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記憶與遺忘的鬥爭-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

【準總統讀的書】特別企畫

六張犁「戒嚴政治受難者墓園」(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

六張犁「戒嚴政治受難者墓園」(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提供)

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

葉虹靈

真相委員會的工作仍有其獨到的貢獻與價值,它會根本地改變一個國家看待自身爭議性歷史的方式。

「真相委員會」這個相較於審判或特赦(加害者)、賠償(受害者)等較不為國人熟悉,且難以望文生義的機制。但這卻是過去幾十年來,在國際間日漸受到重視,用以處理內戰衝突或威權統治遺緒的重要方式。一般討論當代的轉型正義風潮,多追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紐倫堡大審為標記。在此之前,對外敵或前政權罪行的處理,多是集體遺忘,讓國家繼續往前走。絕大多數的加害者則逍遙法外,至多受到私刑報復。

紐倫堡大審則扭轉了後繼者處理前政權罪行的方式。不過戰後德國的處境太過獨特,國家主權被切割託管,這並非其後諸多新興民主國家能輕易複製的經驗。討論轉型正義時,一般人常有個直觀的想法,把前政權的劊子手或加害者送上法庭,是最直接得到「正義」的方式。但試想,在一個曾經歷壓迫統治或內戰分裂的國家中,若要將原本對峙的不同陣營,重新包容進一個新的道德與政治共同體,那麼大規模的起訴或懲罰加害者,可能會加深社會原有的裂痕,也會招來前政權的抵抗或反撲。而新政府也必須找到一種方式,與舊政權做出區隔,建立並強化統治的正當性,在面對廣大受害者的報復衝動時,找到可以疏導的出口。當大規模的審判或毫無區別的全面特赦,都未必切合所需時,真相委員會便應運而生。

不過絕大多數國家在處理轉型正義時,並不會只單純使用一種機制,可能是審判、補償並進,可能既有真相委員會,也實施特赦。近年來有學者開始提倡,要理解一個國家的轉型正義進程,不該只研究其中的單一機制,例如研究南非,僅聚焦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而應該採取整合性的研究取徑,釐清不同機制的加乘作用。為了整合比較不同機制的效果,崔西亞.歐爾森(Tricia D. Olson)等人建置了一個「轉型正義資料庫」,收錄了一百六十一個國家如何處理轉型正義的方式,時間範圍橫跨一九七○年至二○○七年為止,結果發現新的民主政府面對歷史遺緒時,有可能什麼都不做,也有可能多管齊下,只有四分之一的國家使用單一機制(而這通常是特赦),卻有近四成的國家,結合兩種以上的機制。只有兩個國家,曾將加害者送上法庭,而毫不考慮搭配其他方法。

由於真相委員會從成立、運作乃至撰寫總結調查報告與結束任期,往往牽動該國政治、社會、民主發展與法治等方面的敏感神經,動輒成為國內外媒體關注焦點,近年來也得到學術界的重視,深入個案探討個別國家真相委員會組成方式、取證途徑、社會影響,也有學者欲開始著手進行大規模的比較研究。

不過類似這種比較研究的進行,有個需要面對的困難是,各國的真相委員會,不管是其權力來源、任務、委員產生方式、規模或任期長短都有顯著的差異,也因此不管是比較或個案研究,通常要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是,我們該如何定義真相委員會?在此我們不妨借用國際轉型正義中心創辦人之一的普莉西拉.海耐爾(Priscilla Hayner)之定義,她研究各國真相委員會的專書,在這個領域內被廣泛引用。她認為真相委員會是:「聚焦過去而非當下的事件;調查事件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發生的模式;直接且廣泛地與受到影響的人接觸,蒐集他們的經驗;是暫時性的組織,以撰寫總結報告為任務告終;由官方授權。」

儘管這個定義看似稍嫌嚴格,例如有些人會爭辯,由非政府組織的民間力量組成的真相委員會,也應該被納入考量,如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支持成立的委員會,曾針對巴西軍政府執政期間所做的酷刑進行調查報告工作。也有人認為,那些聚焦單一事件的調查機制,也該被含納進來。但為求概括之效,底下所介紹的委員會,大致是以海耐爾的定義為標準,希望將幾個普遍視為「成功」或具有啟發性的案例介紹給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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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真相委員會代名詞的南非

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雖然設置年代較晚,但卻以其獨特的運作模式,幾乎成為世人談及真相委員會的代名詞。許多晚於南非進行民主轉型,或結束內戰的國家,往往從南非模式汲取靈感來處理國內的衝突遺緒。不過要注意的是,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擁有的特赦權,至今沒有第二個國家加以仿效。而這其實是白人政府結束種族隔離統治時,與黑人反對黨派折衷妥協的產物。

南非自一九一○年從英國獨立後,即承繼原本殖民時期的種族主義,並在一九四八年國民黨(Nasionale Party van Suid-Afrika)上臺後,以更為系統化、制度化的方式,確立了種族隔離體制,黑人的公民權、經濟權等遭到政府的強力壓制,如:黑人無選舉權、被限制營業權利,且居住地被集中。在這種高壓統治下,自然引起黑人的反撲。一九六○年代開始,非洲國民議會領導的一連串武力抗爭,引來官方鎮壓與查禁,白人政府與各派系黑人反對團體的衝突時有耳聞,造成國內動盪,經濟凋敝,加上國際的抵制禁運,使得南非執政當局與反對派開始考量和談的可能。

而在協商的過程中,該怎麼面對白人政權的人權侵害議題,成為各方最相持不下的焦點之一,非洲國民議會想要成立真相委員會來調查各種濫權,畢竟他們在此之前,也已經兩度成立調查委員會,來調查久被詬病的暴力反抗行為,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也曾是委員之一。不過軍方與白人政府堅持,若未來必須面對司法追訴,他們將不願交出權力。為了讓政權和平轉移,加上白人長期掌握經濟命脈,大規模追訴加害體系成員,可能會讓市場不安,影響國際投資意願,而且也將使得長期分裂的社會更加不易追求和解。

在這些考量下,一九九三年通過的過渡憲法,遂排除了大規模懲罰加害者的可能性,強調政府應致力於搭建連結過去與未來的橋梁,介於「以高度衝突、未被言說的受苦與不正義而深深分裂之社會的過去;與奠基於肯認人權、民主與和平共存、所有南非人(不管他們的種族、膚色、階級、信仰或性別)都擁有平等發展機會的未來」之間。以憲法揭櫫的精神,一九九四年國會通過了《促進全國團結與和解法案》(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宣布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立法過程中,政府派出代表參訪拉丁美洲與共黨政權倒臺後的東歐各國,召開國際性的研討會,公民團體踴躍地表達意見,為南非模式的高度公共參與奠定基礎。但即使如此,委員會上路之初,外界仍不無議論。例如有人擔心由屠圖大主教領軍的團隊,會讓宗教精神與寬恕主導委員會運作;也有家屬提起訴訟,認為特赦制度的設計將妨礙他們追尋正義。

不過成為第一屆全民普選總統的曼德拉,仍與屠圖主教一起為委員會奠定了和解及寬恕的基調。司法部長也強調,草案是求取各方意見平衡的結果,受害者的正義與國際法的原則都被考量在內,委員會的目標是:「達成一致且在道德上可被接受的和解。對大規模人權侵害的真相的追求需透過以下手段達成:由官方調查機制透過公正的手段為之;加害者完整而無保留的承認;公諸於世,也要讓公眾知道策劃者、行凶者與受害者的感受。」

於是在十七名委員之下,設立三個委員會:人權侵害委員會負責蒐集受害者與證人證詞;特赦委員會受理並審查個人的特赦申請;補償與平反委員會主責提出補償計畫與相關建議。除了特赦之外,委員會的權力還包括搜尋證據、傳喚證人與執行證人保護方案。前兩年半中,委員會轄有三百名職員,一千八百萬美金的年度預算,全國設有四個分處,規模令其他國家相形見絀。

人權侵害委員會首先接到超過二萬一千名受害者的書面陳述,並自一九九六年開始舉辦公聽會,以公開聽取並肯認受難者的故事與苦痛。在接下來兩年內,南非幾乎每天都浸淫在國家暴力歷史的證詞與討論中。電視、廣播會轉播公聽會,並將之翻譯為南非境內通用的十一種語言。每週日晚上,有電視節目固定播出過去一週的委員會進展提要,預告下週進度。每天電視也會播出一小段「新聞公布欄」,剪輯一段駭人案件的證人或受害者證詞,偶爾也有受害者在公聽會上對加害者表達原諒,再加上大幅的報紙轉載,南非把真相委員會的能見度、公開行事推展到了高峰。

而公聽會進行的方式,則被認為帶有相當程度的基督教儀式色彩。現場點有巨大的白色蠟燭並掛著十字架(有些場次則以其他宗教儀式舉行),受害者進場後,委員們步入行列中歡迎並擁抱他們。委員們從詢問受害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年齡、工作等來開場。觀察家分析,與其說這是要讓受害者放鬆的技巧,更重要的是,透過這個儀式,彷彿讓受害者重新放回更大的群體中,凸顯人與其家庭或社區其實密不可分。受害者在這些溫暖中,感受到代表國家的官員對他們苦痛的肯認,很多人往往未語淚先流。

受害者上臺時除了陪同的家人外,一旁也會坐著心理治療師。他們在陳述中被允許來回踱步甚至哭喊。過程中會播放傳統音樂,受害者能以母語發言,再由委員摘要他們的經驗,並鄭重表達國家對他們所提供經驗的感謝之意。在衝突激烈地區舉辦的公聽會,有時甚至會湧入上千名聽眾。

儘管委員會追求的寬恕與和解精神,並將之與南非傳統精神「烏班圖」(Ubuntu)結合,即人類的互相依賴,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而奠定的基調並不見得受到所有人的肯定,但相較於一般司法訴訟過程的處理,公聽會模式仍有些獨到的優點。例如受害者透過公開地使用母語說出受暴經驗,建立一套自己的敘事,在公眾生活中重新取回尊嚴並重建自主性。而透過聆聽在場其他人的故事,受害者們也能將自己定位於更大的文化經驗中。白人政府透過國家機器散播的偏見能被矯正,白人菁英也從此無法否認壓迫確實存在。由此強化現任民主政權的正當性,有利於塑造更加重視民主與人權價值的氛圍及政策,這些都是單純透過審判加害者無法達到的目標。

此外,許多受害者念茲在茲要追求的正義,在南非模式中也不完全是被排除的選項。南非跟其他實施全面性特赦,而犧牲正義或真相揭露的國家不同。這裡的特赦是有條件的:加害者必須個別提出申請,完整揭露所有作為,而且這些罪行必須是出於政治動機,並非挾怨報復等私人理由。而加害者是否表現懺悔或道歉並非要件之一,被起訴或進行民事求償對未申請特赦,或申請遭拒的加害者,仍是可能的選項。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未關上真相求索之門,尤其考量到前政權在下臺前,可能大量銷毀檔案時,這種模式反而能保存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陳述與解釋。在屠圖主教的著作《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書中,即揭露了許多原本永不見天日的案件,常是在加害者申請特赦的過程中,才得以揭露真相。

委員會總共收到了超過七千件特赦申請,但在調查與聽證後,加上申請者不服而提出訴訟,最後大約有一千一百人得到完全特赦,一百多人則被部分地減輕刑罰。相較於廣大的受害者,提出特赦申請人的數字似乎比外界預期的還低。一般咸認這與南非的司法體系不夠健全有關,許多加害者願意冒險一賭,認為自己不至於成為查辦對象,這樣的情形尤其集中在政府高官與高階將領身上。特赦的審查與再議相當曠日費時,故特赦委員會的運作直到二○○一年才正式結束。而委員會早在一九九八年就已經交出總結報告了。

這份尚未公布就面臨前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與非洲國民議會同聲反彈的報告,共計有三千五百頁,總字數逼近百萬。除了描繪出種族隔離體制的樣貌,委員會也提出各種政策建議。可惜政府後續的落實程度並不高。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對南非社會造成的影響,也在專家間引發分歧的評價,例如調查顯示,黑人對委員會的支持顯著較白人為高,不同種族間的「和解」並非一蹴可幾。但一般來說儘管難以完全複製,但南非模式強調以被害者為中心,讓那些在為人遺忘之地所發生的故事,進入公眾眼簾,其標榜的療癒與和解精神,都成為晚近各國成立真相委員會參考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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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臺灣持續落後的鄰國:南韓

南韓跟臺灣的經濟發展模式、民主化軌跡、社會運動模式等都是社會科學中比較研究常見的題目。兩國同樣在八○年代末期被捲入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但民主化之後,南韓在處理威權遺緒上的積極與成果,卻讓臺灣難以望其項背。

南韓在一九八七年民主轉型以前,威權政府以打擊北韓共黨同路人為由,對異議分子進行殘酷的鎮壓,這是社會的禁忌議題,受害者及其家人則長年活在恐懼中。民主化以後,民間對歷史真相的追求與平反的壓力漸漸提高,南韓先後成立了十多個調查單位,以釐清過去的人權侵害事件,其中有好幾個已經符合真相委員會的標準。這方面的建樹,都集中在反對派出身的金大中與盧武鉉總統任內。

二○○○年十月,金大中成立了「查明可疑死亡真相委員會」,要調查在威權統治下,因不明原因而身亡的反對派領袖或民主運動分子。不過委員會的運作只能說是差強人意,由於缺乏傳喚證人出席的權力,且調查目標僅限於「可疑死亡案件」,而非要對威權統治進行整體性的調查與紀錄,受害者提倡的證人保護計畫、公聽會,乃至用特赦來換取某些案件的真相等建議都未被採納。但委員會仍然訪談了近萬名證人,調閱超過三萬份政府檔案,而在延長十八個月的運作後,終於交出多達六卷,總頁數逼近四千三百頁的調查報告,包括對這些可疑死亡案件的整體分析、政策建議以及八十五件個案的詳細報告。

但若論及更宏觀的歷史性檢視國家暴力的成因、模式及其影響,則是盧武鉉在二○○五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任務。委員會下轄二百四十位職員,在二○一○年中交出總結報告後結束運作。委員會的調查範圍相當廣泛,除了一般常見的人權侵害案件調查外,委員會也曾針對全斗煥總統任內的箝制媒體舉動做出報告。這是南韓官方首次承認,全斗煥政府於一九八○年八月發動的強制合併媒體與大規模解雇,是為控制輿論而實施的非法行為。

根據委員會的調查,在全斗煥通過政變上臺後,將二十八家報社、二十九家廣播電臺、七家通訊社等六十四家媒體,強行整併為十四家報社、三家電臺、一家通訊社等十八家媒體,廢止一百七十二種定期刊物,解雇超過一千名新聞工作者。在戒嚴的非常狀況下,官方召集各家媒體負責人,強勢要求他們簽署放棄備忘錄,甚至還有武裝軍人,在現場施壓威脅。此外,超過上千名表面上看來是新聞協會與廣播協會自行提出的解雇名單,實際上是由政府所指定。委員會建議:「國家應承認曾利用職權,妨礙言論自由,並向受害者致歉。同時,回復受害者名譽,並採取適當措施彌補他們的損失。」可惜尚未得到南韓政府的正面回應。

此外,由於南北韓間的特殊情勢,南韓政府許多壓制異議分子行動,往往以打壓共黨人士為名,號稱要捍衛民主的大韓民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則透過全國訪查與調閱檔案,舉辦公聽會蒐集證詞,釐清許多歷史舊案的真相,尤其是韓戰期間好幾起大規模屠殺平民案件,每每在委員會公布調查結果之時,引來國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例如二○○九年,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公布「輔導聯盟」近五千人遭到集體屠殺的報告。當年李承晚軍政府設置輔導聯盟,要對官方認定的共黨同情者或黨羽進行「再教育」,以減低他們的左傾成分。但名列在上的三十萬人,許多人毫無共黨淵源,有的人因地方官員要交出名單配額的壓力而「入選」,也有人是遭槍口威脅,而曾提供食物給藏匿山區的共黨分子,也得被算入共黨同路人。這些平民在李承晚軍政府的恐共情結下命喪槍口。

此外,自二○○七年開始,委員會主導了全國十三處集體墳場的開挖,挖掘出超過二千具遭到政府處決者的遺骸。在法醫鑑識科學的協助下,逐漸撥開曾經壟罩韓國社會的歷史迷霧。例如,軍方曾宣稱一九五○年二月在全羅南道佛甲山(불갑,Bulgap)地區的屠殺案中,殲滅了超過一千名共黨游擊隊。但開挖當地墳場後,發現一百三十三具遺骸的姿勢均為屈膝、手被綁在背後。其中二十一具骨骸年紀在十六歲以下,周遭散布著髮簪、玩具,顯示這批罹難者僅是手無寸鐵的平民,而非軍方指稱的武裝勢力。

而隨著類似案件的歷史真相一再被披露,也讓政府陷入尷尬的處境。畢竟半個多世紀以來,北韓被塑造成是所有罪惡的元兇,如今殘忍的現實是,南韓政府與提供其支援的美國才是戰時大量屠殺平民的禍首。在調查過程中,也有少數當年扣下扳機的第一線人員,竭力捍衛往日所為,例如八十二歲的金萬錫(Kim Man-sik)希望大家用更全面的角度來理解當時局勢。當時前線戰事吃緊,他的部隊兩次奉令從警方手中接過大批政治犯並集體處決。時至今日,他仍然認為除了聽命行事外,彼時毫無選擇,主張這是保衛國家的必要之惡,這也是政界保守派普遍的想法。他們一向將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工作,貶抑為分裂社會之舉,批評所謂追究歷史其實是在撕裂舊瘡疤,忽略北韓當年兵臨城下的威脅,這種工作並不符合整體國家利益。

但當年也不是所有的軍警人員都選擇聽命行事,例如在上述的輔導聯盟案中,也有警官認為所監管的平民根本不構成對政府的威脅,不該喪命,而在接到上級的屠殺令後,偷偷告訴他們,不要聽從警鈴指示前來集合。警鈴平常是用來召集團員「上課」之用。幸運的村民因此逃過一劫。也有曾在一九五○年代處決超過一百七十人的軍人向委員會現身,他說在死者中,某些A級犯人是活躍的共產黨人,但被歸類為B與C級者,則大多是無辜者,他們是受到共產黨以免費土地為誘惑的農民。他說:「直到今天,我仍為殺害他們感到罪惡,我願意低頭悔悟。」

經過委員會調查而揭露的真相,並不限於南韓官方所犯下的案件,例如被稱為「告別作」的調查案,即以韓戰期間美軍屠殺南韓人民案件為主題,整理出一百三十八樁案件,並建議其中八案的受害者可透過政府談判向美方求償。但絕大部分的一百三十案被認定為應放棄求償權力,也不會起訴相關人員,被外界批評為是親美的李明博政府不願與美方對立的結果。

李明博政府對待委員會的態度,則坐實了外界對其保守作風的批評,包括所指派的主席,或是儘管家屬一再要求,但李政府仍無意讓顯然尚留有大量工作的委員會延長任期,以至於全國尚有一百多座集體墳場並未開挖,成千上萬失蹤者恐怕就此埋骨於荒煙蔓草中,再也無人知道下落。

概括來說,委員會調查的範圍相當廣泛,但卻無相應的資源支應,也缺乏強制傳召證人的權力,使得進展未如外界預期的多。但委員會仍確認上千起規模不一之集體處決案件的存在,也肯認了受難者的存在。有些受害者即是透過委員會調查,發現當年被誣指為共黨間諜的罪證薄弱,而重新循司法管道提起再審,洗清罪名。

不過,也由於委員會並無起訴加害者的權力,引發某些受害者及家屬的不滿,認為遭到欺騙,在血淚陳述後,無法得到期盼中的正義。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強調,它的任務是發掘真相並且記錄,建議教科書校正方向,並且透過對受害者的補償或其他服務來促進和解。

例如,在全羅北道外海開也島(개야도,Gaeyado)的小漁村,是六○年代南韓軍情單位清查有無北韓共黨滲透的重點地區。根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調查,許多住在這裡的漁戶都有受到政府迫害的經驗。在當年的恐怖氛圍下,鄰里之間相互舉報,人們遭到嚴刑拷打,直到你咬出通敵者為止,由此造成的家庭破碎、朋友反目不計其數。例如一對從小一同長大的好朋友,因其中一人的無心之過而使另一人身陷囹圄,他出獄後遠走他鄉,兩人從此未再碰面,直到近四十年後,才在真相委員會舉辦的「和解派對」上重逢。委員會邀請全村村民參加,二百多人共襄盛舉。當這對老友帶著淚眼擁抱時,某些舊傷口看來也跟著逐漸痊癒。朴春晃說:「我要向林表達歉意。當審訊者告訴我,林已招認通敵罪狀後,我想像他一定是遭受了跟我一樣的虐待,這全因我而起,我恨不得一頭撞死。」被無辜捲入的林則說,他早就原諒對方,因為他知道這位老友是屈打成招:「我也經歷了相同的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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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陸續移除的蔣介石銅像目前由桃園縣大溪慈湖紀念雕塑公園收藏,似乎已成另一種裝置藝術。(張震洲攝,衛城出版提供)

各地陸續移除的蔣介石銅像目前由桃園縣大溪慈湖紀念雕塑公園收藏,似乎已成另一種裝置藝術。(張震洲攝,衛城出版提供)

如果臺灣也有真相委員會?

從以上各色各樣的真相委員會故事,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委員會的嚴謹運作成績斐然,但未必是該國轉型正義進展的保證。誠如普莉西拉.海耐爾所說,真相委員會的任務並不輕鬆甚至充滿爭議,他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完成工作。他們要跟被掩蓋或否認的真相搏鬥,也可能遭受掌權者的抗拒。即便委員會最終完成總結報告,人們可能會發現,國家並未從此天下太平,許多關鍵問題仍然懸而未決。但總括來說,真相委員會的工作仍有其獨到的貢獻與價值,它會根本地改變一個國家看待自身爭議性歷史的方式。(粗體為筆者所加)

可惜的是,臺灣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官方推動的真相委員會機制,來徹底地清查近四十年戒嚴統治下造成的政治案件。當我們看到祕魯或東帝汶,透過翔實的總結報告,可以打破社會迷思,釐清受害者族裔、受害區域的真相時,可以反思,糾結臺灣社會已久的省籍情結,對白色恐怖受害者的身分、背景認知,是否也能有循此途徑釐清的一天,而非僅能淪為政客操弄的刻板印象。當南韓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可以透過公聽會與詳查檔案,而逐漸還原歷史案件的真貌,並揭穿政府謊言時,臺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還在高談,「白色恐怖的受害者都是外省人,沒有什麼本省人。」

由國家支持成立的真相委員會,代表新政府處理陰暗歷史的能力與決心。即使是國家元首也無法置身事外,例如祕魯前總統賈西亞(Alan García)也曾被要求出席公聽會,為自己任內的多起人權侵害案件辯護;或像二○一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賴比瑞亞總統愛倫.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即使貴為非洲首位民選女總統,聲望極高,仍得親自出席公聽會,坦承年輕時曾資助後來成為賴比瑞亞大獨裁者的泰勒(Charles Taylor),並為此向全國致歉,儘管那一萬美金的捐款已是二十年前的舊事。而南美大國巴西,在轉型正義的處理上向來遙遙落後其他鄰國,在民主化二十多年後,才於二○一二年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而政治犯出身的迪爾瑪.羅賽芙總統(Dilma Vana Rousseff),多年前遭軍方酷刑凌虐的細節,也方攤在陽光下引發舉國關注,注定成為巴西歷史難以磨滅的記憶。

遺憾的是,臺灣卻從來沒機會對當年的加害系統進行反省。許多加害者或體制協力者,仍繼續優游於民主化後的政府。我們不清楚如今占據廟堂的顯要高官,當年擔任「細胞」或「職業學生」時,究竟是因熱血救國,還是出於個人前途考量而犧牲黑名單分子的歸鄉之途。因為這些人,從來不需像愛倫.瑟利夫一樣,雖為總統之尊,也得面對大眾交代心路歷程。我們也不知道,曾迫害無數政治犯的軍警情治人員,若多年後須在公聽會面對受害人,是否能像南韓的底層軍人,或賴比瑞亞軍頭,能夠公開道歉。

簡而言之,真相委員會並不完美,對許多人來說,立即見到加害者被送進大牢才稱得上正義。但如果考量一個國家政權轉移時的權力結構、該國司法體系的健全程度或司法訴訟過程的特性(被害人的陳述會被切割零散,且需面對交叉詰問與質疑)。再加上,如果我們還想讓被害者們各式各樣的傷痕經驗,有被公眾接觸的機會,而且是以比較完整的敘事模式,進入社會記憶的話,那麼起訴與審判可能不是最好的選擇。何況如前所述,不同的取徑並非彼此互斥,成立真相委員會並不像很多人所擔憂的,必將以犧牲正義為代價,也不見得是因為無法審判加害者,只好退而求其次的第二選擇,它所能發揮的獨特功能與價值,應當受到公眾的肯認。臺灣已經解嚴近三十年,政府也大肆慶祝過「建國百年」,我們到底該怎麼回望這段歷史,或許上面的故事,能夠帶來一點點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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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20160507_049
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臺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三冊套書)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著,衛城出版,720元,歷史

(本文摘自卷一第二章〈各國的轉型正義工作〉,作者為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執行長)

【作者簡介】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

民主化之後,因臺灣政府對「轉型正義」的消極作為,不如其他新民主國家的政府成立類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專責機構,一群關心轉型正義的民間人士於二○○七年成立臺灣民間與真相和解促進會。真促會以民間之力進行白色恐怖受難者訪談計畫、要求政府開放政治檔案、倡議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呼籲政府返還受難者遺書等,並於二○一五年二月規劃出版《無法送達的遺書》,未來將持續從法制、人權、政治、歷史、文化等各層面推動轉型正義的工作。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網址:www.taiwant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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