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開卷好書獎BV:顧玉玲-我們


‧策劃:中國時報 周報
‧影片拍攝:瀚草影視/導演:溫知儀


我們 BV‧拍片側記

☉文、攝影/周月英

 周末經過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附近,你會恍惚以為自己來到東南亞。整條路上都是菲律賓人,從聖多福教堂虔敬做完禮拜後,彼此熱絡招呼、說笑玩樂。有人到菲律賓超市Bingo採買熟悉的家鄉食物用品,更多人湧到猶如放大版格子屋的「金萬萬商場」,租書、錄影帶、上網、吃飯、做頭髮、匯款,所有海外移工需要的服務在這裡幾乎都可以得到滿足。聖誕夜那天,這裡會更熱鬧,即使到子夜彌撒結束後,深夜裡街上還會是滿滿的人潮,好似台灣久已不復見的過年歡天喜地氣氛。

 為2008年開卷十大好書《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拍攝BV時,隔天晚上便是聖誕夜,但歡樂的時刻不可能提前到來,非假日的上班時段,中山北路仍舊是漸趨冷清沒落的交通要道,車聲隆隆但路上行人稀少。走進巷口一間民宅,上樓來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TIWA)門口,樓梯轉角陳列著一櫃印刷冊子,越南文、印尼文、英文、中文;寫著詩歌、書信和圖畫,是離鄉的外勞陳訴對家人的思念、對工作地的愛憎情感,互相慰藉支持的交流地。幾座掛著彩帶的金屬獎座擠在牆角,台北市政府外勞文化中心舉辦的南洋舞蹈歌唱大賽季軍,可以想像移工們曾經把自己裝扮得華麗奔放,在活動中盡情享受片刻的自由。

 進入TIWA辦公室,牆上張貼著歷來的活動照片,有我們在報端見過的反奴工制度大遊行、要求基本工資一體適用的抗議活動紀錄,也有移工們身著泳裝在海邊的歡樂合照,或者穿載傳統服飾戴歌載舞的畫面。再往前走,來到祕書長顧玉玲的辦公室,門口懸掛著一串色彩鮮豔的布條彷彿門簾,反對財力證明、工人鬥陣、人民火大、外勞人權……。每一個布條,都是一場街頭抗爭的見證,而這不過是顧玉玲20年運動生涯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如同《我們》這本書是顧玉玲在TIWA繁重工作的間隙抽空完成的,拍攝BV的過程中,顧玉玲也沒停止工作。在攝影組忙著架設機器拉線打燈時,顧玉玲一邊處理電子郵件,一邊回答跟拍的媒體朋友(我)發出的一連串問題。趁著轉換場景攝影組再度埋頭調設器材時,顧玉玲接了幾通電話、與TIWA其他工作人員迅速討論了幾件移工事務。即使後來在中山北路上拍攝街景時她也沒閒著,走著走著,她發現同屬NGO的朋友正在搬運剛印好的月曆,便上前一同扛起沉重的紙箱,往聖多福教堂樓上的辦公室移動。

 以往年度好書獎評選結果出爐後,開卷逐一向得獎作者通報賀喜時,總有幾次會被誤認為是詐騙電話。《我們》獲獎後,向顧玉玲報訊時,她的第一個反應則是問:「有沒有獎金?」(後來我們笑著提起這段對話時,顧玉玲說,她當時問的是更直白的:「有沒有錢?」)

 2005年,顧玉玲以記錄菲勞際遇的〈逃〉一文獲得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其後的《我們》先獲得「台北文學年金」計劃補助後再行出書,每次的提筆寫作都是為了「籌錢」,每次所得的獎金和版稅,全數用來延續移工組織的工作。

 對一項長期的社會運動而言,寫作紀錄雖然有歷史與文化上的意義,但顧玉玲說,「打仗」還是比較重要,當戰況連連、馬不停蹄的時候,「紀錄」的優先順序永遠會被放在最後面,不是當時當刻非做不可的事。然而,作為書寫者,半夜挑燈執筆紀錄時,顧玉玲偶爾仍會感到幸運,慶幸可以藉著書寫,讓累積在身上的資源、學習跟理解,得以讓更多人知道。

 BV拍攝過程中,攝影機調整鏡位時,先前的燈光一直維持在原位。顧玉玲工作到一半,笑瞇瞇過來問:「外面的燈一直亮著,這樣不會很浪費嗎?」拍攝她在黑板上填寫會議時程,鈴聲響起轉身接電話的一幕時,一次是跟拍的場記(我)閃避鏡頭不及穿了幫,一次是權充TIWA工作人員的執行製作回頭張望的時間過長不夠自然。導演要求再次重來時,顧玉玲又是笑笑地說:「到目前為止我都演得很好喔,都是你們工作人員出的差錯。」

 精準、犀利,身段柔軟但力道十足。文評家唐諾在《我們》的附錄裡提到,女兒謝海盟每回見顧玉玲走在抗議人群中,或出現在談話節目談外勞移工人權,便會祭出她對顧玉玲的專用評語:「長相甜美、聲音溫柔──」因為了解顧玉玲的實力和能耐,謝海盟反而要倒過頭來「為旁邊某個白目的、挑釁的、以為可欺的談話者擔心。」

 也許因為長期面對權力不均的問題,或者更可能因為媒體習於斷章取義,顧玉玲在影片訪談中,甚至我們私下閒聊時,常常彈出一種直覺式的防衛模式,譬如在金萬萬碰到好奇的路人詢問拍的是什麼片,她趁機介紹《我們》這本書以及為外勞服務的TIWA時,很自然地補了一句:「我們不是仲介哦」。問她台北文學年金的獎金是不是很快「花完」了,她則周延地解釋社運團體的經費一直都是「挖東牆補西牆」的狀態,沒錢時就想辦法找錢,有了進帳就會盡可能的多做些什麼,「譬如今年開始我們又弄了一個庇護中心。」生怕被誤會她自己努力掙得的這些錢有一分一毫被浪費或誤用似的。

 顧玉玲的文字漂亮動人,是唐諾口中「文學界多年來很可惜沒能把她給搶過來的稀罕人才」。但她的口語表達更是精簡有力,出口便是一段結構完整措辭準確令人歎服的言說,彷彿事先寫下來經過再三斟酌鍛句演練成的。這樣的功力,除了天生的聰慧之外,想必更是多年來在社運前鋒交戰吶喊磨練出來的必要「武器」。

 問她寫作過程中有沒有哪些片段曾經勾起你的記憶,那記憶是並非這麼理性的分析,而是更情感、更生活化的反應。問這個問題時,我假想她在書寫到父母離散的婚姻、早年離家的父親思鄉的一段,也許曾在深夜裡勾引出某些未曾察覺的思緒。顧玉玲說:「與其說是書寫勾動,不如說是我的工作會不斷的勾動我去面對自己是怎麼長過來的、我是怎麼樣成為現在這樣的一個人。你會更貼近以前所要逃離的父母親。一開始投身運動當然是出於理性上的態度,閱讀了一些左派的理論,你認為應該跟無產階級站在一起。可是打從我開始投身運動之後,這個部分就越來越清楚:會讓你留在運動裡的,主要是你在運動中所得到的來自於人的能量跟力量。是這種歷史的情感,跟一些本來在你生命的想像裡是遙遠的,但現在是綁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承擔的人。這些東西是非理性的、情感的,但運動中如果沒有這種對個別的、真實的、不同生命的深切情感,你根本走不下去。理念的燃燒你可能支撐一年兩年,而且你會誤以為自己在犧牲奉獻,可是事實上不是,你非常深刻地知道它對你生命的影響,你的獲得遠比你付出的多。」

 依然是一篇令人擊節讚嘆、漂亮但防衛嚴密的陳述。只有在某個稍縱即逝的片刻,我看到顧玉玲稍稍放下她的金鐘罩。當導演要求顧玉玲唸一段《我們》卷首的引言時,她眼睛發亮地欣快答應,甜甜地笑著說:我很喜歡唸這段文字。

 「我們是鏡。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彼此注視並為對方呈現,你可以看到我們,你可以看到自己,他者在我們的視線中觀看。」

 這段文字出自「土地之色的人民」,是墨西哥薩帕塔運動的領袖馬訶士為了爭取民眾支持原住民的權利,率領解放軍行進了兩個星期,經過3000公里的長途跋涉後到達墨西哥城,2001年3月11日在首都佐卡羅廣場對十萬多名支持者發表的著名演說。

 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是墨西哥東南部恰帕斯州的一支農民游擊隊,旨在要求政府幫助原住民和貧民擺脫貧困,給予更多的合法權利和民族自治權,承認他們的文化習俗。馬訶士也就是吳音寧在《蒙面叢林》裡探訪的傳奇領袖。

 這篇顧玉玲口中「非常非常長,但美得不得了,充滿了某種清澈生命的詩意」的演說,令人想起1854年印第安的西雅圖酋長回應美國政府的買地要求時,那段「我們如何能買天」的名言。同樣根植於大地、謹守自然的平等規律,生發出來的文字,充滿了素樸質直的詩意。不管用以看待人與自然,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我們細細咀嚼,總能醒悟到未經俗世權力污染過的,單純簡潔的生命哲理。

 「我們」的概念,便是這樣強烈而巨大地衝擊著被刻板思維牽制著的《我們》的讀者。

 閱讀《我們》時,第一個故事裡密莉安和阿溢生死相繫的故事最動人,而第二個故事裡充滿膽識和勇氣的「逃跑外勞」荻微娜和喬伊,則是最令人印象深刻且敬佩的。看她們在非法的身分下想盡辦法尋找存活的力量,看她們在遭受磨難時還能保持堅挺優雅的姿勢,閱讀過程中,我幾度揣想,有沒有可能有幸與她們見上一面,當面向她們表達敬意和支持鼓勵。

 影片拍攝間,我問顧玉玲,《我們》書中三段故事的先後順序,是否曾經過思考安排?我的疑慮是,第三個故事主角麗亞的遭遇固然令人唏噓,但是紀錄中呈顯出她曾與前任僱主有疑似情感瓜葛和金錢糾紛,即使這些指控多半出於誤解或人際的摩擦,但這個有時會耍點心機,甚至應用女性柔性魅力以換取某些利益的人物,會不會讓讀者產生「外勞不值得同情」的心理,削弱了前兩段移工故事累積出來的衝擊張力?作為社會運動的文字前哨,這樣的安排會不會無法召喚到更多認同移工問題的基層支援力量?

 顧玉玲的回答,對我而言如雷轟頂。她說:「我並沒有要刻意去隱瞞這個部分,就像以前做工運,也可以見到工人們的一些小奸小惡的行為。他們並不一定是弱者。」

 的確,把移工標記為「弱勢的受害者」,是抗爭運動中突顯問題的有效策略。但是這樣的歸類,不免造成更大的對立,讓某些僱主以「他們才沒那麼弱勢,他們也會耍詐使壞」來為自己的壓榨剝削行為尋找合理的說詞。

 移工們大多弱勢,但卻不一定是弱者。他們有人才智聰穎能力過人,有人見多識廣精明幹練,只不過因緣際會來到台灣謀求經濟上的利益,卻不幸落入制度不公的迫害,以及人為的階級歧視。《跨國灰姑娘》作者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藍佩嘉認為,經過多年的抗爭努力,社會大眾對移工的弱勢處境,應該已有一定的理解。下一個階段,我們要努力的是,進一步把移工也當成「我們」的一員,像看待親人甚至自己一樣地理解他們的遭遇處境,才有可能將壓迫和歧視移回到平等的基礎。而這,正是顧玉玲這本得獎好書,從書名開始,在每一段敘述之間不斷向我們呼籲提醒的。

 讀完《我們》,如果你也有所感動,如果你也想做點什麼,顧玉玲說,就先來靠近吧。「也許有人很會做菜,我們有庇護中心,你可以來教我們的移工烹飪。或者有些人可以來教中文,有人可以安排去動物園一日遊或參觀台北101,帶我們這些相對沒有辦法放假沒有辦法休閒沒有辦法有更多機會培養自己的移工朋友一起去做什麼。」

 運動的土壤必須開拓空間,讓來來去去的人,讓不同條件的人想做什麼時,都可以隨時前來參與。TIWA努力開拓的,就是這個讓我們一起去做什麼的,共同行動的空間。

 TIWA所在的中山北路三段,沿路種有成排樟樹。中山北路在清代即已是主要道路,日治時期更是台灣神社的表參道。高大的樟樹經歷了朝代更替,見證了多少人世的紛擾。應BV拍攝的要求而在聖家福教堂一帶行走悠遊時,暫時從工作中拔開來的顧玉玲幾度來回,在我們不留意的空檔,只見她雙手開張,環抱著大樹,安然如躺臥在母親懷裡。

 拍下這個畫面時,有一股暖暖的笑意從我內裡深處悄然升起。這是我認識十幾年的沐子顧玉玲,當不必面對「我們」的權力階級複雜問題時,她便能放下一點武裝,放心流露出本來的天真。

【漏網新聞】:

 也許因為出版期限緊迫,《我們》書中有好幾處出現別字或誤植,以編輯為業的讀者看來,總有點踢到小石子的不適感。趁著拍片見面時我跟顧玉玲反應這個問題,她笑說已經校出不少錯誤,再版時會一併更正。並透露:「自認很會校稿的朱天文,她讀的時候,說沒太大問題啊(大概太認真在讀故事了)。不過鄭村棋還滿會校稿的,他校出了好多錯字,而且有些是我自己也沒校出來的。」

【延伸資訊】:

TIWA需要你的支持

西雅圖酋長的大地宣言

不同英譯版本的Seattle Speech介紹

最常見的Seattle Speech英譯版

【側記的側記】:

 這篇文章是系列11支拍片側記中最後完成的。拍攝作業結束後,快馬加鞭日夜趕工,終究沒辦法在限期之前紀錄下每一支影像的幕後故事。寫完10篇之後,頒獎典禮在即,接下來是新年特輯和國際書展專刊,瑣碎雜亂的工作是每年工作「旺季」的最後高峰。我屢屢望著「苦難的尾端」,卻無法走到結案的終點。每日在工作之餘回到家,用僅剩的一點力氣寫一點感想、回憶一點現場。我不敢稱這樣的工作型態是顧玉玲書寫《我們》過程的致敬式倣效,只是把它當成應盡的義務,與各位分享一點淺薄的感受見聞。謝謝所有讀過側記的朋友溫暖的加油鼓勵。在返鄉過年的火車上,帶著初稿拿著紅筆一路寫到這裡,我想像自己如同詹姆斯‧龐德面對挑戰,鬥智鬥力過關斬將,在刻意營造的驚險刺激中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最後終於成功排除難題任務完成時,倒數讀秒的特寫畫面正巧停留在:0:07。

 想像這個有點搞笑有點冷場的畫面,是因為我又要再說一遍兩年前曾講過的那句話:寫下句號之後,我終於可以回復讀者的身分,從頭慢慢欣賞這些動人的影片。現在,我還要再加一句,我終於可以快樂過新年啦!

 

【2008 開卷好書獎BV】

陳芳明李永平駱以軍林良王聰威詹宏志

夏傳位徐銘謙顧玉玲劉如桂魯適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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