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作家撒野‧文學迴鄉 7:陳若曦談我的時代、我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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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場】

陳若曦:回眸我的時代、我的書寫

精采內容摘要

編按:

2012「作家撒野‧文學迴鄉」系列活動最後一場,由小說家陳若曦在高雄右昌開講。陳若曦自一身反骨的中學時期談起,經歷白色恐怖、中國文化大革命、台灣解嚴等時代動盪,直到近年積極關切環保與銀髮族等社會議題。這些充滿戲劇性的生活際遇,都成為她寫作的來源與內蘊。

高雄市立圖書館右昌分館位居偏遠,當地藝文資源堪稱貧乏。為了此次演講,右昌分館的工作人員與志工們特地準備啦啦隊表演,為活動暖場。當天吸引上百名讀者聽眾前來,熱情聆聽陳若曦宛如長篇小說情節般的過往歲月,並不時發出會心微笑。會後並有不少人要求簽名與拍照。這場精采演講,為2012「作家撒野‧文學迴鄉」系列活動,畫上了充滿台灣在地氣息的句點。

主辦:台灣文學館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贊助:台新銀行
承辦:高雄市立圖書館右昌分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右昌分館在舞台上懸掛偌大紅布條歡迎陳若曦,該館工作人員及志工並組成啦啦隊,為活動暖場。


▲ 陳若曦以「自浪濤間走來」為題,回首她經歷時代動盪的過往歲月。

 以下是演講的精采摘要--

⊙整理/佐渡守,攝影/蔡昀臻

 大家午安,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到右昌,來跟各位談我的文學生涯。我一向覺得,文學是生活的文學,是要為人生而文學,不是為文學而文學。所以作品要有生命力,應該來自生活、言之有物,這樣才值得寫。

我這一生喜歡追求正義、公平,所以我從台灣到美國,後來又去中國大陸,在那裡經歷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最後回歸故里──台灣。這樣一路走來,發現我也可以盡量做到走到哪兒、寫到哪兒,這一生所寫的小說、散文,都是記錄我半世紀以來顛沛流離的歷程。今天就在這裡,以此與大家交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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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絕大多數的作家,前幾部作品都跟他的生活經歷有關,像廖輝英的《油麻菜籽》、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等。我自己也是這樣子。我是從大一才開始寫小說的,因為大學都有國文課,老師課堂上說,你們自己喜歡寫什麼就寫什麼吧,然後交一篇作文出來。於是我就用小說方式來寫。那篇作文後來一直沒有發還給我。我問老師,沒想到他說,他把我的作文交給台大夏濟安老師主辦的《文學雜誌》刊登了。在那個年代,《文學雜誌》一千字稿費就有40塊新台幣,算滿高的了。我家很窮,看在稿費的份上,我一得到這個鼓勵,下學期就寫得更長(好像寫了兩萬字),結果又登上去了!我拿了稿費非常開心,就請白先勇、王文興他們,通通去吃小美冰淇淋(眾笑)。

我那時候寫的,有點靠想像。後來我開始寫我所熟悉的鄉下,從此被歸類為鄉土小說。但在此之前,那時流行的是從西方抄來的現代主義、存在主義,我們就開始辦《現代文學》雜誌。我自己雖然似懂非懂,卻也跟著寫這樣的小說。我記得寫了一篇叫〈巴里的旅程〉,自以為充滿了象徵性,結果同學說看不太懂,讓我很感挫折。想一想算了,就回頭寫鄉下、寫我認識的菜販子,他的太太出軌,讓他很痛苦的故事。這篇菜販的文章在《現代文學》登出來,我沒有學法文,卻聽到一位法文老師黎烈文(他是魯迅最後一個學生,後來到台灣來了),跟我一個筆名歐陽子的同學說:「你去告訴那個陳某某,這小說寫得很好,請她繼續努力。」我一聽很受鼓勵,從此就堅持下去,再也不曾改變。

大家常提到我第一本、也是大家比較注意的小說《尹縣長》。但其實我的第一本小說是用英文寫的。那時美國新聞處處長 McCarth常喜歡找一些文化界的年輕學生、作家、詩人,像聶華苓、王文興和我,去他們家玩。他又好像特別欣賞我,於是叫我用英文試寫看看,我就將我的小說翻譯成英文,交給他修改,再加上一些短篇小說,我的第一本書《Spirit Calling》(招魂),就這樣由美國新聞處贊助出版。第二本才是《尹縣長》,是反映文革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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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大陸人,是漳州來的第四代台灣人,怎麼會去中國大陸呢?說起來要從我的中學講起。台灣在1950年代到1960年初,基本上還是白色恐怖時期,正好是我們求學的時代,那時非常有政治的恐懼。我在北一女念高二時,碰上台北市長選舉,由國民黨黃啟瑞跟無黨無派的高玉樹兩人對決。有一天,老師突然宣布:「今天不上課了,我們要來討論台北市長該選誰。」你們現在應該想像不到,當年有這樣的老師,放著正課不上,卻要來討論這些。北一女學生又不是笨蛋,這用意無非要我們回去「告訴家長」應該選誰。

我那時當班長,老師叫我上台主導這個討論,結果五分鐘過去,全班沒有人開口。我心裡有點急,就想,既然我是主持人,那麼先來拋磚引玉吧,便說了:「我們台灣民主政治選賢與能,對政府應進行監督,現在是中國國民黨執政,台北市是我們的首府,動見觀瞻、受世界的矚目,所以我們台北市應該選一個無黨無派的……」高玉樹三個字還沒出來,老師就在旁邊大叫「竹子拿過來!」嚇得我差點跌跤。老師開始破口大罵:「你這個膽大包天的!我就知道你反骨畢露!」狠狠罵了我一頓,好慘。

我們那時還要寫週記的,正面寫一週大事,反面是生活心得之類,我常常寫我偷看禁書的讀書心得。什麼人有這樣的書呢?魏子雲床底下有一些,白先勇家裡也藏了一點魯迅,《吶喊》、《狂人日記》就從他那裡來的。我看了之後把心得寫在週記告訴老師,老師平常還滿讚賞的,怎麼現在出了事,就拿這來罵人,說你無法無天、反骨畢露?我氣得從高二直到高三下學期,都不跟老師說話。後來畢業旅行,我們去獅頭山,老師煮了很多滷菜,推到我面前說:「來呀~吃一點嘛!一個女孩家脾氣這麼大,說你兩句就不跟老師講話,不像樣……。」我想想也對,好像太過分了,並且為了吃他的滷菜,我就對老師笑一笑。

可是後來,每一年我越想,就越感激這位張老師。如果那時他把我「往上報」,那不得了啦!我一定去唱綠島小夜曲(眾笑),也不會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聊天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那時大學有救國團(蔣經國是主任),大三學生都要去成功嶺受訓兩個月。那次我們回來之後,就少了一位同學,名字叫歐阿港。怎麼回事呢?出問題了。因為他中學時代跟一些同學讀了所謂的左派書籍(就是剛剛說的魯迅這些東西),結果有人密報,所以他被警總找去訓話,留有紀錄。在成功嶺軍訓期間,又因為總統訓詞沒寫好,被叫去問話,結果長官桌子一拍,說你答非所問,就把他關起來了。

後來我們都沒有再見過這個人,事隔差不多20年,我回到台灣,住在國賓飯店,早上推開房門,看到一個男人臉黑黑的、很憔悴,叫我:「陳小姐,陳小姐,妳要替我伸冤,我是妳同學。」他講了好幾遍,我才記起這個同學。他把褲腳捲起來,我看到他的腳筋被剪掉,留下紅痂,看起來很可怕。後來我也拿到他的資料,但他寫的東西沒有章法,完全不知道什麼意思。總之,我們國家後來對這段歷史還是盡量賠償,賠了他400萬,這是一個很痛苦的遭遇。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不知道,那段時期,台北的政治是很肅殺的。譬如到了國慶日,大家都小小心心,街上不可亂貼標語。有一次戲院慶祝國慶,要演出折子戲,貼出的廣告上面寫:「蘇三起解、捉放曹、黃金台、深得灣。」鼕鼕鼕才剛要開演,警總就派人來,把老闆一干人都抓走了。原來有人檢舉,說這是為匪宣傳,因為廣告橫看成了「解放台灣」,這不得了。還有台北市公車,一路一路可以到五、六百號,但就是沒有八路車,因為以前中共軍隊就叫八路軍,這樣大家就曉得以前有多「那個」。

另外一個投奔匪區的原因。我是1938年、日據時代生的,可能比較富有民族意識,從小就覺得中國人應該為中國人做事。再者,我出生在工人家庭,我的祖父、爸爸、叔叔、堂哥……都是木匠,我的外祖父是佃農,所以我出身工農,就覺得應該為勞動階級服務,也有這樣的意識。等到了美國以後,又在圖書館看了很多書(都是台灣不可以看的),像Edgar Snow 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譯《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說共產黨的軍隊如何地爬雪山、過草地,都是為了人民,我很相信,覺得我也應該要為社會主義服務。

我和先生在美國讀書,他從小看國民黨抓人去當兵,對國民黨也沒有好印象,所以決定去中國大陸,我就跟他去了。1965年他拿博士、我拿碩士,我們再攢了一年旅費,跑去北京。不巧,1966年8月北京正好轟轟烈烈展開文化大革命,滿街都是紅衛兵,這些我不細講,因為一講,就會講很久。總之,紅衛兵在毛澤東號召下,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只要拿著小紅書,就可以到你家翻箱倒櫃,只要幾個人站在一起,就是群眾。這時群眾是最偉大的,群眾等於暴力兩個字,他說你怎樣,你只能乖乖不敢反抗,紅衛兵耀武揚威地折騰,一切都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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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大陸七年多一點。先在北京兩年半,後在南京近五年,然後就出來了。為什麼一頭栽進中國大陸,最後又要出來呢?我只講兩件事,關於我的先生跟小孩,通通都跟「雞蛋」有關係。

講到我這個先生,他到中國大陸之前,晚上都要拿毛澤東的選集念幾句,然後放到枕頭底下才去睡覺,好像晚禱一樣。我先生是讀流體力學的,我是讀美國文學的,我們先到北京兩年半,就為了等候分發。第一次分配到華東水利研究所。我先生不解,說我不是讀水利的,是流體力學。那人聽了很不高興,手一插,說:「水不就是流體嗎?」你一愣,還覺得他說的沒錯。因為碰到牛匪幹兇巴巴的,話也就說不出來了。

第二年小孩出生,我們更急著分發。他們又來,這次什麼都不告訴你了,直接分到江蘇南京,說去了再由江蘇省政府做決定。我先生不願意走,他怕又是搞水利,但我急著要走,因為在旅館住了兩年多,人都要崩潰,我就拉拉他說,我們哪裡都去。

我們那時真的很愛國。一到北京他們給你填志願,你知道我們夫妻怎麼填嗎?工作性質填「什麼事都可以做」、工作地點填「什麼地方都可以去」。而且怕不夠明白我們的心意,還特別註明「包括新疆和西藏」(眾笑)。那時除了右派充軍,沒有人願意去新疆西藏的,我們用此表明,自己下定決心要回來與同胞共甘苦。所以江蘇就江蘇,隨便哪裡都可以。

到了江蘇的車站,問來人接著去哪裡?結果還是給你分到水利學院。我在那裡跟大家都處得不錯,所以後來有同志悄悄跟我講真話,才知道原來航空方面的流體力學都是保密的。他說,你們從美國回來,再怎樣的出身(即便我是三代工人)都沒用的,頭上永遠有個大問號。也就是當局完全不信任你。

到了文革後期,因為停課停到不像樣,毛澤東覺得這樣也不行,那時正好蘇聯侵犯珍寶島,中國開始有備戰氣氛,一切必須上軌道,所以大學生跟老師通通一起去農村勞動。我先生也跟著去蘇北勞動,住在簡單的小茅屋裡。

有一天黃昏,他扛著鋤頭,跟睡下舖的同志從田裡一起回來,後面跟著一個黨員同志。大家若去過蘇北就知道,一望無際的平原,不像台灣走沒多久就碰到高山,所以太陽下山的時候,看到一輪火球很壯觀地慢慢落到地平線。我先生因為肚子餓,看到落日就像看到美國的煎蛋sunny-side-up。睡下舖那個造反派老師,他說我們老家這叫荷包蛋,我一口一個。沒多久,先生早上起來,突然發現地上全是紙條,罵那個同志如何狂妄、「一口吞日」。想也知道,一定是那天後面的黨員同志去報告的,讓大家一起批鬥他。

這位造反派老師還發生另一件事:曾經一屁股坐在毛語錄上。那時毛澤東等於神一樣,所有報紙開頭都要放個小小的毛澤東頭像,然後放幾句毛澤東的話,什麼「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等等。本來報紙在當時是相當貴的,可是因為這樣,所有看過的舊報紙都沒人敢賣。這個造反派老師,有天一屁股坐下去,有人驚叫,你坐在報紙上了!他趕快跳起來。平常碰到這樣的情況,有一個標準模式,就是立刻把自己打一頓、罵一頓,跪下來對毛澤東相片懺悔一番。可是這老師是造反派的,平常拿皮鞭打罵、對付人慣了,自己一下子犯了這個問題,腦筋轉不過來,第一個念頭就是把責任推給別人,所以他不但不表演這一套,還指責:「這麼不小心,報紙亂放!」他以為這樣就可以混過去了。聽著喔,他是造反派的頭頭,那些跟他同一派的同志,照樣去檢舉他。

大學裡有個不具名的檢舉箱,有需要的時候就拿它來找你算帳。大家批鬥他,我先生也不可能沒事。那時候是軍人和工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管理學校,因為毛澤東認為大學老師通通「中了資產階級的毒」,儘管已經解放十七、八年了,他們還是認為你有餘毒,所以教師通通抓去農場勞動,學校則由軍人工人來管理。他們問我先生:「你為什麼把偉大的太陽(指毛澤東),比喻成資本主義的煎蛋呢?」結果我先生連續三個月被思想檢查,原本每半個月回來一次,這下卻沒有回來,我心想糟糕,一定出問題了。

後來聽說那個造反派老師,「坐飛機」三個月後出來,得了盲腸炎。蘇北附近很鄉下,沒什麼醫院,門板一拆,幾個老師把他抬到縣醫院。文革後期中國醫藥奇缺,麻醉藥什麼的,通通送到北越支援前線。於是他們宣傳針灸療法,開刀沒有麻醉,就用針灸。事後有同志告訴我,他們把他手腳綁起來,嘴巴塞一堆棉花,讓他叫不出來,然後對著他唸:「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爭取勝利!」刀子咯一聲就切下去了,汗珠像黃豆那麼大滴了一臉。

(註:坐飛機/文革批鬥時的酷刑,將人綑綁,頭部按壓在地,胳臂向後上抬90度如機翼,故稱。)

我先生三個月後出來,看到我就說:「你猜怎麼樣?報告寫了一大疊,全都是雞蛋和太陽!」他是一路提著褲子回家的。手一放,褲子就掉下來,瘦成那樣子。他告訴我:「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每三年就來一次,這次逃過了,下次再來,我就自殺,弄成因公犧牲,這樣的話,我們的小孩還可以念書,若是擺明自殺,還會罪加一等、殃及家人。」後來保釣的人來了,找到我們,我先生就決定要出去,離開中國大陸了。

再講我兒子跟雞蛋有關的事。我到了中國,先後在北京與南京生了兩個小孩。以前在美國時,我不生孩子,婚後避孕。因為中學的時候看到報紙寫「最美麗的難民」到美國去了,大家知道電影明星李麗華,結婚懷孕後,用難民的身分申請到美國生產,她的小孩只要是在美國出生,18歲之後自動成為美國公民,父母也可以申請綠卡。我那時覺得太丟臉了,中國人不當,要去做美國的政治難民。所以決定不在美國生孩子。到了中國生小孩,還給孩子取名叫段煉,因為要「鍛練身體,保衛祖國」,你爸媽投奔祖國,你當然要保衛祖國了。

可是這個段煉惹了很多麻煩,其中有件比較嚴重。上幼稚園時,有天回來了,對面的媽媽(叫劉阿姨)說:「你們家段煉今天做了一件事,他喊了『反標』(就是反動標語)。」原來段煉跟對面小孩放學回家,路上因為無聊,就玩起罵人的遊戲,罵爸爸壞蛋、媽媽壞蛋、阿姨壞蛋、老師壞蛋……。小孩的詞彙很少,但也很可怕,有一個腦筋沒那麼好的(我兒子),居然喊出「毛主席壞蛋」!同樣在大陸生的,就是不一樣,另一個小孩不得了,跑去跟媽媽講:「段煉喊反標,我沒有喊反標。」劉阿姨趕忙跑來跟我說:「我們一定會保密,但妳一定要好好管教,絕不能再喊。」

這是多大的罪名啊!要用什麼方法來治呢?我們念過書就曉得,所謂的「逆反心理」,你越不要,他越偏要,所以我們就想,不能罵他。過幾天,對面的爸爸農場休假回來了,天快亮的時候,我們聽到對面有小孩哭聲。怎麼會這樣?那孩子出生只有兩斤半,保溫箱住了50天,家裡疼得不得了,怎會讓他哭了呢?寫作的人多心,下午就故意到幼稚園門口堵他,小孩子很坦白,說爸爸教他不能喊反標,結果他做夢喊:「毛主席壞蛋!」家長一聽立刻就打了。

聽到這樣的事,我非常害怕。兒子有這樣的問題、先生有那樣的紀錄,想想,我就同意出來,申請離開中國大陸。離開的原因,我們寫不適應那裡的生活,他們將我們全部身體檢查過,看你怎樣不適應法,折騰了很久。剛好那時國外不停有人來,最後,也就同意讓我們走了。


▲ 前來聽講的聽眾涵蓋各年齡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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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香港《明報月刊》來找我,我就寫了一系列的短篇小說,在台灣跟香港刊登。台灣開始有人到溫哥華來看我,後來我也到舊金山柏克萊加大做研究,對家鄉的情況開始有所瞭解。我知道該往哪裡去看,黨外雜誌我也去看,看了相當多,知道台灣的民主運動。

話說開始寫小說的時候。第一屆的吳三連文學獎頒給我,當時的《自立晚報》社長吳豐山就問我:「陳女士,妳要不要回來領獎?」我一直在等機會回台灣,想這是滿好的機會,所以很想答應。接著他又說:「那天蔣總統可能會來現場,給吳三連祝壽。」我一聽,小時候我們認為蔣經國是特務頭子,我這樣回去,不是跟特務頭子碰頭了嗎?想想不對不對,就跟他說,我最近流感很厲害,這次就不回去了。吳豐山聽了之後說:「那妳下次要回來就說一聲,放心,機票跟接待我們都會負責。」

到了第二年,1979年12月,大家都知道發生了高雄事件(美麗島事件)。人權紀念日當天,高雄發生暴動。我們在美國看到當地報紙,首先就接到張富美的電話,第二個是聶華苓的來電,她說:「陳若曦,我覺得妳應該回台灣。」我想,我回台灣有什麼用?「妳回去可能有機會見到蔣經國,可以替他們求情講話,陳映真已經把行李收拾好了……。」我一聽,很嚴重,這表示警總擴大全台武裝了。

陳映真事件又是這樣的。前兩年他參加左派讀書會遭檢舉被關,出來以後警總緊盯著他,所以聶華苓就組織大家,例如說,陳若曦你們幾個人要經常給陳映真寫信(其實那時候我不認識他,也沒見過面),就像老朋友一樣,因為所有的信警總都會檢查過,我們要讓他們認為海外這麼關心陳映真,可能就不會對他輕舉妄動。我說沒問題啊,別的不會,這種就像寫小說,寫些「陳映真吾友」什麼的,我就專門寫這種。

所以當聶華苓說「陳映真行李都準備好了」,等於說台灣擴大打擊面了。我想事情很嚴重,就跟她說,我再想一想。聶華苓說:「你不能再想了!你知道嗎?以前雷震(《自由中國》雜誌社長)被抓的時候,我們海內外的人都希望胡適之趕快從美國回台灣幫他講話,結果胡適之沒有這樣做,我們到今天都不原諒他。」我一聽,胡適都不被原諒,那我算誰啊?想想好慘,趕忙回她好好好,我願意回去。

我們舊金山灣區的學者作家,像許倬雲、莊因、杜維明、於梨華等一共27個人,一起寫了一封信讓我帶回去。接著我打電話給吳豐山,說明我回台的時間。回去的前一晚,半夜電話響起,是先生段世堯的媽媽打來。問他:「你太太到台灣想幹嘛?」我先生就裝糊塗,說想念台灣,回去看看而已,沒什麼。我想,怎麼連他家裡人都注意到了?

回台我搭華航,在飛機上看報紙,了解高雄事件的報導。結果飛機到達松山機場,廣播就響了:「所有人都在座位上不要動,請陳若曦女士到前面來。」我想完了,恐怕下不了飛機,就被抓起來了。我將行李頂在頭上,舉得高高的,走到機艙門口一看,有對老先生老太太,雖然沒見過面,但看過照片知道是我的公公婆婆,他們說:「什麼高雄事件都不關妳的事!」我就眼睛眨眨裝作沒聽懂。在我後面,有個高個子的男人,一直對我笑笑,我想這一定是警總的人,我吸一口氣想,既來之則安之,就把手伸出來,問:「先生貴姓?」他說:「我是妳弟弟。」

我18年沒見過的弟弟!居然這樣巧?可見他們都已經知道我回來了。連署運動簽名簽了一兩個禮拜,一定有人去舉報,對方都知道。接著,我被一大群記者包圍,然後有人說,陳女士我幫妳拿皮包,我急得叫不要不要!行李就被拿去裡面檢查。折騰半天,終於又回到我手上,信雖然還在,但我相信一定都被拆過看過了。

我到了之後,吳豐山帶我去見吳三連。我就坦白直言,這次回來想見蔣經國。他說蔣經國要用「求見」的,所以要先去求蔣彥士祕書長。結果很快的,第二或第三天,就傳達蔣經國可以見我了。吳三連陪我去。我一去就趕快對蔣經國說:「謝謝你接見我,我這次回來是要表達海外華人的關切。」然後把信打開給他看,說:「我希望為了國家的進步和諧,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另外,我回來感覺台灣人心惶惶……。」為什麼呢?這次回來我叫計程車,要去圓環吃蚵仔煎(因為我以前在那附近當家教,領了錢會犒賞自己,點一盤蚵仔煎),坐上車後,我跟司機聊天,問高雄事件是怎麼一回事,司機說:「恐怖恐怖!麥共麥共!」他不願意講,所以我就跟總統說:「可見人心惶惶。」

另外,我跟他說:「我們海外的人認為,這事件不是叛亂,台灣人沒有叛亂的意思,這是意外發生的。」他問:「妳覺得不是叛亂,那是什麼?」我這個人不懂政治,又沒有什麼準備,一下子急了,想不出什麼話,就說:「那是嚴重的交通事故。」蔣經國看了我一眼,蔣彥士吼了一聲:「這麼嚴重的事件怎麼不是叛亂事件?」一副很生氣的樣子,蔣經國就叫他坐下來,然後對我解釋了一陣,接著我就趕緊告辭。為什麼呢?因為每隔半小時,衛兵就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報告總統,總統就說:「給陳女士倒茶。」那人就去倒。沒多久又來第二次,他又說:「給陳女士倒茶。」我就想:咦?這不就是我們中國人的逐客令嗎?他用這個方法,我也該走了吧。我就說:「總統你很忙齁?謝謝謝謝……。」就走了。其間吳三連從頭到尾沒講話,一直喝茶,所以到了樓下,臉色青損損,急問廁所在哪裡?然後直奔而去。這就是我第二次見蔣經國的印象。

我小時候就見過蔣經國一次了,是初三的時候。在我初二時,蔣經國開始搞救國團,只有高中以上才能參加。初中生報國無門,我就跟班上同學說,我們去勞軍。我請爸爸做一個捐獻箱,有錢就丟進來,然後買一些東西去勞軍,大家都說好。第一次只有我們班,到下學期全年級通通都參加了。我們還編了一齣反共抗俄的話劇,我演男的,深入匪區最後被槍斃,死時還表演直挺挺地倒下去,幾十年後才知道這叫殭屍,那時也不怕腦殼撞壞掉。

這樣勞軍之後,學校印象很深刻。救國團每到年底就會表彰傑出會員,我們學校報高中會員,又再加報一個初中的陳秀美(我的本名),所以我也去了。因為我年紀最小,坐在第一排,跟蔣經國離得很近。他穿夏威夷衫、卡其褲,來給大家講話,慷慨激昂,聽得我熱血奔騰。這是第一次見蔣經國的印象。事隔這麼多年,再次見到他,簡直是走都走不動的樣子,糖尿病很嚴重,腳趾頭聽說也截肢,好像不是同一個人似的。

見也見了、信也交上去了,我覺得沒事了,就到南部旅行。才到台南,就接到電話一招:「蔣經國還要見你。」我就趕快回來。我這個人很好吃,又喜歡台灣小吃,但離開18年腸胃不一樣,一直瀉肚子,就這樣一路掛點滴,滴滴滴~滴到台北來。又要去見總統,吳三連就說:「這次你講多久都不怕,我從晚飯到現在沒喝一滴水。」(眾笑)

見到蔣經國,他主動跟我解釋:「再次深入調查,他們確實是叛亂,我們才非鎮壓不可。」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有個女人跪在馬路上,求暴徒不要做。(那個鏡頭我在美國也看過,是為了鎮壓製造出來的口實。先鎮壓才引起暴亂。後來美麗島大審,「先鎮後暴」就變成辯論的理由。)蔣經國說:「我們的軍警都受過嚴格訓練,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我就說:「那會不會是警總為了鎮壓,在表演苦肉計呢?」蔣經國一愣,蔣彥士又跳起來,袖子一撩,要跟我打架的樣子。蔣經國就叫他坐下來,說:「陳女士,我用我的人格擔保,我們的政府不行使苦肉計。」這時候又叫人送茶來,我就說:「總統您很忙齁,我們告辭了。」這是見蔣經國兩次的經驗。

後面這兩次,我發現他的態度很謙和。見完他之後,沈君山找我去他家的烤肉party,殷允芃也去了,問我:「有沒有為台灣的計程車司機請命?」我說沒有,我又不認識什麼計程車司機。她就說:「奇怪了,他接見你之後,立刻到南部去,給他準備的車不坐,要上街叫計程車。」她說經過求證,這段期間除了我之外,蔣經國沒再接見任何人。原來,是因為我告訴他「從計程車司機的反應,證明人心惶惶」。這件事讓我發現,蔣經國非常重視事情的真相。他以前怎麼樣,歷史自有公斷,至少高雄事件他很努力想找真相,這點我是滿佩服的。


▲ 現場聽眾對於能親睹小說家風采,都感到開心興奮,大家對於陳若曦的生涯際遇充滿好奇。

***

 那次回來,我非常喜歡台灣,之後就常常回來。可是那個時候還是戒嚴,所以我寫小說,要寫什麼好呢?台灣有兩樣最突出,一是經濟奇蹟,一是宗教的奇蹟。台灣佛教很興旺,所以我想寫台灣的佛教。

我很小的時候就常想,人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小時候我就受洗成為基督徒。那時街上有很多傳教士,我常常去聽,聽了以後大概初一、初二就受洗了。牧師給我一本《聖經》,我如飢似渴,兩個月前後把它讀完,結果問號一大堆,就去跟牧師討論。牧師被我煩死了,覺得這小女生真討厭,人家都很虔誠,怎麼妳問題一堆。例如我說:「走到十字路口,爸爸叫我往西,耶穌叫我往東,要聽誰的呢?」我知道他一定叫我聽耶穌的,可是耶穌我還沒見過啊(眾笑),爸爸我天天見,他也沒騙過我。所以我就說我不知道。他覺得我信仰不夠堅定,信仰堅定是《聖經》裡的每一句話都要聽、每一件事都要仰望上帝。可是,我就是有很多的問號。

我去到中國大陸,就變成無神論者了。中共也是無神論。可是從大陸出來之後,我就想,要證明無神,比證明有神還困難,因為世上有很多神蹟不可解釋。譬如美國的阿姆斯壯,他去過太空兩次,第二次去的時候,他70歲了,回來之後他說:「神太奇妙了!宇宙奧妙到這樣的程度,不會是偶然形成,一定是有神的安排。」所以我的無神論因此動搖,就開始研究佛教。人類文明到現在,已經有某種程度的汙染,所以我決定去找最原始的佛教──西藏的喇嘛教。1987年我就去過西藏兩次。

因為我寫《尹縣長》引起大陸的注意,當時的黨主席胡耀邦,後來在香港看到,買了一本回去給他爸爸讀,之後就透過媒體放話,說:「歡迎陳若曦再回大陸看看,我們現在很不一樣。」曹禺、蕭軍到美國我都接待過,他們也說大陸改變很大,都可以出來了,大家都平反了;艾青也去過我家,也說妳應該來看看。所以1984年,我就去了大陸。

到了北京,51的前一天晚上,胡耀邦接見我。我想也沒想到,突然通知,就去了。他侃侃而談,很坦率的樣子,說:「我們現在對台灣改變策略,我們可以一國兩制。」我就奇怪,一個國家怎麼兩制啊?他一愣,好像沒人這樣問過他,他想一想,就說:「一國兩制,表示你們可以高度的自治。」我又請問怎樣算高度自治啊?這下他真的答不出來了。於是他就說:「陳女士,妳有機會可以去西藏看一看,現在的西藏就是高度自治。」我想,嗯,正好我要研究原始的佛教,我是該到西藏看看,所以就去了。

第一次去西藏,震撼太大了。我覺得海外應該多了解西藏,所以第二次,就帶了一批作家去。西藏很好玩,我還想去第三次。坐鐵路從青海上去,沒問題的,不用擔心。我知道有幾種人怕,有些人不怕──胖子怕,瘦子不用怕;男人比較怕,女人不用怕;年輕人比較怕,老人不用怕……,還有第四種我忘了。我全部都是(不用怕)啊,既是瘦的、又是老女人。以前去都怕高山症,現在很簡單,頭痛吃一顆阿斯匹靈,四、五小時就不痛了,什麼事都沒有。

既然大家沒去過,我就講一下西藏。首先,西藏婚姻制度很好玩,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我去了以後非常的同情,高山峻嶺,這邊看到那邊,你看得見臉、聽得見聲音,可是從那邊要到這邊來,常常要一個禮拜。我認識很多人,他們都到西藏寫小說,譬如馬麗華。有一篇小說是這樣寫的:有個藏族青年流浪到山溝裡來(藏人非常開放,你敲門就絕對會讓你住,什麼國籍、顏色都不管,非常好客。而且西藏人的婚姻,女兒可以嫁了,就讓她睡帳篷外面,晚上什麼交往都可以,父母就盡量留在裡面),這青年在此住下了,跟那家女兒很要好,問那女兒:「我要走了,妳要不要跟我走?」那女兒想想不錯,就隨便包個小包裹,跟他走。爸爸放羊兩天回來,女兒不見了,也不難過,很放心女兒有歸宿……。你們可以理解嗎?那邊要嫁出去不容易、要娶也很難。這家離那家有時隔很遠,所以一夫多妻常常是把媽媽也娶進來一起照顧,不然媽媽誰養?有兄弟的,哥哥娶了,弟弟沒娶也很難過,所以就共一個老婆。非常的共產,是最原始的共產主義,不會有什麼嫉妒,非常的好。但現在不一樣了,一夫一妻也開始流行起來。

另外,他們男女很不平等。你們知道,佛教很歧視女性的,雙重的壓迫。譬如女人不能在帳篷裡生產,女人懷孕大著肚子那麼辛苦,就算冰天雪地,也要另搭一個小帳棚在那裡生。生完了,小娃兒接到家裡,產婦繼續待在小帳棚。而且女人中午12點不可以進布達拉宮;女兒沒有繼承權;女兒嫁出去,三年為奴……。所以在西藏走來走去,看見勞動的全是婦女,男人做什麼呢?菸、酒、茶,就忙這三樣。

他們喪葬也非常特別,叫天葬。是印度的鳥葬跟著佛教傳到這邊來的,其實非常的環保。我讀歷史發現,美洲原始的印地安人也是鳥葬,人死了在兩棵樹間搭起架子,放上去就讓鳥吃。西藏也有火葬,火葬是最貴的。我看過一份資料,大概1980年代後期,西藏人有錢了也想要火葬,一連燒了六天六夜(想想燒了多少木柴啊)。更高貴的是塔葬,只有活佛才有塔葬。他們也有土葬,如果你得了傳染病,他們會很害怕的,西藏有8個月是敲不開的凍土,再冷,都要想辦法敲開,趕快埋下去。去了西藏才會了解,有很多不合理的喪葬習俗。也有水葬,把罪犯丟到河裡去,乞丐、瘋子也都丟到水裡,所以西藏人不吃魚。但是我第二次去西藏,招待我的藏人作家娶了漢人老婆,有天她帶了個麻袋要去抓魚,到了一個聖湖(他們的湖都是聖湖),過不了一小時回來,一麻袋的魚!我問她拿什麼抓?她說:「用手啊!」那些魚都好肥好大,千百年沒人摸過牠們,手一來就投懷送抱。藏人作家娶了漢人,也開始吃魚了,習俗會慢慢改變。

我很喜歡他們的民族性,純樸好客,也很樂天。我最喜歡西藏人對家的概念──什麼叫作家?我們全家人在一起的地方,哪怕是大馬路上、在飛機場、在海邊,那個地方就是家。我親眼看到,大昭寺車水馬龍的八角街,一對夫妻抱著一個小娃娃,兩人坐下來,施施然掏出糌粑,拿個木碗,就在那邊吃糌粑。車子全都繞道,絕對沒有人按喇叭,不可以的。那是「人家的家」,你要尊重讓開。這種家的觀念非常好,不像我們台灣、中國人,自古以來,求神問聖、買地買房,一家不夠還要買好多家,弄得好多人沒房子(我當然要抱怨,我租房子的)。

一方面他們日常生活相當宗教化,早上起來誦經,然後去寺廟,所有寺廟都有轉經輪,裡面藏有經文,轉一遍就等於唸了一遍。還有馬尼堆、經幡……,到處都有人唸經。我們柏克萊也有白教,更妙了,轉經輪是電動的,一轉,啪啦啪啦啪啦個不停,究竟誰比誰聰明?

他們一輩子要去大昭寺一次。一路從家裡跪,省吃儉用的來,之後,再一路乞討回自己家鄉。所以我個人去西藏,感覺跟我以前讀的不大一樣,藏族說漢人很有野心、很壞,要把他們漢民化,其實我覺得所謂漢化,就是向文明靠近,譬如我們台灣哈日、哈韓,不得了,我有朋友看「大長今」日夜不休的。另外,我感覺封閉原始,也不見得是香格里拉、是理想、是桃花源,不一定的。譬如我覺得男女不平等、人權不保障,這樣的宗教是應該改變。我非常鼓勵達賴喇嘛趕快回西藏,因為他是西藏有史以來,第一個有那麼長的時間、有那麼好的機會在各國遊歷的,他一定可以把西藏佛教大大提升。我是主張佛教現代化,某種程度來說,我對台灣的佛教現代化非常滿意。我不但寫了《青藏高原的誘惑》這本書,還因為這樣,寫了台灣第一部西藏小說《慧心蓮》。

***

 我在1995年閏八月,因為想回家,就趕著回來。你們知道那時有一本書叫《1995閏八月》嗎?書上說,兩岸會打起來。我是在舊金山看的,急死了,決定打仗的時候,要跟人民在一起,所以我一定要回來。結果回台一看,咦?歌舞昇平啊!怎麼大家都老神在在,說不會打過來啦,是空包彈。台灣非常有意思。

台灣確實有很多好處,史無前例的自由跟民主。我那時候回來,總統民選、台灣新聞自由、媒體五花八門、經濟很寬裕、建築比高比大(高雄還要蓋最高的樓)……。我還發現台灣以本土為榮,又保持很優良的中華傳統文化。我中學常去台北的孔廟跳八佾舞,後來才知道,八佾舞保存了周公時代70%的禮儀,可見多麼的傳統。去年開始我們又有創新了,加入迪斯可音樂,但是沒那麼聒噪,而且隊伍也有變化(我們以前跳得很死板),很好看。所以我覺得台灣很不錯。

然後佛教是台灣第一大教,道傳的能力很強,比丘尼學歷真的很高。我認識昭慧法師,還有好幾位法師,都有博士學位,在大學裡教書,有很高的成就,而且思想很開通,非常了不起。思想開通有一個例子。我這幾天很想給昭慧法師寫一封信,最近有同志結婚,昭慧法師前去幫忙證婚,這在佛教簡直不可思議,所以我想告訴她,我覺得她是佛教界的女俠,我很佩服。

另外台灣佛教向外傳教,開疆闢土的風景,真不亞於我們外交部。我們外交盟國越來越少,但佛教的分會越來越多。紐約就有東初禪寺、南非也有佛光山分院,都很了不起。不管白人黑人,普渡五類,做的是真正務實的外交。像慈濟,去年對岸就承認慈濟是很好很合法的宗教團體,這在大陸是第一例。

為了寫《慧心蓮》,我還跑去研究北京、承德的佛教寺廟。我一看,還是覺得我們台灣真了不起。舉一個例子。我去北京參觀一個比丘尼寺,有600年歷史。我進去前住持閉關的關房,跟她問安朝拜了一下,之後,就由新住持接待我。這位住持看樣子大概40歲,北京夏天很熱,沒有冷氣,一隻小電風扇沒什麼力氣地吹,我看她一邊跟我講話,一邊就把大袍撩起來搧。這在台灣簡直不得了,絕不會有這樣的現象發生。還有,是我到雍正出家的寺廟參觀,和尚們出來了,從我面前走過去,都很年輕,個個都是帥哥。我們這邊看到和尚是眼睛垂下地走過去,但他們不是,眼睛滴溜溜地,斜眼看我們這些遊客。所以,從佛教禮儀修養就可以看出來,大陸當和尚是一種職業,跟台灣不大一樣。不過我發現,我們也在慢慢職業化。很多人大學一畢業,不做什麼就出家,跟我媽媽那一代很苦、不得已才遁入空門不一樣。

我回來台灣,到8月滿17年,我常感覺兩岸變化。我離開大陸後,鄧小平說「管他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首要讓人民先富起來,就改革開放了。胡耀邦被踢下來之後,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世界通通都在罵中國,鄧小平被刺激到,門戶就更加開放了。現在中國的經濟,反而相當不錯,全球金融海嘯,中國是受創最輕的一個。而且現在美國最大的債主是中國(美國國債買最多),所以等於是世界第二大經濟國家,美國反恐一定要找中國來幫忙。我們反觀台灣也很奇怪,我覺得特別在2000年到2008年,越來越政治化,直到現在還是。在我們大談政治之時,大陸正好相反,他們越來越不談政治。

我發現台灣經濟繁榮,是犧牲來的。我們高雄不是有高屏溪嗎?大概15年前,高屏溪有一個很大的汙染源,就是養豬。不是台灣人吃,是賣給日本。大家知道,豬的排泄是人的六倍,日本人很聰明,他們不養,專買我們台灣的。這種水利汙染,牽涉到一千萬人的飲用水,相當嚴重。1994年,德國有個知名雜誌叫作《明鏡週刊》,裡面有篇文章,圖文並茂,題目叫〈我們生活在豬圈裡〉,用台灣人的口氣來寫;還有一個英國人,他的台灣太太生了一個女兒,想回台灣來,兩人吵得很兇,鬧到後來居然用「台灣不是人住的地方」這種理由來打官司。這不是很大的侮辱嗎?一個說台灣人生活在豬圈裡、一個說台灣不是人住的地方。所以我回台灣來,就想要做環保,我看到現在高雄天空這麼好,真的由衷地高興。

還有這個「突出政治」實在太厲害了。兩岸的分離意識,本來就形成反共、反中國,我們台灣又是民主選舉,民主靠的是選票。好啦,每次選舉一來就炒作、搞政治烏龍。這讓我想到跟60年代文革有點像,文革時期是「突出政治」才叫政治正確;現在是「愛台灣」才是政治正確,有點像小文革。過去大陸文革特別厲害的是連罪,爸爸是地主,兒子也是地主成分。現在大家都很反感,好像第二代也有同感,我朋友就去參加「外省人獨立組織」,簡稱「外獨會」,我覺得這些其實都可以不必要。台灣去中國化,逢中必反,我覺得這些也都是浪費金錢人力物力的行為。

台灣沒有錯,很民主、很自由,但有時八卦新聞多到民粹的地步。前幾年大陸有個雜誌,是退休的《人民日報》總編輯、《解放軍報》社長等,每個人掏錢出來,辦一個叫《炎黃春秋》的雜誌。是專門的政論雜誌,想要把歷史的真相找出來。因為有這些老黨員,內容常常很驚險,像擦邊球一樣,每次都差點被沒收。我是這雜誌在台灣的唯一訂戶,有一次我去大陸,他們就招待我、請我吃飯。那是四、五年前。講起台灣來,他們好羨慕,說:「你們台灣好好喔!新聞自由真是太棒了,我們不知哪天才能這樣。」我這個人聽到好話就很高興,可是覺得人應該謙虛一點,就說:「是很自由沒錯啦,可是也有缺點啊,報紙太多了,所以有時候為了譁眾取寵,就會有假造的新聞(像腳尾飯啦)出來,這個很不好。我們自己要檢討,台灣這樣是『媒體治國』,政府常常不知道,等媒體一報,才趕快去補破網,所以政府就跟著媒體走。」他們一聽:「陳女士,你覺得你們是『媒體治國』,那妳看我們中國呢?我們這裡是『國治媒體』耶!妳說哪一個好?」結果一桌的人都在笑。

還有,我覺得本土化非常的好,但是不要弄到極端,過度強調本土化,是會失去國際觀的。我覺得台灣要熱愛本土,但一定要有國際觀。記得我剛回來的第二、三年,有美國朋友來看我,到我家住了一個禮拜,我沒空陪他,他自己去玩,然後回來看電視。他說:「陳若曦我要走了,在這裡住久了,人都變成井底蛙。」我聽了有點不高興,就問:「怎麼啦?我們電視台很自由啊!」他說:「你們的新聞太可怕了,沒有國際新聞。」外國人住久了,都覺得在這裡會變成井底蛙,這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常常在講,我們這兩年開放大陸人觀光,來到這裡對我們很讚美,所以我們現在是「反攻大陸」,用文化反攻,而不是軍隊戰車開過去。所以我們要繼續讓中國文化傳統向上提升,這樣才可以主導中國。我們可以以此改變中國,台灣這點是非常有力量的。

現在比較好了。我們過去幾年好像很刻意忽視大陸的變化,其實很不應該。大陸的變化非常之大,它用建設來代替政治口號,什麼青藏鐵路、高鐵……,雖然出了一個大紕漏,但它的高鐵技術很棒。美國要把他們請去造高鐵,起先美國國會一聽,覺得不行,這太丟臉了,但因為是自由企業,所以後來還是把中國請去。另外,中國科技也有傲人的成就。今年夏天不久,神舟九號載太空人上去,不但這樣,還跟天宮一號在空中對接飛行,這個很厲害。不是說中國現在趕過了美國,而是要向大家說明,中國已經有這樣的成就。大家都知道,大陸前幾年造了一個超級電腦叫天河一號,運行一天等於普通電腦160年的速度,你想像這速度有多快!我舉這個例子,目的是我們要了解大陸,才能夠更加充實自己,知道自己該擺在什麼地位,自尊同時也可以自傲,但也不要偏激。


▲ 台灣文學館副館長張忠進(右一)特地到場,會後並向陳若曦致意。


▲ 會後有不少讀者聽眾準備陳若曦各時期的著作,要求簽名與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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