,也會進行矛刺的訓練。

法國部隊所使用的摺疊腳踏車,約1890年代。

   投影片已經快到高雄了,在三餘書店,我就講「單車跟戰爭的歷史」。這本《The Bicycle in Wartime》,裡面談了所有人類使用單車在戰爭裡的歷史,比方說摺疊車,還有一種為了運輸可以騎在鐵軌上的單車,都是為了戰爭研發出來。人類所有先進的發明,都拿到戰爭裡去殺人,包括研究病菌、研究火藥、研究核能,這是人類文化裡很悲劇性的東西,科技在創新,殺戮的方式也隨之更新。在戰爭裡人死得更快、更慘、更無聲無息。

《單車失竊記》

   我後來到花蓮時光書屋,講這本書為何叫《單車失竊記》。因為它來自1948年義大利電影《Bicycle Thieves》,單車失竊記。我談這部電影裡的寫實手法,如何具有高度的象徵性,把那個時代義大利在戰後人民所受的苦表達出來。在上位者可沒有這樣的問題,無論時局多糟,他們照舊有棉被可蓋,有腳踏車可騎。

   最後是台東晃晃二手書屋,我重講了一遍戰爭中的動物園。

***

   總而言之,為了寫這部小說,我彷彿重新對台灣這塊土地裡許多四散的歷史、記憶與情感,做了一次重整。對我而言,寫作過程中,我才慢慢開始理解文學是怎麼一回事、歷史是怎麼回事、受苦是怎麼回事。在接觸文學時,有段時間我傲慢地自以為知道了小說是怎麼回事,能教人寫小說了,能以某些固定的方式、操作文學結構或理論評論小說了,我只能說,那是接觸文學很初期的一種現象。但我現在知道文學並非如此。

   文學能做什麼?如同我崇拜的作家契訶夫講的,他說文學是要「提出問題」,不是解決問題。所以你不要期待文學家替你解決問題,但是文學家必須有能力「準確地」提出問題。

   文學能做什麼?像義大利作家卡爾維諾說,為了要讓那些沒辦法自己表達的世界,為了那些沒辦法被知道的世界,代替它表達出來。比如說這社會有很多人,他的聲音是不被聽見的,這個時代有很多問題,是不被看見的,作家的責任就在把這些問題挖掘出來。

   文學能做什麼?米蘭‧昆德拉說,文學在告訴讀者一件事情,那就是事情遠比你想像的還要複雜,人生也遠比你想像的還要複雜,而且當真理越來越少人知道的時候,文學家要當一個前衛者。當然在某些時代,你可能有殺身之禍。

   文學能做什麼?村上春樹說,去傾聽人的聲音,你會發現沒有人的人生是無聊的。在我成長過程中,一度覺得我媽媽是很無聊的人,她小學沒畢業,講話永遠那一套。可是到後來我知道我媽媽是個非常迷人的人,因為她講故事的能力無與倫比,是我遇過最會講故事的人之一。

   而加拿大作家愛特伍說,你要成為一個大寫的Writer,背負時代責任的作家,而不是一個小寫的writer,只會賺錢的作家。我認為寫作就是要成就這樣一件事。

   最後容我唸兩段《單車失竊記》的段落,當作今天的結束。


   人類有一天會知道,象和他們一樣理解黑夜、森林、雨季與傷心。當長老母象倒地時,其他的象完全停步,圍繞著牠。牠們用長鼻摩挲著彼此的背,發出不可思議的輕柔低哼聲。夜晚氣溫逆轉,較接近地面處形成較佳的傳音層,那低哼聲因此得以傳到遠方的山谷,而後又嗡嗡迴響回營地。那被放大的、多層次的音響讓一旁的士兵感到悽愴而溫暖,他們體會到了象的傷心,因此也為自己傷心起來。他們想起了遠方的情人與親族、死去的同僚、曾經握著陽具與槍的斷臂,以及不可能再長出來的眼珠。


   象的睡眠遠比人類短,因此士兵們在那個悲傷的夜晚先行睡著。醒著的象站立望著遠方的星辰、山脈與樹影,直到更深的夜讓所有勉強活著的象都入睡。牠們的鼾聲逐漸綿長,逐漸和緩,就彷彿海潮環繞礁石所發出的聖樂。


   隔天一早陽光出現,億兆微塵、花粉、不到一毫米的昆蟲四處飛散,世界迷濛一片。士兵挖了一個巨大的坑,掩埋長老母象。此時排列最前頭的母象發出了低沉卻明亮的反覆音節,一聲一聲像階梯般逐漸揚起,到最高峰的時候,稍作停步,而後開始一句一句往下坡重歸寧靜。如斯三回後,第二頭象加入,兩個音場相互迴盪;接著是第三頭象,第四頭象加入……那既非合唱也非重唱,而是各自情感流動的即興哀鳴,卻又像愛撫般彼此對話。每一頭象前額鼻道和頭骨間微微跳動,空氣中的聲音有生命似地鑽到士兵的身體裡漸漸膨脹,讓他們感到難受、恐懼、不知所措。十幾分鐘後那聲音驟然停歇,領頭的象邁開步伐,士兵們才發現自己滿臉淚痕。那眼淚毫無目的性,因此流淚的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沉靜與乾淨。

   謝謝大家今天下午聽我胡說八道了兩個鐘頭,謝謝大家。

***

【Q & A】

問:老師曾表明不打算把臉書上的文字集結成書,但您在臉書上的文字其實有很多深入的思考。您對於把文字印成書的想法是什麼?第二個問題是:老師的讀者已經不少,自己也常參與編輯、行銷的設計,下一本書是否可能交由獨立書店出版?

吳:妳提到的關於我臉書文字的問題,我不去關心它,因為它已經被寫出來了。我相信它如果有價值就會有人留著它,沒價值就隨「電子訊號」而逝吧。

   也許我現在的讀者群建立了,但它並非真的成立。在我的看法裡,上個世代的作家,讀者群大概在5到10萬人左右,這個世代作家大概讀者群都不到一萬人,甚至不到5千人、2千人。我講的是大寫的作者(Writer),小寫的作者(writer)不論。作者面臨這種困境,有部分是整體的文化氛圍所造成。未來我如果出一本像《單車失竊記》或是《浮光》這樣有點難度的作品,它可以在第一、二年賣五到十萬本,那個讀者群才算成立。

   但下一本書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寫出來,下一本會先舊書新出。我樂於跟任何出版社合作,我喜歡的出版人是很土直、踏實的那種。有很多出版人在10年前,我的作品沒有人讀的時候,就對我很照顧,願意聽我的寫作計畫,就算我一本都沒有給他出版,他一點也不介意,還是作為讀者支持我,我很感謝。

   我覺得在文學生產的過程裡面,誠意是非常重要的事。而以市場來說,這個行業未來我們還是放眼國際,就像我的版權代理人譚光磊在做的事。

   藉題發揮一下。我希望未來台灣出版經紀人的制度更健全,也想對文化部提出建言。我希望未來各縣市不一定要辦文學獎,這是很容易做的後端獎勵。那麼該做什麼呢?比如說基隆,將一棟老建築整修成旅館,每年招待一定數量的年輕作家,免費住一年,讓他們在裡面寫作,寫什麼作品要繳交但不審查,就一次機會,讓年輕作家有段時間去實踐他的理想。寫不好會灰心,決心去賣雞排也很好,也算替他找到人生方向。把這些文學獎的經費拿來做我建議的這件事,既保護了一棟建築物,也保護了寫作的獨立精神。讓這些有志寫作的人(剛接觸寫作的人也可能不是年輕人,所以不必以年齡為限)不再以一種競爭的心態,去計算你得幾個獎、我得幾個獎,而是每人給自己3年、5年時間,賭賭看自己能否走這條路。

問:我知道問作者書中的象徵意義是很笨的問題,可是有一段我不問會覺得滿難過的:書中有一段在地下室潛水,有點魔幻寫實,請老師談談這段有沒有特別的意義?

吳:或許有人聽過我在有河Book那場活動,最後我唸了一首紐西蘭原住民的詩,大意是死者從未離去,他們可能「存在啜泣的林間,存在河流的水中,存在安眠的水中」;「他們是妻子的乳房。他們是孩子們的慌張的哭聲,是點燃大火的火把」;「他們存在慢燃的火裡,存在含淚的草叢間,存在迎風的岩石內。」這是一種信念,台灣原住民也有這樣的信念。殖民者有各種剝削、宰制跟屠殺,在台灣歷史裡,有多少枉死的人?這些死者沒有離開,除非他被忘記。我的看法是這樣。

   在我成長過程中,很多事情我一無所知,我們不看這個土地上面的歷史,當這些人死了,變成一個數字的話,這是很悲哀的事。

   我打過一個電動玩具,叫《Limbo》。我在嘉義那場講過,有個學生寫信問我,老師你打不打電動玩具?他說最近出了一款《Limbo》,如果世界創造電動玩具是為了等待某一款遊戲的話,那他等的就是這一款遊戲。他講得這麼好,我一定要玩,就去買了一台XBOX,我玩的時候真心覺得這個遊戲很美。遊戲內容是一個小男孩到一個地獄與人間陰陽交界的地方,因為他姐姐死掉了,他要到Limbo去救姐姐回來。這是一個象徵。你家裡有沒有人活在Limbo這個地方?我認為我爸爸就是。我爸壯年的時候每天工作非常認真,要養7個小孩,也賺不了多少錢。半夜的時候,他一定為他13歲就死掉的夥伴哭過,而且他不能哭出來,他只能在Limbo裡面哭,那個哭聲我們聽不到,我們只看到那個從不表達感情的爸爸。在這個土地上,有太多這樣的故事,我們一定要到Limbo那個地方去,把愛我們的人,或我們愛的人的記憶救出來,如果沒有,他們就會在那邊被忘掉。

問:我剛上大學,是念傳播。老師說這是一個謊言的專業,我現在正要面對這樣的謊言,老師說寫作的人一生反骨,我面對這樣的潮流如何用文學去反抗?我才剛開始接觸《單車失竊記》,只讀了部分章節。因為人的記憶力有限,我很好奇老師怎麼有辦法寫得鉅細靡遺?有什麼方法?

吳:你的表達非常清楚,而你才剛上大學,所以年輕人是值得期待的。對不起,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演講的時候有一種氛圍,可能會讓我誇張了。傳播業當然不全是謊言,不然這行業早就崩潰了。這行業一直都會有優秀的人。這幾年台灣越來越多優秀的記者,他們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賭進去。舉例而言,有個記者胡慕情,今年出了一本書叫《黏土》,她寫苗栗灣寶這個地方的瓜農受到的壓迫、痛苦,還有土地怎麼被徵收。她追蹤灣寶多少年,人生第一個階段交出的就是這本作品。在我看來,這根本是文學作品,但它是個Non-fiction,所以也是很精彩的新聞報導。又比如我在臉書裡提過的鍾聖雄、朱淑娟、林靜梅、呂苡榕……這些我認識的好記者。

   如果記者這麼做,那就沒有太大的問題,問題是我們很多記者沒辦法這麼做,因為被體制限制。現在報社會要求一個禮拜交出幾條新聞,要吸睛而不考慮其他,新聞要有深度就變得非常困難。所以你日後要投入這個行業的話,就去找到自己判斷值得模仿的對象,跟著走一段路,你就知道他們怎麼變得獨立,怎麼對抗整個大機器。而那些被大機器傾軋的記者,也不要看不起他們,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很棒的寫作者,因為他們人生的經驗比一般人要豐富太多,比學院裡的文藝青年豐富太多。他們的採訪經驗也是我要回應你的第二個問題:接觸不同的人事物是這個時代的作家非常重要的事情。另外,我有習慣做筆記。

   寫小說有件很美妙的事,就是小說裡要接觸很多不同的人,所以我必須經歷他們的心理狀態。我不是真的能完全理解性工作者的苦、不是真的理解打仗的苦,但我要讓自己進入那種精神狀態,所以寫小說滿辛苦的。做報導你要理解對方、然後思考分析,但寫小說你要變成他,有時候對心理不太好。所以我要謝謝我的家人,謝謝支持我的人,比方我太太,支持我寫作。

   有些事情我做得到,我就會去做。像寫《單車失竊記》,我收車、修車,跟朋友約好聊老單車,這些事情跟著我一輩子,它不會走的。我每寫完一本小說,就變成一個更複雜的人、不一樣的人。寫小說這一行多麼美好,但也有很多人承受不了壓力,自殺了,因為你一定會背負很多辛苦的人生。有時會覺得,曾寫過的這些人物半夜都會回來,像《複眼人》裡我寫過的一個腳色,他會回來問我說:「你把我寫到卅幾歲而已,那接下來我的人生呢?你沒有寫完它呀!」也許想著要怎麼完成他人的人生,是避免被壓力壓垮的一個方式。還有很多人的人生得藉我們的身體把它寫出來,我也希望你以後能夠繼續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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