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奧許維茲臥底報告

【準總統讀的書】特別企畫

抵達集中營的猶太婦女。( ©NAC,衛城提供)

抵達集中營的猶太婦女。( ©NAC)

選自一九四○年

一九四○年九月十九日─華沙第二次街頭搜捕。

早上六點,我獨自來到阿雷亞.沃伊斯卡街(Aleja Wojska)與費林斯基戈街(Felińskiego Street)的轉角處,混進被納粹親衛隊搜捕的「五人隊」之中。有幾個親眼見到這一幕的人還活著。

我們在威爾森納廣場(Plac Wilsona)上了卡車,然後被載到輕騎兵衛隊軍營。

我們在臨時辦公室裡繳出身上的物品,任何尖銳物品都不許帶在身上。我們還被警告,如果事後在我們身上搜出像剃刀這樣的東西,就會遭到槍斃。之後我們被帶到騎兵學校的體育館裡,在那裡待到二十日。

在這兩天期間,每個人的頭都被橡膠棍敲了好幾下。然而,一些熟悉安全人員如何維持秩序的人知道,這只能算是飯前的開胃菜。

在此同時,有些家庭付了大筆金錢給親衛隊,希望能換取親人的自由。

晚上,所有的人都緊靠著睡在地上。

體育館的入口安裝了一個巨大的探照燈,直對著館內照著。

館內四周都有親衛隊駐守,他們手裡都拿著自動武器。

我們總共有一千八百人左右。

真正讓我煩心的其實是這群波蘭人,他們太被動了。被帶來此地的人已經產生一種群眾心理,大家看起來就像一群任人宰割的羊。

皮雷茨基,1922年 (©Pilecki family,衛城提供)

皮雷茨基,1922年 (©Pilecki family)


我尋思著要如何鼓動這群人,讓他們往前走。

我建議斯瓦維克.史帕科夫斯基(Sławek Szpakowski)同志─據我所知,起義前他一直待在華沙 ─在夜裡一起行動:控制群眾,攻擊哨兵,至於我則利用上廁所的時候「衝撞」探照燈,把它砸個粉碎。

不過,我來這裡並不是為了做這件事。

這只是次要的目標。

斯瓦維克覺得這個點子太瘋狂了。

二十一日早上,我們上了卡車,在摩托車與自動武器的戒護下,我們來到西邊的火車站,然後被送上貨車列車。

這些貨車之前大概曾經運送過石灰,因為車廂的地板全覆蓋著石灰。

貨車車門關上。我們前進了一整天。一路上沒有吃飯,滴水未進。無論如何,沒有人想吃東西。前一天,我們拿到一些麵包,但我們不知道是該吃還是該保留下來。我們只是感到口渴。地上的石灰在來回踩踏後,已經變成了粉末,飄揚在空氣中,大家的鼻子與喉嚨都感到難受。我們無水可喝。

車廂的窗戶釘上了木條,從木條的細縫望出去,勉強可以看出我們被載往切斯托霍瓦(Często-chowa)的方向。

晚上十點左右,火車停了下來,不再前進。我們可以聽見喊叫聲、車廂開啟聲與狗的吠叫聲。

我認為這個地方讓我揮別自己出生以來所知的一切,踏進一個過去未見的領域。

我並未刻意使用什麼不尋常的詞彙。相反的,我相信我不需要使用任何不相干或罕見的字眼。

事實就是如此。

我們的腦袋不僅被親衛隊的槍托重重一擊,也被某種更強烈的事物震撼地說不出話來。

我們的法律與秩序概念,我們對正常的感受,一切我們習以為常的事物,在這裡全蕩然無存。

過去的一切全終止了。

我們的內心受到極大的衝擊,心靈一下子被扯個粉碎。

騷動與喊叫聲逐漸逼近。終於,我們這個車廂的門打開了。光線射了進來,一時間我們什麼都看不清。

「下車!下車!下車!……」親衛隊一邊咒罵,一邊用槍托推打我們的肩膀、背還有頭。總之他們要我們趕快下車,愈快愈好。

我縱身一躍,躲過了槍托的重擊,加入隊伍當中的「五人隊」。

大批親衛隊不斷地打、踢並大喊:「五個人一組!」

亢奮的士兵牽著狗衝向落單的人。

奧許維茲集中營大門,攝於2005年。(法新社資料照片)

奧許維茲集中營大門,攝於2005年。(法新社資料照片)

耀眼的燈光讓我們睜不開眼,我們推擠著,遭到毆打與踢踹,還有狗的撲咬,我想我們當中應該沒有人有過類似的經驗。身體比較虛弱的人根本抵擋不了這樣的衝擊,一下子就昏倒在地。

我們被驅趕著,往布滿燈光的區域前進。

途中,有人被要求跑到路邊的柱子旁,隨後是一陣自動武器槍響,他就像刈草似的倒在地上。然後有十個人被拖出隊伍之外,他們要為此人的「脫逃」「連帶負責」,於是他們一一被手槍擊斃,這一切全都是親衛隊刻意安排的。

這十一個人的屍體,被人從腿上的皮帶拖著往前走。狗兒對這些帶血的屍體似乎很感興趣,又是戲耍又是撕咬。

這些事發生時,旁邊還伴隨著笑聲與嘲諷。

我們走近鐵絲網牆的大門,上面有個牌子,寫著「工作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

之後,我們才真正瞭解這句話的涵義。

穿過圍牆之後,我們看到好幾排磚房,從磚房與磚房之間可以看見寬廣的檢閱場。從大門前兩排親衛隊士兵中間走過,我們獲得短暫的安寧。狗被帶開了,我們接到命令必須每五人一組。親衛隊仔細地計算人數,拖走的屍體則留到最後再加上去。

高聳的鐵絲網牆(我進去當時還只有鐵絲網)與大門都有親衛隊駐守,這讓我想起不知道在哪裡讀過的一句中國俗語:「預留後路才能全身而退……」一抹諷刺的微笑在我內心浮現又消逝……這句話在這裡恐怕不管用……

在鐵絲網牆內,在寬廣的檢閱場上,我們看見的是另一副景象。探照燈照著每個地方,詭異的折射光線在我們身上游移著,我們可以看見類似人類的生物,但這些生物的行為似乎更像是野獸(我絕對看到了動物,我們的語言無法形容這種生物)。他們穿著奇怪的條紋衣服,就像我們在興興監獄(Sing Sing)的影片中看到的人一樣,在閃爍的燈光下,他們的彩色帶子上別著看似勳章的東西,他們手裡拿著棍棒,一邊狂笑一邊攻擊我們的同志,他們朝著頭部猛打,將他們打倒在地之後,又朝腎臟與其他脆弱的部位猛踢,連人帶靴跳到他們的胸部與肚子上,一邊咯咯笑一邊把人打死。

「所以,他們把我們關進了精神病院!」這個念頭突然閃過我的腦際,「這真是太殘酷了!」我仍用正常世界的角度在思考。這些人全是在街上搜捕來的,因此即使是德國人也不認為這些人犯了什麼違反第三帝國的罪名。

雅內克.W[Jan Włodarkiewicz]在八月華沙第一次搜捕之後說的話,突然出現在我的腦海。「看,你錯失了一個大好機會,那些在搜捕時被選中的人,並未被指控任何政治罪名;那是進入集中營最安全的方法。」

當時位於遙遠華沙的我們真是太天真了,完全不曉得被運到集中營的波蘭人遭遇什麼樣的事。

在這裡,你根本不需要是「政治犯」就能丟了性命。

不管是誰,只要落到他們手裡,他們都照殺不誤。

首先,一名身穿條紋制服手裡拿著棍棒的人用德語問道:「你做什麼工作?」

回答教士、法官、律師的話,就表示你會被活活打死。

站在我前排的男子才剛用德語回答「法官」,他的衣襟就被拽了起來。

這是個可怕的錯誤。他倒在地上被又打又踹。

所以,他們是刻意殺害專業人士。

發現這一點之後,我的想法有些微改變。

或許這種瘋狂是有條理的,而這種可怕的殺害波蘭人的方式是從殺害知識分子開始。

我們實在渴得受不了。

運來好幾壺水。剛才那些穿條紋衣服的殺人兇手拿著水杯,裡面盛了水,逐排逐列地問道:「你做什麼工作?」

答案是粗活或手工業的人都喝到夢寐以求的水。

又打又踢,這些詭異的「半人類」有時用德文喊著:「這裡是奧許維茲集中營,親愛的先生!」

我們彼此探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有些人知道奧許維茲指的是奧斯威辛(Oświęcim),對我們來說,這只是一個波蘭小鎮的名稱,因為這座集中營的恐怖事蹟尚未傳到華沙,更甭說全世界。

還需要一段時間,這個單字才會讓自由人的血管為之凍結,足以驅走帕維雅克(Pawiak)、蒙特魯皮赫(Montelupich)、維斯尼奇(Wiśnicz)與盧布林(Lublin)監獄囚犯的睡意。

我們當中有人解釋說,我們是在第五騎炮兵團的軍營裡,也就是在奧斯威辛這座小鎮附近。

我們發現我們這批新來者(zugang)是一群波蘭盜匪,曾攻擊德國平民,將在此地獲得應有的懲罰。

凡是抵達這座集中營的人,每次新到的人犯,都稱為新來者。

此時,點名開始,我們在華沙登記的名字被一一叫喚,我們必須快速而大聲地說「有」。這往往伴隨著侮辱與毆打。

點名後,我們每百人一群被送去集體「洗澡」。

這是他們招呼從華沙街頭搜捕來的人與應該送往德國勞動的人的方式;打從一九四○年六月十四日奧許維茲集中營開放以來,前幾個月他們都是這麼處理新運來的人。

黑暗中,在我們頭上某個地方,從廚房上方傳來屠夫塞德勒(Fritz Seidler) 的聲音:

「大家不要妄想能活著離開此地……我們已經想好了,你們只能活六個星期;活超過六個星期的人,多活的部分等於是你偷來的,偷東西的人全要送到刑罰營去,在那兒你可就活不久了。」我們透過集中營的口譯員巴佛洛夫斯基(Władysław Baworowski)得知這段話是什麼意思。

塞德勒想用最快的方法把犯人搞得心理崩潰。

在檢閱場上,我們把自己帶來的麵包放在手推車與貨車上。沒有人特別在乎這個舉動;沒有人考慮到食物。

之後,我們光是想起這件事,就不由得邊流口水邊詛咒。麵包足足裝滿了幾輛手推車與貨車!我們沒自己吃掉實在太可惜了……

我待在我所屬的一百人裡,最後發現我們來到一處集體浴場前面(第十八區,這是舊的營區編號)。

在這裡,我們把所有的東西放進大麻袋裡,袋子上已經編了號碼。

在這裡,我們的頭髮與體毛全被剃光,身上被灑了幾滴冷水。

在這裡,我的兩顆門牙被打掉了,因為我未依照浴場管理員的吩咐,把寫著自己監獄號碼的紙卡咬在嘴上,而是拿在手中。

我的臉頰被棍子狠狠打了一下。

我把兩顆牙吐出來。我流了一點血……跟預期的差不多。

從這時起我們只是號碼。我們的正式名稱是:「保護性拘留犯(Schutzhäftling)編號多少多少……」

我的號碼是4859。兩個十三(裡面兩個數字與外面兩個數字相加都是十三)令我的同志深信我一定會死,但我卻感到雀躍。

我們分配到藍白相間的條紋囚服,與晚上我們看到的那些令人驚訝的生物穿的一樣。

現在應該是早晨(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有些事物看起來不像晚上那樣恐怖。

這些「半人類」左臂戴著黃色臂章,上面有四個黑色字母KAPO(即囚犯擔任的監督員),而在閃爍的黑夜燈光下看起來是彩色的帶子與勳章,其實是左胸上有個彩色的三角(這裡稱為Winkel ),在三角下有個小小的黑色號碼寫在白色的補丁上,而白色補丁就壓在帶子上面。

三角有五種顏色。

政治犯佩戴紅色三角;罪犯是綠色三角;拒絕為第三帝國工作是黑色三角;耶和華見證人 是紫色三角;同性戀是粉紅色三角。

我們這些波蘭人是在華沙街頭被搜捕的,原本要送到德國工作。我們全佩戴紅色三角,跟政治犯一樣。

我不得不承認,在所有這些顏色中,紅色最適合我。

***

波蘭軍官皮雷茨基馬上英姿。(法新社資料照片)

波蘭軍官皮雷茨基馬上英姿。(法新社資料照片)

***

選自一九四一年

德國與布爾什維克戰爭的爆發(一九四一年六月),除了讓我們長久期待的心情獲得滿足與喜悅,眼下對集中營來說似乎沒帶來多少改變。

一些親衛隊員開赴前線。取代他們的是老年人。

直到一九四一年八月,這場新戰爭才影響我們,與其他事情一樣,它帶來的是恐怖的回音。

第一批布爾什維克戰俘,這個時候還僅限軍官,他們被帶進集中營,大約有七百人被關進第十三區(新分區的第十一區)的一個房間裡。房間裡人擠人,連坐的空間都沒有,然後就把房間封起來(我們當時還沒有毒氣室)。

同一天晚上,一群德國士兵在一名軍官率領下抵達營區。

德國隊伍進到房間裡,他們戴上防毒面具,然後丟了一些毒氣罐在房裡,並且觀察結果。

擔任護士的同志第二天去清理屍體,他們說那是一幅恐怖的景象。

人緊緊堆在一起,即使死亡,屍體也未倒下,有些是掛著或彼此倚著。他們的手臂交纏,很難將屍體分開。

從他們的制服,以及施放毒氣時的隊形來判斷,這些人一定是布爾什維克的高階軍官。

這是第一次,集中營開始施放氰化氫這種毒氣。

最早告訴我這件事的人是十九號。

這件事令他感到十分苦惱,他很快就得出結論,這種做法遲早會用在其他人身上,或許就是囚犯。

當時,這看起來仍不太可能。

在此同時,集中營又開始除蝨(一九四一年夏天),之後,所有木匠都被分到相同的營區:第三區一樓。

我們分配到雙層床鋪,因為這時幾乎整個集中營,一區接著一區逐步換成雙層床鋪。

這給予了管理人員與親衛隊員取樂的機會。

新床鋪整潔的維護比在軍官學校更為嚴格,因此出現更多的羞辱與毆打。

然後(九月),有些木匠(包括我)搬到了第十二區(新分區),十月,又搬到第二十五區(新分區,原本的第十七區)。

就是在這裡,十一月時在第二十五區,我在早點名前走到營區前面,刮面的冷風加上雨雪,令人很不舒服,此時我看見了驚人的景象。

我看見,在雙重鐵絲網牆的另一邊,距離約兩百步,有一群完全赤裸的人排成百人隊的隊形。同樣是二十人一排,共分五排,德國士兵用槍托催促著他們快快排好。

我數出有八個百人隊,但隊伍前頭已經擠進建築物的門口,也許有數百人已經進到建築物裡。

他們進去的建築物是火葬場。

這些是布爾什維克的戰俘。

我日後得知,這裡超過了一千人。

顯然,人可以一直保持天真,直到死那天為止。

當時我以為他們是在發內衣與衣物給戰俘,只是搞不懂為什麼要在火葬場,以及為什麼要利用火葬場裡寶貴的工作時間來發放這些物品。我們的同志一天三班二十四小時不斷在火葬場工作,已經趕不上囚犯死亡的速度。

原來,直接將他們帶到那裡,目的是為了節省時間。

大門關上。

從上方丟進一到兩個毒氣罐,然後將扭曲的屍體快速丟進已經燒熱的火爐裡。

直接把他們送去火葬場,只因為一個簡單的理由,那就是奧許維茲沒有準備足夠的空間容納這些戰俘,因此上級下令盡快將這些人解決掉。

日漸擁擠的集中營裡匆促地設起柵欄,把九個營區分配給布爾什維克戰俘。

死亡營的行政單位也隨之設立。

營區發布消息,凡是懂俄語的人,可以在戰俘營擔任室長,或甚至擔任監督員。

我們的組織對於這種做法抱持輕視的態度,同時我們也蔑視提供服務協助殺害戰俘的人。當局只是樂於利用波蘭人來幫他們做這種骯髒事。

柵欄很快就建好了,布爾什維克的集中營於焉完成。

隔開集中營的柵欄,中間有一道門,上面掛了一個大告示:「戰俘營」。

我們日後發現,德國監督員與親衛隊以快速有效率的方式殺死這些布爾什維克戰俘,就跟他們當初殺死我們一樣。一九四一年年底,他們帶了一萬一千四百名戰俘入營(我從總辦公室得知這個數字),但一個冬天過後,人已經殺光了。

倖存的數十人,都是接受了齷齪的任務,在比爾克瑙集中營殺害自己的同志、波蘭人與其他國家的人。此外,還有數百人接受了游擊隊的工作,德國當局讓他們穿上制服接受訓練,給予充足的飲食,然後讓他們在蘇聯境內擔任游擊任務。

這些人住在奧斯威辛小鎮附近的軍營裡。

其餘的人則送去工作,他們必須承受毆打、饑餓與寒凍,最後死亡。

有時在晚上或早上,他們被迫穿著內衣或赤裸著站在營區前幾個小時。

一旁觀看的德國人會奚落這些來自西伯利亞的人理應不怕寒冷。

我們可以聽見這些凍死者的叫喊聲。

這段時期,我們所在的集中營變得比較輕鬆,當局不像過去那樣不斷想辦法要把我們整死,因為他們現在把所有的怒氣與精力全發洩在布爾什維克集中營裡。

集中營早期敲打鐵棒,發出「鑼」一樣的聲響(用來點名與檢閱),此時已改用鐘聲代替,鐘就掛在廚房旁的柱子之間。

這口鐘是從某間教堂搬過來的。

鐘上刻著:「耶穌,瑪麗,約瑟夫。」

過了一段時間,鐘裂了。

囚犯說那是因為它無法忍受眼前的景象。

又搬來一口鐘,很快又裂了。

然後搬來第三口鐘(教堂還有很多鐘),這回他們小心使用。這口鐘於是撐到最後。

教堂的鐘聲有時會喚起許多情感。

有時候,我們在晚點名看著傍晚的景色,若不是殺人的氣息籠罩著我們,相信那會是個令人陶醉的景象。

奧許維茲集中營絕大多數犯人必須忍受在戶外長期辛苦工作。(©Yad Vashem,衛城提供)

奧許維茲集中營絕大多數犯人必須忍受在戶外長期辛苦工作。(©Yad Vashem)

落日餘暉為天空與雲朵染上絢爛的色彩,然後集中營的警報聲響起,發出恐怖的嗚咽聲,警告所有哨兵不可擅離外安全區的瞭望塔,因為有一兩名人犯失蹤了。

這對我們是個不祥的警告,因為接下來每十名囚犯要挑一人出來受死。而就算不做「死亡選擇」,「懲罰檢閱」也會讓人曝露在寒凍之中,必須忍受冷至骨髓的痛苦。

或者,有時候,我們像禮兵一樣站著,彷彿向受害者致敬似的。他的手被綁住,在絞刑臺旁等待,然後上了套索……突然間,現場一陣死寂,遠方傳來撫慰人心的鐘聲。某個不知名的教堂正在敲鐘。

那鐘聲感覺貼近內心,卻又遙不可及……因為,那是從集中營外頭的世界傳來的……

外頭的人生活、祈禱、犯罪;只是不知他們的罪該如何論處,如果與集中營相比的話。

從一九四一年夏天開始,營方開始施行新的規定,對於在早晨身體不適無法工作的囚犯是否能進入醫院治療進行規範。當早晨鐘聲響起,通知所有囚犯「排成工作小隊隊形」,此時每個人都急忙跑向自己所屬的小隊;然後,虛弱、生病的人則組成一個小隊在廚房旁的庭院站著,接受護士與紀律監督員的檢查。有時囚犯頭子會親自出馬,他們會故意推撞這些犯人來測試他們的力氣。

其中一些人被送進醫院,一些人前往休養區。然而還有一些人儘管已形容枯槁,卻還是每五人一隊被送到田裡工作,並且要求他們快步趕往工作地點,光是這點就足以讓他們死在路上。

然而待在醫院與休養區的人也活不了多久。

***

1947年蘇俄占領波蘭,皮雷茨基被捕入獄,1948年遭共黨政府以間諜罪處死。(法新社資料照片)

1947年蘇俄占領波蘭,皮雷茨基被捕入獄,1948年遭共黨政府以間諜罪處死。(法新社資料照片)

***

【本文摘自】

Auschwitz-COVER
奧許維茲臥底報告:
自願關進納粹集中營的波蘭英雄
The Auschwitz Volunteer : Beyond Bravery
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著,黃煜文譯,衛城出版,390元,歷史

【作者簡介】

威托德.皮雷茨基 Witold Pilecki

一九○一年生於俄羅斯帝國轄下的波蘭小鎮,他才華洋溢,會寫詩與作畫,大學就讀美術系,然因經濟問題而放棄學業,轉而從軍。一九三九年德國及蘇聯入侵波蘭,皮雷茨基與同袍成立地下反抗組織,一九四○年為執行祕密任務,刻意被德軍逮捕送入奧許維茲集中營,在艱險的環境下建立互助與訊息網絡。

一九四三年逃出集中營後立刻投入對德作戰,在一九四四年華沙起義中,他幾乎是一個人在街道上對抗德軍裝甲部隊長達兩個星期。二戰結束後,皮雷茨基繼續效忠流亡政府,反對蘇聯強加的共黨政權,因而在一九四七年遭到逮捕,在獄中飽受折磨拷問,並於一九四八年被處決,埋骨於何處無人知曉。皮雷茨基的名字與事蹟在共產政權下被視為禁忌,直到一九九○年代共黨垮臺之後,波蘭民眾才重新認識這位投身反抗運動的英雄。

  

***

【讀書的總統‧總統讀的書】特別企畫


準總統讀的書:
閱讀‧蔡英文

讀書的總統:
一旦文青當總統

  

【蔡英文讀的書】(點選書封可閱讀精彩書摘 )

Auschwitz-COVER 20160507_049 20160507_041 20160507_046

20160507_042 20160507_050 20160507_052 20160507_045

20160507_043 20160507_047 20160507_048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