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

【準總統讀的書】特別企畫

姚立明新書帶領讀者一窺曾經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歷史,在理性、包容的態度下展望這座島嶼。(圓神提供)

姚立明新書帶領讀者一窺曾經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歷史,在理性、包容的態度下展望這座島嶼。(圓神提供)

【序】不論生長在牆的哪一邊

我不喜歡講自己的故事,因為乏善可陳。我也不想讓別人寫我的成長經歷,因為擔心寫手不明白我講這些故事的本意,寫出來會讓讀者誤解我「自以為義」—以為我想用這些故事證明自己已經越過藍綠高牆,好像我很厲害,別人都不行。

直到圓神美麗能幹的專案企畫經理真真寫信給吳念真導演(我收到副本)介紹這本書時說:「姚老師外省二代的背景,他花了三、四十年才走出高牆(參考本書內容)……」我才放下心。因為真真作為第一個讀者,如果她可以從故事中發現,我從來就不是先知先覺,只是好奇心重,喜歡打破沙鍋,再加上年輕時魯鈍無知,有一些特別的人生經歷,才一路摔摔跌跌地爬過省籍、藍綠的高牆。

嘗試爬過高牆,最大的挑戰在於高牆兩邊的人都會用異樣的眼光看你。原來同一邊的人會覺得你背叛他們,另一邊的人永遠不覺得你跟他們是一夥兒的。

生長在一個父母、父母的朋友都是「外省人」的環境,我高中以前的同學幾乎沒有「本省人」,參加的教會是每逢主日一定為執政掌權者禱告的國語教會(從不過問掌權者行為是否正當),連娶的老婆都正好是眷村長大的孩子。從我開始不迴避說「我是臺灣人」、開始嚴厲批判馬英九政府之後,那些跟我「有共同過去」的同學、朋友,也開始用質疑的眼光看我,我成為他們眼中的「變色龍」。

現在許多支持我言論的網友鄉民,在倒扁時代曾視我為寇讎。不知道未來我再度監督批判民進黨政府的時候,在他們眼中,我會不會又變色了。

從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開始,聖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這句話就一直是我的提醒。這句話讓我想爬過高牆,去看看牆的另外一邊。當看到了牆另外一邊的人物風景,我開始痛恨這堵高牆。因為它遮住了兩邊人民的視線,剝奪了兩邊人民去看、去聽、去理解、去接納的自由,更為掌權者提供蒙蔽兩邊真相的機會。

我跟柯P原本就是各自生長在高牆兩邊的人,我們過去的生活經驗毫無交集。因為痛恨這堵高牆,所以我答應做他參選臺北市長的競選總幹事。

不同的生長背景造就了每個人不同的史觀,只是沒有人可以選擇生在哪個家庭。推倒省籍、藍綠的高牆,不是要改變個人的歷史記憶,是讓個人的眼光沒有攔阻地更加寬廣。所以,在為柯P站臺助選的時候,我說:「我們可以有不同的過去,但是我們會有相同的未來。」原本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卻背景大不相同的人,因為沒有高牆的阻礙,可以一起創造共同的未來。

「傾聽」和「接納」是推倒藍綠高牆的兩具推土機。傾聽不是與生俱來,需要用心學習。只要踏出傾聽的一步,就不怕沒有下一步的接納。

我的記性並不好,小時候的故事記得的不多也不完整,除非是印象實在深刻。一個偶然的機會,跟圓神簡社長聊到年輕時的事,他用心傾聽,聽得出神,鼓勵我說給更多人聽。我想,說不定聽到的人多了,接納隨之而來,願意說、願意聽的人—不論生長在牆的哪一邊—也會越來越多,那我們就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

***

第一章 爸爸與柯文哲

  
看到爸爸的故事,我哭了!

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我同意擔任柯文哲競選臺北市長團隊的總幹事。先前幾度深談,我很清楚彼此的成長背景存在許多差異,但那些差異究竟有多大,又是如何牽動我們的人生、影響我們的思想與情感,直到兩個月之後,意外透過兩部電影顯露出來。

那次衝擊發生在九三軍人節,我們應邀參加鈕承澤導演的《軍中樂園》試映會,這部電影聚焦一九七○年代左右的臺灣,透過海龍菜鳥小寶、魔鬼士官長老張等人物的刻畫,以及俗稱「軍中樂園」的特約茶室故事,重現十萬大軍駐守金門的歷史。

電影長達兩小時又十三分鐘,但我完全不覺得沉悶,眼前一幕幕都勾起我的記憶,觸動我心頭的奔放熱流,看到後來甚至嚎啕大哭,腦筋一片空白,久久無法自拔。我的情緒激動到連柯文哲都頗為驚訝,會後還向記者形容:「坐在我旁邊的人哭得稀里嘩啦。」

最讓我淚崩的角色,是中國男星陳建斌飾演的老士官長張永善,操著一口鄉音,脾氣又臭又硬,內心卻充滿矛盾。原來,當老張還是「小張」,才十六、七歲左右,在中國老家門口被路過的國民黨部隊拉伕當了兵,就這樣跟著國民政府來到臺灣,再也沒有回去,二、三十年沒辦法見媽媽一面。一輩子無法回家、一輩子沒有結婚,因為人生的一個小小插曲而從此孤孤零零、孑然一身,這正是許許多多外省老兵的真實遭遇。具有外省背景的導演鈕承澤,將我父親那一代的傷痛,活生生帶到我面前。

人生如戲,《軍中樂園》的戲劇場景卻讓我彷彿重返父執輩的人生。老張與阮經天飾演的菜鳥兵小寶成為忘年之交,兩人坐在金門島北山斷崖邊上談心的那一幕,當老士官長喝著高粱酒,想起媽媽做的飯,訴說他二十幾年來未盡孝道,對於老家有無止盡的鄉愁,眼望著中國大陸,忽然間大喊:「娘,俺想妳!」我心頭不由得狠狠一揪,忍不住跟著痛哭失聲。

坐在我身旁的柯文哲一時反應不過來,還很詫異地問我:「你怎麼哭成這個樣子?」他覺得很奇怪,完全沒辦法理解,再感人也不過是電影情節嘛,為什麼老士官長喊一句「媽媽我想妳」,我居然這麼傷心?究竟有什麼好哭的?

他的疑惑,當下讓我久久說不出話來,心裡想著,多少「老芋仔」一輩子跟著國民黨打仗的故事,柯文哲怎麼連這都不知道呢?我試著緩和情緒,稍稍走出悲傷之後,才跟他說:「這也是我爸爸的故事!」結果他眉頭皺成一團,一臉茫然,有點不知所云,還是完全聽不明白。

柯文哲問我,有沒有看過魏德聖導演監製的《KANO》?這部電影描繪日治時代的臺灣棒球故事,日本男星永瀨正敏飾演的日籍教練近藤兵太郎,帶領一支由原住民和日本人、漢人聯合組成的嘉義農林棒球隊,原本實力極弱、不堪一擊,後來卻以堅強的意志力首次打入日本甲子園,並且獲得亞軍。

當時,我只覺得這部片子怎麼有一半時間都在講日文?敘述日治經驗的故事情節,我沒有太多感覺,好像只是在看一場棒球比賽而已,但柯文哲卻說他看了很感動,放映結束之後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我摸不著頭緒,他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傷心激動到落下男兒淚?

我好奇詢問他在哭什麼?柯文哲回答,這部電影讓他聯想到祖父柯世元,在日本統治時期接受日本教育,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當了新竹州督學,是當時的高階知識分子,還是皇民化運動下的模範家庭。臺灣光復後,柯文哲的祖父在二二八事件中被當局抓走,甚至被毆打到殘廢,羈押長達半個月,雖然之後放回來了,三年後卻在家中抑鬱而終。

柯爸爸當時才念初中,目睹了整個過程,柯家也因為這個事件陷入窮困。柯文哲試著壓抑悲傷的情緒,雙眼卻依然忍不住泛著淚光說:「我阿公入殮時……竟然連一套完整的新衣服都沒辦法弄到……這是爸爸一輩子的遺憾。」

柯文哲的眼淚令我意外,因為我觀賞《KANO》的時候,其實很難深入體會電影所呈現的那個時代,更無法聯想到那個故事與我的人生有什麼關聯,所以忍不住問他為什麼會哭?同樣的,我為《軍中樂園》所流的眼淚,柯文哲也很難了解,所以才問我為何而哭?

我終於察覺到,各人流各人的眼淚,問題不在電影,而在於我們擁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經驗。於是,對著摸不著頭緒、搞不清楚怎麼回事的柯文哲,我開始娓娓訴說,一個,屬於我爸爸的故事。

我的父親從小家境不好,十五、六歲就離開父母外出討生活,二十幾歲時遇到戰亂,還來不及見爸媽最後一面就逃難到臺灣來,一晃都快七十年了。如今,他已經高齡九十五歲,前年二○一四年過生日吹蛋糕時,居然還跟我說:「我好想娘。」一個九十五歲的老人,居然還像小孩一樣想著娘,想著想著還會流淚。雖然他不是老兵出身,但他的心境,跟電影《軍中樂園》裡的老士官長是一模一樣的,不論多久、無論身處何地,都抹不去那一輩子的思念。

從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年間,愴惶離開中國、渡海逃難來臺的外省人,將近兩百萬人。當時政經局勢動盪不安,陷入惡性通貨膨脹,物價嚴重高漲,船票、機票一位難求,而且要撤退的人太多了,整個情勢混亂不堪,即使有錢買得到票也不一定能夠搭乘。每個家庭的逃難經驗不太一樣,但相同的是,就像我的父母,都面臨生離死別的抉擇,心中留下難以撫平的傷痛。

台北市長柯文哲(左)與選舉時的競選總幹事姚立明。(本報資料照片)

台北市長柯文哲(左)與選舉時的競選總幹事姚立明。(本報資料照片)

爸媽逃難史,像美國西部拓荒電影

我們這家人之所以能夠逃難來臺,完全是因緣際會。抗日戰爭時,我父親在國民政府所創的《掃蕩報》擔任文字記者,戰爭結束就留在南京工作。沒多久,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國軍節節敗退,隨著戰事變化,蔣介石決定找兩、三批具有記者背景及專業軍事訓練的人,以隨軍記者名義安插在各軍團司令身邊,配槍、配子彈,擔任「監軍」工作,我爸很幸運地被挑選出來,成為其中的一員。

當國民政府意識到首都南京可能不保,大家打包準備遷都時,爸爸本來還想趁著南下的機會,抽空先返回故鄉湖南長沙探望父母親。想不到,事與願違,共軍已渡過長江,他連父母親的最後一面都沒見到,只來得及找到老婆跟小孩。當時,我根本還沒出生,父親拉著剛生產完的媽媽,抱著襁褓中的哥哥、開始學站的姊姊,跟隨總數大約兩百人的一個失散的中央部隊,不停往東邊走,時而慢、時而快,經過無數村莊,好像走了個把月,才抵達四川重慶。

不久,共軍接近重慶,大家又逃往成都,城內外滿目瘡痍。爸爸曾經回憶說,那時兵荒馬亂,逃難路程不時看見滿身泥土的敗退國軍,以槍為杖,三三兩兩各自結伴而行,成千上萬的人,拚命擠向唯一可以載運撤退部隊的新興機場。

他們抵達機場時,只見停機坪還有一箱箱黃金擺著,因為運人優先,都無法送上飛機。大家只顧逃難,民眾死命地要擠進去,試圖搭上飛機,但國軍的不少飛機已被共軍擊落,剩下的數量有限,載客量當然不多,最後只有少數軍官、將領及家屬得以進場搭乘飛機。

眼看著末班飛機將要飛離,就在那關鍵的時刻,當地空軍司令官認出爸爸曾經是部隊的隨軍記者,立即要維持秩序的軍人放行,爸爸、媽媽、姊姊、哥哥四人才有機會擠上飛往海南島的最後一班飛機,並且輾轉來到臺灣。一九五二年,家裡多了一個我,從出生到成長都在臺灣,卻被稱為所謂的「外省人」。

從我有記憶以來,逢年過節,除了圍爐吃年夜飯、拿紅包之外,全家大小還必須圍繞著從未謀面的長輩照片,一起跪下來磕頭拜年,聽爸爸「想爹想娘」,訴說他對家鄉的情感,每次都哇啦哇啦地說一大輪,甚至哭哭啼啼好幾回。從小到大,這些故事每年都要聽一遍。

那個場景可不是普通的跪拜,除夕夜傍晚六點整,也就是吃年夜飯的前一刻,爸爸就大聲喝令:「跪下!」跟媽媽兩人立刻雙膝落地,我家四個小孩看到向來威嚴的爸爸媽媽居然跪下來,嚇都嚇死了,兩腿自然發軟,不由自主紛紛跟著跪下來。

接著爸爸會大聲喊:「磕頭!」要跟誰磕頭呢?就是掛在牆壁上,那些泛黃得根本看不清楚的照片,據說他們是爸爸那邊的親戚、媽媽那邊的親戚,是我們這些小孩一輩子都沒親眼看過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爸爸一邊哭,一邊還喃喃自語,媽媽在旁邊也啜泣不已。我們愣頭愣腦地盯著牆上的照片,跟著爸媽磕了又磕,拜了又拜,不知道磕頭拜年了多少回。而且,飯前又跪又拜還不夠,吃完年夜飯,半夜十二點守歲到隔天清晨六點,準備開門放鞭炮的時候,爸媽總是領著全家再跪一次、再磕幾次頭,遙祝遠在家鄉的長輩新年平安。

那樣的夜晚,爸媽也情不自禁懷念家鄉的一景一物,回憶他們小時候發生的事。爸爸還會不停哭泣訴說,他想他的爹、他的娘,遺憾這輩子再也看不到爹娘,也看不到他的兄弟姊妹。

我永遠都記得,當我還很幼小的時候,爸爸一邊介紹牆上發黃照片裡的人物,媽媽一邊畫出一棵家族樹,樹上畫著很多很多圓圈,然後用手指著一個又一個的圓圈,告訴我們他們是從哪裡來,爸爸是哪一個,媽媽是哪一個,哪個是我表叔堂叔,哪個又是我表哥堂弟……隨著手指的移動,他們描繪出與我血緣如此濃厚卻又如此陌生遙遠的家族。

對爸媽而言,中國有他們失散的家人、從小一起長大的親友,隔著當時因為兩岸分離而看起來永遠無法跨越的臺灣海峽,距離雖遠,思念依然,與中國親人之間的血源情感割也割不掉、抹也抹不去,是他們一輩子的牽掛。

有一次,我爸病了,很難過地說想回去(中國大陸),我們這些晚輩聽到,就覺得一陣鼻酸,因為他對中國有感情,我們知道他的感情所在,也知道他為什麼難過,看他傷心難過,我們就會心疼難過。

兩個爸爸的眼淚,有了共同心酸

二○一四年,我哥哥六十五歲生日前夕,爸爸突然打電話給我們說:「我要來慶祝我大兒子六十五歲生日。」要求我們兄弟姊妹全部回來,包含孫子輩的孩子們,也要一起聚餐慶祝。

通完話,我完全摸不著頭緒,哥哥也不知道原因,因為家裡的傳統,向來只有晚輩給長輩過生日,從來沒有老爸說要給兒子過生日的。

生日那天,當大家要切爸爸買給哥哥的蛋糕時,爸爸故意咳了幾聲引起大夥注意後,緊接著又提起往事說,六十五年前,哥哥剛出生住在醫院裡面,媽媽還抱他在懷裡吃奶,就遇到戰事緊張必須撤離。當時他衝進醫院,扶著老婆,後面背著一個、手裡抱著一個,夫妻倆一前一後,想盡辦法從南京一路殺下來,這才逃難到臺灣。

「今天不只慶祝哥哥生日,也要慶祝我們全家逃難成功六十五年!」爸爸自己還哈哈大笑,轉頭調侃我:「你曉不曉得,還好當時巧遇恩人才逃過一劫,否則就沒有你了。」

原來爸爸是要慶祝全家成功逃難、重生的六十五年,可見逃難經驗,是他永遠也不可能轉淡的記憶啊。

我爸爸「想爹想娘」的眼淚,柯爸爸對於父親在二二八事件受難因而窮困潦倒、無法好好入殮的遺憾,兩個爸爸的眼淚,牽動我與柯文哲看電影的不同情緒,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不同的成長背景,讓我們對於同樣的場景產生截然不同的感受。

然而,柯文哲畢竟不是柯爸爸,我也不是那個被迫離鄉背井、帶著妻兒逃難到臺灣來的姚爸爸。歷經臺灣社會這麼多年的融合,原本歷史記憶不同、成長經驗各異的我們兩人,正如同生活在這片土地的許許多多人,不再有外省人、本省人之分,從現在開始,我們都是一家人了。

宗教信仰,助我幫柯文哲推倒藍綠的高牆

不希望再區分彼此,正是我在七月十七日點頭答應出任柯文哲競選總幹事的理由,而中間的轉折與關鍵因素,就是我的宗教信仰。

其實我跟柯文哲根本不熟,先前對他的印象,停留在前總統陳水扁女婿趙建銘案時,趙建銘被停職卻仍自由進出臺大醫院,當時擔任臺大醫院外科加護病房主任的柯文哲跳出來痛批,要求臺大醫院不能包庇趙建銘。那時候,我很佩服他有自己的是非觀念,但最多就是認識這樣的柯文哲而已。

後來,柯文哲宣布參選市長,我仍然跟他沒有太多交集。直到有一天,有位學者來找我,說他現在幫忙柯文哲上市政課程,問我願不願意給柯文哲上課?於是我點頭答應。

上完這課以後,隔了兩、三天,柯文哲又聯絡我,說他還有一些問題想請教,然後我們就開始交換意見,他三不五時會來找我,就這樣一次又一次地交談。

大概過了一個半月,柯文哲約我在一個朋友家談,話講到一半,他忽然抓了抓頭髮,眼神專注地看著我,接著眨了一下眼睛問:「姚老師,你願不願意來做我的總幹事?」

當時,我嚇了一大跳,一時恍神,思考了幾秒鐘後,語氣緩緩地回答:「其實我不必跳出來幫助你!」接著,我不疾不徐解釋,我是滿欣賞你的,所以我只要在媒體上每天替你講話,就算是幫助你了。

我比劃一下自己的臉,接著說,我長這個樣子,就很藍,可以在電視上幫你多講幾句好話。我不要浮出檯面,對你就很有幫助。

語畢,柯文哲沉默一會兒,沒有再多講什麼話,重新回到我們原本在討論的議題。一直到時間結束,他默默離開,繼續跑他下個行程。

之後,柯文哲三番兩次用簡訊遊說我擔任總幹事。我仍然推辭,還跟他推薦了一些人,但他都不滿意。雖然多次拒絕他,但是我心中仍然琢磨著,深知自己面臨另一個嚴峻考驗,卻因為心裡還有很多難處、很多打不開的結,開始有許多疑問。某一天,一位幫我打過選戰的夥伴跟我聊到九合一選舉,我跟他說受柯文哲邀請但我拒絕的事,他居然說:「姚老師,你記不記得,你幾年前就跟我說過,上帝給你一個任務:要使人和睦。」

這句話像雷一樣灌進我,我趕緊衝回家,找來太太討論。對於心中的疑慮,夫妻倆如往常慣例,跪著一起祈禱,求問上帝給我們答案,了解祂的心意。禱告後,我們互相分享,發覺兩人不約而同都有一樣的感動,兩人便一起讀起《以弗所書》第二章十四節,保羅所傳:「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當下,我們知道這是神給我們的呼召,不是使人紛爭,是使人和睦,要消弭爭鬧對立的情形,使之兩下成為一體。換句話說,上帝給的任務是「兩下合而為一」,不是把一國的人拆成兩半,是把原來拆解的合而為一。

我倆當下決定通知柯文哲,我願意擔任競選總幹事。柯P聽了很高興,就請我寫一段聲明,他自己也寫一段。

於是,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清晨,我在臉書寫下一段文字,說明決定的關鍵是,我想用這個行動來證明,臺灣牢不可破的「藍綠對立」是可以改變的。

柯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我的父母則來自中國。他比較偏綠,我曾經是新黨黨員。他是受刑人阿扁的醫師,我是倒扁紅衫軍的副總指揮。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點:不願坐視臺灣被無止盡的「藍綠惡鬥」虛耗殆盡。

因此,我們達成一個共識:要為臺灣打造一個不問「藍綠顏色」,只重「是非黑白」的政府,而且從臺北市開始。

我內心的想法是,臺北市是首善之區,在臺灣政治版圖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從一九九四年市長改由民選之後,就是藍綠兵家必爭之地,除了首屆市長選舉由民進黨提名的陳水扁攻下,爾後當選的馬英九、郝龍斌都是國民黨籍,想要消弭藍綠對立,臺北市當然是最重要的指標。

隨後,收到柯文哲所寫的聲明時,我真的嚇了一大跳,他寫的主題幾乎跟我一模一樣,內容大致是我在演講中表達的:「你跟我站在一起,我是二二八的受難者家屬,你是外省家庭,你的太太也是外省家庭,還是眷村長大的。我被認為是深綠,你被認為是深藍。我們倆只要站在一起,可以理性交談,可以合作,全臺北的市民都知道,藍綠就能和解。」

當下,我真實感受到「和解」的意義。我們雖然有不同的過去,但這些都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你活五十幾歲,我活六十幾歲,這五、六十年都是我們共同擁有的,現在我們兩個可以交談,我們有共同的是非觀念,我們對臺灣有著同樣的感情,所以這一段是共同的。

沒有接觸,就有成見,那座高牆就越不過去。

「互相了解,互相接納」,先假設對方跟你是不一樣的,你才會傾聽他的道理,否則一聽就恨,雙方就排斥,這樣會惡性循環。

這就是我為什麼參與臺北市這次的市長選舉,因為柯文哲和我都有共同的理想,想要超越那面藍綠的高牆,以及那道高牆背後的種種。隨著時代改變,大家共同的部分越來越多,不同的部分越來越少,和解的時刻就會到來。

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一天,訴求「推倒藍綠高牆」的柯文哲,以白色力量橫掃八十五萬票,大勝對手連勝文,入主臺北市政府,成為首任無黨籍市長。

我感受到了,我們所共同期盼的「雖然有不同的歷史經驗,但擁有共同的現在,也可以有共同的未來」的時代,正在一步步向我們走來。

***

【本文摘自】

20160507_041
也許我們沒有共同的過去,
但一定可以有共同的未來

姚立明著,圓神出版公司,260元,散文

【作者簡介】

姚立明

1952生,年少過動,七年復興小學、四年大華初中均未能完成學業。十六歲後篤信耶穌基督,就讀師大附中。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娶學姊楊芳玲為妻,一同留學德國,皆取得畢勒弗大學法律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

曾先後任教於國立中山大學中山研究所以及私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系,1996~1999年期間擔任第三屆立法委員,2014年擔任柯文哲競選臺北市長總幹事,提出「我們可以沒有共同的過去,但我們有共同的現在,也可以有共同的未來」訴求。目前擔任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長、小英基金會董事,並長期受邀於電子媒體評論時事,堅守「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的基本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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