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史明回憶錄

【準總統讀的書】特別企畫

史明晚年仍關心台灣現實,現身抗爭現場宣揚理念,與新世代台灣青年建立跨越時代的傳承。(前衛提供)

史明晚年仍關心台灣現實,現身抗爭現場宣揚理念,與新世代台灣青年建立跨越時代的傳承。(前衛提供)

  

第十七章 回到台灣

「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搞掉再說!」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

一、青島坐船到基隆

說沒有入境證怎麼上岸(在青島上船時,想說到台灣再說),於是問一個湖南軍人能不能幫忙,他馬上回答:「你跳吧!跳就解決了吧!」(這點就是中國人靈巧的「敏感性」,笨拙的台灣人幾乎是不能馬上想到的)我們一看,船正在卸貨,岸邊的麻袋、布袋一層層往上堆,把船沿和地面的落差縮短了一大半,說時遲那時快,平賀膽子不小,說跳她馬上跳,我也跟著跳下去,果然沒事,袋子是軟的。腳一著地,我就馬上拉著平賀逃離現場,往火車站一直跑。

在基隆岸上,我記得看到一個中國警察拖拉著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旁邊的人替孩子求情:「你原諒他吧!你原諒他小孩兒吧!」很多人都注意到那邊,那個穿著台灣日治時代黑色警察制服的一、青島坐船到基隆從青島到基隆,我記得船走了四、五天,船上坐了滿滿的國民黨軍人與難民,那些難民都穿著軍服,帶著大包小包。我和平賀睡在甲板上,但即使是甲板上,貨物也堆積如山,很多布袋裡裝著麥子和小米。他們問我:「你哪裡啊?」我回答台灣,大家一聽到就親切起來,圍著我問東問西,譬如台灣最大的都市在哪裡?住在哪裡最好?等等,我當然就和他們吹噓台灣有多便利、多好多好。但遊子歸鄉,心情總是起伏不定。

等船到了基隆港,直接靠在岸壁上一看,碼頭四處皆由憲警站立監督。我們正在猶豫不定,想人卻說:「你們不知道,他跟共產黨有關……」台灣已經與中國一樣,我聽了感到非常可悲,接著我們就坐上火車,回到士林的家了。

二、「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總歸是回到台灣了。到家裡已是下午三、四點, 家人看到我們, 都嚇了一跳。我一進門就馬上爬上樓,那是阿嬤在拜佛祖的所在,當時阿嬤在後面, 她因為是綁腳後流腳,穿著皮鞋腳步很重,踏踏踏地走過來。她說:「回來就好,阿暉仔,回來就好了。」我忽然用雙手擁抱著阿嬤的腰,淚如泉湧,無所適從。老祖母還拍拍平賀的肩膀表示慰問。

倒是我母親比較生氣,她跟上樓來,罵得很大聲:「你這個死囝仔,家裡最要緊的時候,你不知去向,現在沒處去,你又回來幹嘛?又娶一個日本婆仔回來。」我那時真是垂頭喪氣,當下我一句話都沒辦法說出來,後來光說「對不起」也無法收場。等晚上父親回家,看見我們,他連聲說:「回來了,加在(有幸),加在!安全,安全了。」並且以日語向平賀說:「ごくろさま(妳辛苦了)!」因為平賀沒有戶口,為她找戶口是回來後第一件事。當時我們都得拿「良民證」,這是蔣家國民黨沿用二次大戰時,日本在佔領中國地區,強制中國人用的殖民地性「良民證」,不叫「身份證」。

我的戶口沒有問題,但是平賀有問題。不過,平賀會講北京話,而且講得比我還好,經過與阿嬤等人商量,我帶她去內雙溪山內一個做保正的親戚那裡辦良民證。雖然當時國民黨軍佔領台灣已經五年,但是完全掌握的區域卻很有限,像是山溝裡或鎮公所裡,都是台灣人在管事;從親戚那裡,平賀才拿到一個證明她來自山東的良民證。

三、半夜裡,特務警察踹門查戶口

當時沒有良民證,連行動都有困難,因為公路有公路警察,鐵路有鐵路警察(因為日本時代沒有這種警察,所以大家都感到很憋氣,悶在心中而不吭聲),三不五時就要查看每個人的證件。依據國民黨戒嚴時期的規定,任何人要到外地去住,必須先到住地的警察機關報備,如果碰到查戶口,被發現是外地人而沒有報備,會立刻被抓去警察局,直到查清楚這個人確實在某地有戶口,才會放人(這些事在日本時代都未曾有過)。我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回台灣的,同時期,蔣介石也撤到台灣,宋美齡也隨後來到。起先是蔣介石住到草山(陽明山),宋美齡住在士林農藝試驗所,所以芝山岩一帶都被戴笠(已故)的特務系統佔據,到處都有穿著褐色制服的特務在站衛兵。

有一天半夜,來了二十幾個人,前面是憲兵,後頭跟著警察和便衣特務,對著我們家的木門猛踹,來查戶口了。他們踹門時,已經弄得大家心驚膽跳了,一進門,就翻箱倒櫃,把每個抽屜都拉開,裡面的東西全部甩出來,連床下都用槍上的刺刀去探一探,看是不是有人躲在裡面,然後要家裡人都集合起來,一個個核對戶口。當時,嫁到苗栗的玉英姑的養女阿滿剛好來家裡,沒有先報備,立刻被帶到警察支廳,因為我阿嬤是戶主,只好跟著去了,那麼我當然也得跟著阿嬤去。

在警察支廳裡,一屋子上百個都是碰到同樣情形的人,我們在那裡整整待了三天兩夜,吃的東西由家裡送來,梳洗、如廁都有困難,直到警察局電話去問,證明玉英姑的養女確實在苗栗有戶口,我們才可以回家。這種情況在日本時代都沒有碰過。大家都恐懼的憋在心中,而悶聲不響。

四、苦悶的日子

史明一生激越跌宕,在歷史的洪流中,經歷台灣百年曲折。(前衛提供)

史明一生激越跌宕,在歷史的洪流中,經歷台灣百年曲折。(前衛提供)

那是一段相當鬱悶的日子。我走過的台北街道,「城內區」大致上熱鬧如昔,日治時代的官舍都被國民黨人佔住,也就是說,中國官僚代替日本官僚來管台灣人。很多人告誡我不要去那一帶的「世界戲院」看電影,說是他們不像日本人那麼和平,很橫暴,為了搶座位,常把台灣人趕出戲院。

我身邊的台灣人都充滿警戒,譬如我母親,就深怕人家知道我是從共產黨解放區回來的,錢也不給我,而我除了一些特殊的情況外,也盡量不讓別人知道。有一次,我在路上看見一個中國人拿了水果不付錢,水果攤的老闆抱住這人的大腿哀求說:「拜託啊,阮是散赤(sàn-chhiah貧乏)人。」不料這人轉身就把水果攤整個打翻。另外一次,我坐公路局的巴士,看見一個中國人軍官坐車不給票,年輕的車掌小姐客氣的要他補票,他竟眾目睽睽下,一回頭就給了車掌小姐一個巴掌,她也不肯認輸的回罵軍官:「你這個吃賁(phun餿水)仔。」意思是罵他「豬」,但是罵豬軍官可能聽得懂,罵「吃賁仔」或「咬柑仔」,對方就聽不懂。日本時代並沒有這種情形,我當時感覺到,國民黨這麼橫暴,簡直和中共沒什麼兩樣嘛!原來,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都是孫中山培養出來的個人獨裁主義者。

另外,我從家裡的磚坪仔頂,常常看到貨車載著犯人遊街,通常是年輕人,被打得臉腫腫、面青青,手綁在背後,胳臂中插著一支告示牌,說他什麼罪刑重大、將押去槍斃,貨車開得很慢,要路人都看個清楚,俗語所說的「殺雞儆猴」,大概就是這樣。這是怎樣!!比起日本時代,台灣為什麼變得這麼快又壞?

過了一個多月,阿嬤才對我說:「阿暉仔,二二八時節,阿山這些死人,從台灣頭殺到台灣尾,台北的圓山運動場,殺了好幾百的台灣少年人,都被丟到糞埽車(pùn-sò-chhia卡車),一車又一車,經過士林車頭前的道路,都送到淡水海棄入海底。士林河(基隆河)都是裝著死人的布袋(pòo-tē麻布袋),浮來浮去,海水都變成紅色了。士林草山的溪溝,滿布被阿山仔打死的一大堆屍體,屍體腐爛,看咱的病的施江南醫生也被打死,你老父的朋友被殺了很多人,士林大西街的某人、某人等也被打死,也有許多青年人都被抓去沒回家。看你的性格,如果在台灣也會打死吧,咱的祖公仔也是有保庇(pó-pì)的。」

我在蘇州認識的朋友陳寶川,在我回台灣不久,就跑來找我,很驚訝地問我:「你怎麼回來的?」他當時在做彰化銀行的襄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他和特務有關係。我把在中共解放區的經歷告訴他,結論是中國這樣下去會有問題的,他便幫我介紹高理文(高素明),高理文也很驚訝我能夠從中共解放區逃出來,問了我很多細節。從談話中我聽得出來,當年他和蔣經國離開蘇聯時,也曾看出一些蘇聯的問題,譬如斯大林的個人獨裁等等,所以對於我的出逃,他連說「幸好!幸好!」高理文是中央信託局的最高顧問,他常請我吃飯,問我有關於中共的事情。從他的談話,我知道他和中共的一些高幹都是同學,而他和蔣經國的關係,更是非比尋常。

五、 成立「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先搞掉臭頭仔,做地下工作

一九五○年春天我母親過世後,有一個叫做周慶安的人來找我。二二八事件以後,他曾參加過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同盟」,在香港有三、四十個台灣青年,原打算和廖文毅做一番工作,但是看廖文毅的生活日趨變化,周慶安就回到台灣,透過林呈祿的兒子林益謙,才找到我這裡來。他住在大正街五條通,我常去找他聊天,總會有些青年人在他那裡,他也沒跟我多做介紹,只是告訴我:「這些人都是會拚命的。」(後來我有給他們講習地下戰)我這裡也有些親戚朋友等等二十來人,雙方常商議:「為了台灣,先把臭頭仔(指蔣介石)搞掉再說!」

此時我的心胸裡,心驚膽跳的講出:「我這條命必將奉送給我的台灣!!」「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就是這樣創立的。我已和學生時期不一樣,不必多說什麼,就自然而然走上這條革命的路線。大家做地下工作,分成他跟我的兩條線,分別帶開,各自行動。

日治時代遺留下來的槍很多,尤其是三八槍,我們各自蒐集了三、四十支槍,由我做頭,帶他們去草山的菁礐,我阿嬤在那裡有塊六十甲的共有地,平常的農戶不會注意,我們把槍埋藏在一個山上的雨寮裡頭。同時,由於我阿舅的朋友以前在草山公學校教書,我自小對那裡的環境很熟,和學校的老師們也認識,就向他們租了一間宿舍,在那裡住兩個同志,就近觀察蔣介石搭乘座車出入的情況。

當時蔣介石住在草山的貴賓樓,這是日治時代招待日本皇族的宅邸,從貴賓樓有一條柏油路可以直通台北總統府,這條路在日本統治台灣的初期就有了,是日本官員為了到草山洗溫泉鋪設的。日治時代,從榮町的街道起站,一天有五、六班次叫做「巴士(トモエバス)」去到草山的公共浴池,有一家公共的「聚樂園」,普通人也能去洗溫泉及遊玩等,一人二角五分,可以泡湯一整天。我以前常和朋友一起從士林爬上草山,到公共浴池玩,沿路有吃不完的多尼仔(一種小果子),可以採來吃,還有我家的祖墳也在草山附近的菁礐,每年都得去掃墓。

我們經過一段日子的觀察,發覺蔣介石的七、八部座車隊實在開得太快了,用步槍沒辦法刺殺他,決定另想辦法。

這時候,剛好周慶安弄來一張地圖,說是日治時代日軍的參謀本部流出來的,上面畫著苗栗大湖與南庄之間,藏著很多重機槍。但是那地方屬於深山地區,入山要辦入山證,於是我去拜託高理文,弄到一張文件,說是我在幫中央信託局蒐集香茅油;當時,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香茅油是從台灣出口的,用來做肥皂、薄荷油,高理文還很好意地問我:「你大學畢業,做這種工作,適合得來嗎?」,我答:「不一定做得來,但為了台灣一定要做。」

六、大進大退,逃亡日本

我阿嬤弟弟的女兒阿彩姨仔嫁到苗栗,所以我去苗栗時,就住這個黃家。在苗栗也得到三個親戚朋友,協助參加我搜山。從苗栗市坐巴士到大湖,再從大湖走到南庄,那一帶就都是雜樹繁茂的深山了。地圖上雖然有目標和地名,但我找起來像在大海裡撈針。我的親戚還找來兩個客家人,我們從一九五○年年尾開始找,很耐心的一直找到一九五一年年尾,機關槍還是沒找到。然而那時,藏在菁礐的槍卻不幸被發現,才放棄找尋。這段期間,我帶苗栗的親戚及朋友去山裡蒐集香茅油,每個月有三個禮拜會住在苗栗,從山中用方型的汽油桶把香茅油以手提方式運下山,交給中央信託局的苗栗集油站,還賺了點錢。但是日子過得很快,去苗栗也將近一年。

大湖、南庄那一帶的山,原來都是有非常高大的樟樹,以前我們親戚來士林家裡,常帶樟腦油來。其實,製煉樟腦油的方法,和製煉香茅油的方式差不多;國民黨來台灣以後,把日本時代禁止開採的樟腦樹,當做木材賣到國外賺大錢,所以,那一帶的人沒辦法生活,才開始種起香茅油草。

一九五一年年底的某一天,我從苗栗回到士林,天氣很冷,正想回到家裡避避寒,還沒進家門,就看見亭仔腳的磚柱旁,有一個中國人的老婆仔在賣花生,她和顧客講話時,用的話不是北京話,也不是閩南話,我就感覺怪怪的,進門爬到磚坪仔上去看,沒想到對面也搬來一個中國年輕人,問了家人,說是這幾天才搬來的。由於我過去做過地下工作,所以警惕心比較高,馬上到阿嬤的眠床邊,抓起一把金條與美金,就跑出來了。然後我走到士林圓環鎮公所,還沒進門,就被熟識的公所職員何仔義推出來,他說:「你!幹嘛你?憲兵正在圍你的厝,你不知道?」我一聽,趕忙坐巴士往台北跑。

那時是下午三、四點,我遵守「危險時要大進大退」的原則,到台北後馬上坐火車下台中,第二天去高雄,第三天回到新竹,第四天又往屏東跑……,這樣反覆來去。因為警察局是早上九點上班,上班後會到旅館拿前一晚的住宿名單,所以我通常都是近午夜十二點進旅館開房間,四、五點就退房,趕第一班車到另一個地方。

高雄有個鹽埕區,我當時常常去那裡一間便宜旅館開房間。一九五二年三月,我剛好有個機會,在基隆港做了「海蟑螂」(都是港口的貧窮人的職業)。所謂「海蟑螂」(hái-ka-tsua﹣h),就是拿著日常用品,上船賣給那些沒有辦法上岸的船員,如果想多賺點錢,就從那些船上的人手上接一點貨,上陸之後再轉賣出去。後來,我轉做卸香蕉的工人,花了五兩金子,換到那頂卸貨的紅帽子,再找機會混上一艘開往日本神戶的船,逃離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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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

20160507_045史明回憶錄:
追求理想不回頭
史明著,前衛出版,1500元,回憶錄

【作者簡介】

史明

本名施朝暉,1918年出生於台北士林施家。一生知行合一,著作論述不斷,傳達革命理念,公認是當代的勇者,永遠的革命家。

1936年台北一中肄業,1937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1942年懷著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熱切理想,赴中國上海,加入中共陣營抗日。抗日勝利後中國大地陷入國共決戰,史明因對中共徹底失望,於1949年5月突破封鎖返回台灣。同年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1950年2月,集合二二八時倖免於難的三、四十名青年,在台北草山、苗栗大湖等地組織「台灣獨立革命武裝隊」,預謀槍殺蔣介石。1951年底槍枝被國民黨發現,遭通緝,全島大逃亡。1952年3月逃至基隆做搬運香蕉工人,5月搭貨輪天山丸潛赴日本,登陸時遭日本政府逮捕,後獲政治庇護。

1962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日文版問世。1967年主導「台灣獨立聯合會」,因無法團結在日台獨運動的目標而解散,同年創立「獨立台灣會」。直到80年代,都以「島內地下工作」為重心,致力於台灣獨立運動。曾在1968、1975年兩度潛回台灣。1980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漢文版發行,1986年《台灣人四百年史》英文版發行,2014年《台灣人四百年史》最新檢定版發行。

1993年10月翻牆回台,返台後,繼續堅持體制外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路線,至今仍努力不懈。

除本書及《台灣人四百年史》外,另著有《台灣獨立的理論與實際》(1988)、《民族形成與台灣民族》(1992)、《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1992)、《台灣民族革命與社會主義》(1993)、《漫畫台灣人四百年史》(1994)、《二二八革命事件》(1998)、《台灣民族主義與台灣獨立革命》(2001)、《西洋哲學史序說》(2003)、《民主主義》(2007)、《穿越紅色浪潮》(2010)等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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