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嚴選:留住一切親愛的

 《留住一切親愛的》以非凡的清澈與勇敢透視這世界的深沉苦難,並提出有助於終結這些苦難的觀念與行動。伯格可說是這個時代最受推崇、最善於描述、也最富有熱情的作家,他集文學、藝術、美學、文化、反戰意識於一身,透過這本情感豐沛的文集,對911之後的世界提出最深刻的反省與映照。從卡崔娜颶風、911事件、7月7日炸彈客事件、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到中東地區的重創流離,伯格在這一連串的政治對抗運動中,帶領我們探索無以數計的個人選擇、遭遇、啟明、犧牲、欲望、悲痛和記憶。政治抵抗在今日究竟意味著什麼?

 《留住一切親愛的》一書,以發自內心的熱情對這個問題提出深刻而激進的反思。本書更呈現作者如何結合其藝術觀點與行動主義,試圖為讀者解釋過去六年來這世界所發生的種種情事,皆由人類的生存、反抗、欲望、愛等引起的。在本書裡,伯格分析了恐怖主義的本質以及隨之而來的深沉絕望。他書寫全球數以百萬計的無家之人,如何在貧窮與戰爭的迫害下淪為難民。他討論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土耳其……所有飽受資本企業或軍事準軍事權力欺凌壓迫,以及一般公民的生活自主權或最基本自由遭到剝削的地方。

 伯格在這本文集中以精練的文字直指以下幾個本質問題:我們如何支撐自己生存下去,權力在誰手上,以及我們正在如何改變自然。

 對伯格而言,專注而熱切地觀看這個世界,正是一種同情的形式。而這充滿啟發性的優雅文字,正是他對後911世界的同情關注。他藉由精練的文字表達知識分子的人道關懷和正義感,甚至以睿智的眼睛,澄澈的心靈,勇敢面對冷漠世間的深沉絕望。

 

留住一切親愛的
生存•反抗•欲望與愛的限時信
Hold Everything Dear: Dispatches on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作者:約翰•伯格(John Berger)
譯者:吳莉君
出版:麥田出版
定價:260元
出版日期:2009/05/07
類別:散文

作者簡介:約翰‧伯格(John Berger, 1926.11.5-)

文化藝術評論家、作家、詩人、劇作家等,1926年出生於倫敦。1944至1946年結束服役後,進入倫敦中央藝術學院及切爾西(Chelsea)藝術學院就學。1948至1955年開始教授繪畫,並展開終其一生的繪畫生涯。他的作品曾在倫敦的懐登斯坦畫廊、瑞德弗尼畫廊,以及萊斯特等畫廊展出。

1952年伯格開始替以政治、社會問題、書刊、電影、戲劇等為主題的《新政治家》雜誌撰稿,並很快的以一位深具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的藝術評論家身分竄起。從那時起他陸續出版了多本藝術評論書籍,包括了有口皆碑的藝術研究作品《觀看的方式》。這本書是以BBC的同名電視影片裡的某些概念為出發點。

伯格的第一部小說發表於1958年,他創造了一種別出心裁的小說體,包括1972年贏得英國布克獎以及布萊克紀念獎的作品G,並與瑞士導演阿蘭‧鄧內合作,撰寫電影劇本《2000年約拿即將25歲》,以及多部電影劇本。他還撰寫了多部舞台劇本。在過去的這二十多年,伯格長期居住在靠近法國邊境阿爾卑斯山的小村鎮裡,深受山中居民的傳統習俗以及艱困的生活形態所吸引,他也以他們為主題撰寫了多部相關作品。

伯格雖已年近八十,依然十分活躍,作品大多具有濃厚的批判色彩,且表現形式不斷的推陳出新,對社會政治等議題也有其獨特的看法及熱情。他被公認為是英國最具影響力的藝術批評家。相關重要著作還有《永恆的紅色》、《畢卡索的成功與失敗》、《藝術與革命》、《另類的出口》、《另一種影像敘事》、《我們在此相遇》。

 

【書摘】

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
I Would Softly Tell My Love

 

週五。

 納欣,我正在哀悼,我想與你分享這份哀悼,一如你和我們分享了如此眾多的希望,與如此眾多的悲傷。

      電報來自深夜
        只三字:
      「他死了。」

 我正在哀悼我的朋友璜•孟尼諾斯(Juan Muñoz)*,一位精采的藝術家,他做雕刻和裝置,昨天,他在西班牙的一處海灘上去世,享年四十八歲。   有件事我很迷惑,我想問你。自然死亡不同於犧牲,不同於被殺或飢餓而死,自然死亡首先帶來的是震驚(除非死者已經臥病多時),然後是巨大無邊的失落感,尤其是死者還那麼年輕……

 

    白晝破曉而來
    但我的房內
    籠罩著長夜。

 

 接著,是苦痛,訴說著自身永無止境的苦痛。然而,偷偷伴隨著苦痛而來的,還有另一種接近玩笑的東西,但不是玩笑。(璜生前是個很會開玩笑的人。)一種讓人產生幻覺的東西,有點像是魔術師耍了把戲之後捏著手帕的姿勢,一種輕盈,和你的感受截然相反的東西。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這樣的輕盈是一種輕薄,或一項新的指引?

 在我向你提出這問題的五分鐘後,我收到兒子伊夫(Yves)的傳真,他剛為璜寫下這幾行詩句:

    你的出現永遠
     伴隨笑聲
    和新把戲

    你的消失永遠
    留下雙手
    在我們牌桌

    你的消失
      留下你的牌
    在我們手中

    你將再次出現
      伴隨新的笑聲
    而那將是個把戲

 

週六。

 我不確定,我是否看過納欣•希克美(Nazim Hikmet)*。我想發誓我看過,但我找不到相關證據。我相信是在倫敦,1954年。那是他離開監獄的第四年,九年後,他與世長辭。他是在紅獅廣場(Red Lion Square)的一次政治聚會上發表演說。他說了一些話,然後唸了幾首詩。有些是英文,有些是土耳其文。他的聲音雄渾、冷靜,非常個人,極度音樂。但那聲音不像發自他的喉嚨——或說,不似當下從他的喉嚨裡發出。那聲音聽起來,彷彿在他胸膛裡有部收音機,他用輕微顫抖的大手開啟、關閉。我實在描述得很糟,他的風采和他的摯誠,是那樣明顯耀眼。在他的一首長詩中,他描述了194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有六個人從收音機裡聆聽蕭士塔高維奇(Shostakovich)的交響樂。其中有三個人和他一樣,正在坐牢。那是現場廣播;那首交響樂正在同一時刻的莫斯科演奏著,幾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在紅獅廣場上聽他朗讀詩作,我有種感覺,彷彿從他嘴裡說出的那些字詞,也是從遙遠世界的另一頭傳來的。並非它們難以理解(它們不難理解),也不是模糊不清或乏味無聊(它們非常耐聽),而是由於,訴說它們,是為了戰勝距離,是為了超越無盡的分隔。在他的所有詩作中,此地(here)永遠是他方。

 

    布拉格的一輛運貨車——
          一輛單馬車
      穿過古老的猶太墓園。
    運貨車上滿載了對另一城市的思念,
          而我是那駕駛。

  

 即便他還沒起身演講,只是靜靜坐在演講台上,你都可以看出他是個非常高大、巍峨的男子。「藍眼之樹」(the tree with blue eyes)這個外號,並非沒有來由。等他真的站起身子,你感覺他除了高大之外,還非常輕盈,輕盈到彷彿風一吹,他就會隨之飄遠。

 也許我真的從未見過他,因為那似乎不太可能,在一場由國際和平運動所主辦的倫敦集會上,希克美不可能讓他們用好幾根大索綁在演講台上,好把他留在地面,不飄到空中。然而,我的記憶是如此鮮明。那是一場戶外集會,在他唸出那些字詞之後,字詞們冉冉升入天際,而他的身體也跟隨著他所寫下的字詞向上飄飛,在紅獅廣場上越飄越高,越飄越高,飄升到昔日沿著希奧巴德路(Theobald’s Road)行駛的電車的閃亮火花之上,那條電車在三四年前停駛了。

  

  你是安納托利亞的
    一座山村,
  你是我的城市,
     最美麗也最不幸。
  你是一聲求助的哭喊——我說,你是我的故鄉:
    朝你奔去的腳步聲是我的。

 

週一上午。

 在我漫長的一生中,對我而言最重要的那些當代詩人,我幾乎都是透過翻譯閱讀他們,很少以他們的原始語言進入。我想在二十世紀之前,大概沒有任何人會這樣說。關於詩歌能否翻譯這件事,已經辯論了好幾個世紀——但那都是些室內議論,就像室內樂一樣。大多數的室內樂在二十世紀都已淪為瓦礫。通訊新科技、全球政治、帝國主義和世界市場等力量,以毫無章法且史無前例的方式,將數以百萬計的人們丟到一塊,又把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分離開來。它所產生的結果之一,就是人們對詩的期望改變了;有越來越多最好的詩歌,是寫給那些遙遠地方的讀者。

    我們的詩
    如里程碑
    定須排列成路。

 在二十世紀這一百年裡,人們用一行行赤裸裸的詩句串接不同的大陸,連綴被遺棄的小村與遙遠的首都。你們全都知道,你們每一個:希克美,布萊希特(Berthold Brecht),巴列霍(César Vallejo),尤若夫(Attila Jozsef),阿多尼斯(Adonis),胡安赫爾曼(Juan Gelman)*……

 

週一午後。

 第一次讀到希克美的詩,是我十八、九歲的年紀。它們刊登在一份晦澀難懂的倫敦國際文學評論上,由英國共產黨贊助出版。我是那份刊物的定期讀者。該黨揭示的詩歌方針全是狗屁,但刊登在上面的詩作和故事,經常會讓人心頭一振。

 那時,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已經在莫斯科遭到處決。如果我會特別想起梅耶荷德,完全是因為希克美非常崇拜他,希克美在1920年代早期第一次造訪莫斯科期間,深深受到他的影響……

 「我在梅耶荷德的劇場裡學到很多東西。1925年我返回土耳其,在伊斯坦堡的一處工業區成立了第一家工人劇場。我在劇場裡擔任導演和編劇,我認為梅耶荷德為我們開啟了新的可能性,讓我們為觀眾工作,也和觀眾一起工作。」

 1937年後,這些新的可能性讓梅耶荷德付出了生命,但在倫敦閱讀該份評論的讀者,還不知道這件事。

 當我第一次讀到希克美的詩作時,最教我震驚的,是這些詩的空間;它們比我當時讀過的任何詩作,都包含了更多空間。它們並不描述空間;它們穿度空間,它們翻越山嶺。它們也是關於行動。它們講述懷疑、孤獨、喪親、悲傷,但這些情感是伴隨著行動而來,並非做為行動的替代品。空間和行動攜手前進。它們的反命題是監獄,而正是在土耳其的監獄裡,身為政治犯的希克美,寫下了他大半輩子的作品。

 

週三。

 納欣,我想把我正在寫字的這張桌子,形容給你聽。那是一張白色金屬製的庭園小桌,就像我們今天在博斯普魯斯的木造別墅(yali)一樓會看到的那種。我這張小桌,是擺在巴黎東南郊一棟小房子的外廊上,廊上覆有屋頂。這房子建於1938年,那段時間,這地方蓋了許多房子給藝術家、工匠和熟練工人。1938年時,你正在監獄裡。你的床頭上方,用釘子掛了一只手錶。你上面的牢房,關了三名盜匪,正等待處決。

 這張小桌上總是擺了太多紙本。每天早上我做的頭一件事,就是一邊啜飲咖咖,一邊試圖把它們弄整齊。在我右手邊,有一盆植物,我知道你會喜歡。它的葉片顏色很深。葉背是蜜李紫色,葉面則被光線染成了深褐色。葉片三三成組,宛如一群夜蝶,它們的確如蝴蝶一般大小,正在吸食同一朵花。它本身的花朵非常小巧,粉紅色,有如小學生學唱歌的聲音那般無邪。它是某種巨大的三葉草。我桌上的這盆,來自波蘭,在那兒,它的名字是Koniczyna。那是我朋友的母親給我的,養在她靠近烏克蘭邊界的花園裡。她有雙明亮閃動的藍眼睛,每當她穿過花園或在房子周遭移動時,總忍不住要摸摸她的植物,就像老祖母們,總忍不住要摸摸小孫兒的小腦袋。

  

    我的愛,我的玫瑰
    我已展開跨越波蘭平原的旅程:
    我是個小男孩快樂而驚奇
    是個小男孩
    注視著他的第一本圖畫書
        有人
          動物
            物體、植物。

  

 說故事的時候,每件事都取決於接下來發生的事。真正的順序,通常是不明顯的。嘗試,錯誤。這過程往往要來上好幾回。這就是為什麼桌上會有一把剪刀和一捲透明膠帶的原因。這捲膠帶沒裝進那些讓它比較容易切斷的小玩意兒裡。所以我必須用剪刀剪它。但最難的,是要找出透明膠帶的頭,然後撕開它。我心煩氣躁地用手指搜尋著。一旦真給找到,我就會把它黏在桌緣,讓整捲膠帶撕垂到地板,就這樣掛在那兒。

 有時,我會離開外廊,走進旁邊的房間,我在那兒聊天或吃東西或讀報紙。幾天前,我在房裡坐著,有個移動的東西攫住了我的目光。一道細小的閃亮水瀑朝外廊地板落下,在小桌前方我的空椅腳附近,激起了漣漪。阿爾卑斯山裡的溪水,最初也只是這樣的細小涓流。

 而一捲被窗外氣流攪動的透明膠帶,有時也足以移動山巒。

  

週四傍晚。

 十年前,我站在伊斯坦堡的一棟建築前方,在海達帕夏車站(Haydar-Pasha Station)附近,那裡是警方審問嫌疑犯的所在。政治犯被拘留在頂樓,接受交叉詢問,常常一關,就是好幾個禮拜。希克美是在1938年,於這裡接受交叉詢問。

 那棟建築最初並非監獄,而是一座巨大的行政堡壘。它看起來牢不可破,是用磚塊和沉默砌造而成。蓋成這副模樣的監獄,有一種邪惡的不祥之感,但往往,也有一種緊張、臨時的氣息。比方說,希克美待過十年的布爾沙監獄,就被暱稱為「石飛機」,因為它的格局很不規則。相較之下,我在伊斯坦堡車站附近所注視的那棟穩重堡壘,卻具有沉默紀念碑一般的自信與平靜。

 這棟建築以慎重的語調宣告:無論裡面有什麼人,也無論裡面發生了什麼事,都將被遺忘,都將從紀錄中刪除,都將埋入歐亞兩洲之間的一道裂隙。

 然後,我懂了,我看出希克美詩作中那種獨一無二又必然如此的策略:它必須不斷超越它自身的監禁!世界各地的犯人,總是做著大逃亡的美夢,但希克美的詩不然。它的詩,早在它開始之前,就把監獄當成世界地圖上的一個小點。

    最美麗的海洋
        尚未渡越。
    最美麗的孩童
        尚未長成。
    我們最美麗的日子
        尚未得見。
    而我想對妳訴說的最美麗話語
        尚未出口。
    
    他們囚禁了我們,
    他們鎖住了我們:
        我在牆內,
          妳在牆外。
    但這不算什麼。
    最糟的
    是人們——知曉或無察——
    在內心囚禁了自己……
    多數人如此被迫,
    
    誠實、辛勞、良善的人們
    值得如我愛妳這般被愛。

  

 他的詩,如同幾何圓規般,畫著圓,時而親密貼近,時而廣及全球,唯一不變的是,圓規的尖端總是插定在囚室裡。

  

週五早晨。

 有一次,我在馬德里的一家飯店等待璜•孟尼諾斯,他一如我的預期,遲到了,因為,當他於夜晚像個技工般躺在汽車下方努力工作時,他總會忘了時間。等他終於出現,我取笑他老躺在汽車下面。稍後,他寄了一紙玩笑傳真給我,我想把它抄給你,納欣。我不知道為什麼。或許我也不必弄清為什麼,或許那不關我的事。我只是在兩個死者之間扮演郵差的角色。

 「我想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個西班牙修車工(只修汽車,不修摩托車),大部分的時間都躺在引擎下面看著它!不過,這才是重點,我偶爾也做做藝術。我不是個藝術家。不是。不過,我想放棄這種愚蠢的工作,不想在油膩膩的引擎底下爬來爬去,我想變成藝術界的凱斯•理察斯(Keith Richard)*。不知道這種人是不是可以像牧師那樣,只要工作半小時,而且還有酒可以喝。

 「我寫信給你,是因為有兩個朋友(一個在波多[Porto],一個在鹿特丹)想邀請你和我去男孩汽車博物館(Boyman’s Car Museum)*的地下室,和波多舊城裡的另一個地窖(但願有很多烈酒)。

 「他們還提到一些風景什麼的,我聽不懂。風景!我想大概就是開著車四處看之類的,或是四處看看四處開開……

 「抱歉,先生,又一個顧客走進來了。哇!是輛凱旋噴火車耶!!」

 我聽到璜的笑聲,在他的工作室裡回盪,那裡只有他一人,和他那些沉默雕像。

 

週五傍晚。

 有時,對我而言,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許多詩作,包括男詩人與女詩人所寫下的,似乎是有史以來最友愛的作品。如果真是如此,這也和政治口號毫無關聯。這適用於里爾克(Rilke),他是反政治的;也適用於波赫士(Borges),他是個反動派;還有希克美這位終身共產黨員。我們的世紀,是個史無前例的大屠殺時代,然而它所想像的(有時也為之奮鬥的)未來,卻是以友愛為號召。在此之前,幾乎沒人提出過這樣的號召。

    這些人,迪諾
    握著碎布火把的人
    他們要去哪裡
    在這陰鬱的黑暗中,迪諾?
    你,還有我
    我們加入他們,迪諾。
    迪諾,我們也
    瞥見了藍天。

    

週六。

 或許,納欣,這次我也沒看到你。不過,我願發誓,我真的有看到。你就坐在外廊小桌的另一邊,看著我。你曾注意到嗎?頭顱的外形常常透露出頭顱內部習慣的思考模式。

 有些頭顱無情地暗示出計算的速度。有些顯示它決意追求舊思想。最近,有很多頭顱洩漏了它們無法理解這一連串的失落。你的頭顱,它的大小和你那雙神經質的藍眼睛,告訴我,在它裡面,同時並存著許多世界,一個世界包含著另一個世界,每個都有不同的天空;它不嚇人,它很平靜,但總是塞得太滿。

 我想問你,你怎麼看我們今天生存的這個時代。你相信正在歷史上發生的那些事情,或你認為應該發生的那些事情,最後,大多都成了泡影。你所想像的那種社會主義,如今已無處立足。企業資本主義所向披靡——但挑戰者越來越多——世貿雙子大樓則灰飛湮滅。這個過度擁擠的世界一天窮過一天。今日的藍天在哪裡呢?你和迪諾曾經看到的藍天。

 是的,那些希望,你回答說,在破布裡,然而,這真的改變了什麼嗎?正義依然是一個祈禱詞,就像瑞基•馬利(Ziggy Marley)*在你這個時代所唱的那樣。所有的歷史,都是在講述希望如何持續,如何失落,如何重燃。而伴隨著新希望而來的,是新的理論。但是,對這個過度擁擠的世界,對那些除了偶爾的勇氣和愛之外幾乎一無所有的人們,希望是以不同的方式運作。對他們而言,希望是某種咬在牙齒上、放在嘴巴裡的東西。別忘了這點。做個看清現實的人。嘴裡掛著希望可以帶來力量,讓你在疲累不堪的時候繼續走下去;可以帶來力量,當你必須選擇不在錯誤的時刻大叫;最重要的是,可以帶來力量,讓你不致嚎啕大哭。嘴裡掛著希望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兄弟姊妹。那些在現實世界裡不帶一絲希望的人,注定要孤獨一身。他們所能貢獻的,充其量,也只是憐憫罷了。而那些掛在嘴上的希望無論是活力充沛也好,破爛不堪也罷,都沒差別,都能伴著你熬過無數夜晚,想像新的一天。你有咖啡嗎?

  我去煮。

 我離開外廊。當我從廚房帶著兩杯土耳其咖啡回來時,你已經走了。小桌上,就在黏著透明膠帶的位置旁邊,有一本翻開的書,翻開的那一頁,是你在1962年所寫的一首詩:

    如果我是懸鈴木,我將棲息在它的葉蔭之下
    如果我是書
    我想在無眠之夜津津閱讀
    我不願成為鉛筆,即便夾在我的指間
    如果我是門
    我將為良善開啟為邪惡緊閉
    如果我是窗一扇敞開無簾的窗
    我願把城市帶進屋裡
    如果我是文字
    我要召喚美麗公義真理
    如果我是話語
    我將輕柔訴說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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