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與創意:香港書展20年座談會

編按:

 2008年曾創下83萬人次參展的紀錄,參展人數向居華文地區之冠的香港書展,今年適逢20周年。為了替7月22日登場的香港書展熱身,香港貿發局自6月起輪流在北京、上海、廣州、台北等城市舉行推廣活動,由香港文化人梁文道和馬家輝擔任「香港書展大使」,並邀請陳丹青、賈樟柯、王安憶、陳子善、李公明、謝友順、詹宏志、張大春等擔任「香港書展之友」。

 2009年6月12日,馬家輝、梁文道、詹宏志及張大春於誠品信義店展演廳舉行「密度:香港書展之關鍵字詞」座談會,對話主題包括:對香港書展的印象和參與經驗、對香港出版活動的觀察和期待、對兩岸三地書展的認識和了解、對全球書市變化的掌握和分析,以及對華文出版趨勢的分析和探討。以下是座談內容。


2009年6月12日台北市/香港書展20週年,書展大使馬家輝(左)、梁文道(右)與張大春、詹宏志以關鍵字「密度」為題,暢談兩岸三地書展與創作的歷史、差異及交流過程。(姚志平攝)

 

馬家輝:
 今年是香港書展20周年,主辦的香港貿易發展局邀請我和梁文道擔任「香港書展大使」,為此,我們兩人已經去了北京、上海、廣州。台北是最後一站,但對於我這個拿台灣護照的人而言,說「到台北」來舉行座談,不如說是「回台北」。我是97年才到香港定居的。

 今天的主題是「密度:香港書展的關鍵字詞」,綜觀兩岸三地的書展,台北、北京的書展分別以深度和廣度見長,而香港書展則堪稱以密度稱冠。這個密度,指的不僅是每年數十萬的入場人次,更是展覽裡的浩卷繁帙,以及各式文化活動帶來的多元觀點。

 但是有些時候,密度未必看得到,譬如說書展的7天裡,很多私下的聚會、各種合作方案的洽談…等等,書展的爆發力很可能持續一整年。

 其實,今天的題目也可以改為「親密度」。在閱讀文化上,香港一般的讀者對台灣的閱讀與創作,是比較親密的。香港作家的文化啟蒙、文化養分,也比較倚賴台灣,這是因為港台同樣使用繁體字、早年香港年輕人大量到台灣讀書求學——就像我一樣,等等因素。甚至於,台灣傑出的人物和事務,幾乎可以說是香港年輕一代的指標,譬如我們要說誰誰誰的頭腦好得不得了,就會稱之為「香港的詹宏志」,討論書店時,更是一定拿來跟誠品書店相比。

 

張大春:
 香港書展之於我,很容易營造出跨地區跨社會的氣氛。香港書展人流量為台灣書展將近兩倍以上,有一種說法是大家平常不買書,到了書展期間再衝進去,這跟台灣的情形很像。但香港書展與台灣書展仍然有將近一倍以上人流的差距,原因很可能牽涉到兩個地區不同的集體文化儀式。香港書展具有跨地區跨社會的形象,不論是在小演講廳或跟著人龍走,可以看得出來,因為這是個一整年隨時隨地都有各種類型的國際展覽場地,因此書展策展單位可以有效控制進場出場的秩序。這個會場不只有辦書展的能力,而是一整年之中辦各式各樣的活動,都能吸引大量的人流。從這角度看,我想到坎城影展,坎城不只影展,還有家具展、音樂會、珠寶展、設計展,這是這個城市聚合內部人口、吸引外在人口來共同進行文化活動聚會和儀式。那麼,台北有無可能,讓台灣的書展成為文化活動中心的機會?

 香港的另一個優勢,是有長遠的電影工業活動,如果書展能夠有機會結合跟書展相關的人,在不同領域上發揮合作,台北書展似乎也可能朝這個角度走。譬如很多作品已經討論過如何影音化、拍成電影、電視劇或舞台劇,也許書展單位可以在這個那麼多人參與的平台上,設計更廣泛的交流合作活動,讓書展不只是花更低折扣買書。我們需要更多其他主動的、業界與業界之間創造性的活動,來創造新的產業,恢復舊的產業。

 我這幾年到香港,漸漸接觸到不同領域的香港創意人,也有不同的活動及其他工作。當這些活動跟工作加總起來,又會接觸到不同人產生更多工作動能,其間的複雜程度是跟著香港書展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一天天增加。如果我們能夠製造更多人有更多交流和合作,密度就會展現。不一定就在哪一個小小的書展角落裡的一張談判桌上,可以出現一部新的作品、買賣一部新的版權,或者產生一部電影。80年代經濟好的時候我們要文藝復興,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要開發文化創意產業,造就新一波的經濟動能,我相信它已經來到我們腳前。

 

馬家輝:
 大春去年出版的《認得幾個字》,幾乎已成為香港的參考書,而且不是給學生讀,是老師自己讀。我估計老師要花一年才讀得完這本書,然後再推薦給學生讀。大春提到書展可以有不同開展的活動,其實我們正在研議策畫一場講座,或許請張大春與王家衛對談,談影像與文字有趣的話題。如果策畫成形,很快我們就會公布時間和地點。

 

詹宏志:
 剛才聽了兩位說的話,大春說的我大部分不同意,馬家輝說的我大部分不相信。這是第一次香港書展有巡迴講座,但是在台灣找的兩個人都是男性,對台灣眾多女作家是不敬。下次如果還有這個機會,男生只要我一個人就可以了,大春就不用了(笑)。

 我自己是從第一屆香港書展就開始參與。參與的形式很多種,很長時間裡,每一年都是參展商,也有很多年是去演講,但不管有沒有參展或活動,我都是去找書的人。在成為一個書商之前,我是一個讀者,我有非常多跟香港之間的讀書的關係。

 這幾年我回頭檢視自己,發現香港書和讀者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原以為的更親密。比如我小時候讀《南國電影》的舊雜誌,因為封面都有美女照片,林黛、李麗華、凌波、樂蒂。雜誌是從我姊姊或同學的姊姊那裡借來的,她們都把它當作時尚雜誌來看,閱讀流行的線索,想像流行的面貌。但我讀這個雜誌,讀到某個地方就會感到困惑——雜誌裡有個單元,紙張用的是不同顏色,內容是報導好萊塢影訊。讓我困惑的是那裡面的字跟我熟悉的不太一致。比如說,Hollywood不叫好萊塢,叫荷里活;約翰‧韋恩(John Wayne)叫尊榮;我們的葛雷葛萊‧畢克(Gregory Peck,侯孝賢戲稱「割來割去割屁股」的那一位),變成格利哥利柏;演007的史恩‧康納萊(Sean Connery)那上面譯作辛‧康那力。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譯成占士邦……。我時常很困惑,我姊姊說因為那是香港的翻譯。

 很多年之後,我才知道《南國電影》是邵氏影業的宣傳刊物,但即使那時候知道,我也不介意被這麼美麗的雜誌洗腦,它比大部分國民黨的宣傳刊物好看很多。更有意思的是,那時候我會讀《讀者文摘》。小學國文老師叫我們多看《讀者文摘》,因為它文字很好,多看它的文章你的作文成績就會好。後來我學會一種「讀者文摘體」,果然考試無往不利,第一次投稿參加《國語日報》徵文比賽就拿了第一名。等我長大對文字感興趣後,發現「讀者文摘體」是個奇怪的文字,沒有來歷,像烏托邦的文字,不是台式的中文、不是中國大陸的中文、也不是香港的中文。直到80年代我聽到思果的演講,突然間才意識到,這是一群居住在香港的文字菁英(林太乙、思果等一流的散文家),在一個奇怪的地方(香港),所創造的心目中理想的文字──不要有粗話、不要有俗話、不要有地方性,要讓這個語言到處可以通。裡面的白話文是沒有土地的白話文,獨特的飄在空中的語言,這個語言影響過兩岸三地,它是一群菁英在香港的手工業工廠裡製造出來的。

 即使在60年代,台灣跟香港當時的流動其實不多,但就可以找到跟香港蛛絲馬跡的關係。等到我有機會到台北來念書,接觸到很多禁書,這些禁書大多是香港出版的。比如外面寫著梁羽生,裡面其實是金庸。香港的僑生朋友帶了《明報月刊》給我,那是70年代,當時關於兩岸的政治發展與文化前途,台灣和大陸都不能談,都在香港談。等我進報社,終於有個職位能進去「匪情資料室」,就可以看到香港的報紙。在封閉的時代,我終於在1983年前後有機會來到香港。那時大部分人到了香港,第一件事情是去書店買一部《金陵春夢》,那是講國民黨和蔣介石在中國怎麼崩壞的書,在當時台灣是不能看的。現在在香港適合買《毛澤東私人醫師》進中國。

 香港對我來說是一個買書的天地。即使進中資的書店,三聯、商務、中華書局,有大量當時在台灣無緣相見的簡體字書,也有一部份對我們來說非常有吸引力的書。香港有非常高級的英文書店,還有剛剛興起的二樓書店,充滿香港知識分子各式各樣的細微接觸和分散的議題,這是香港書展,以及香港對整個華人文化的重要意義。

 剛才馬家輝提到現在香港文化圈可以眺望台灣獲得一種力量來源,但是在台灣還有很多限制和封閉的時代,每一個認真的讀書人都欠香港一份情,因為很多啟蒙都從那裡來。不只是有政治敏感性的東西——別忘了1949年之後,一群對中國文化有特別體會的知識分子並沒有機會在第一時間來到台灣,而流落在香港。早期有很多書,錢穆、唐君毅的書,都在香港人文書店出的。因為香港的自由開放,使它變成華人地區里最見多識廣的地方,在香港不見得形成影響力,因為太分散了,但如果交朋友,會覺得香港臥虎藏龍,這是一個有寬容度的社會。

 我已經不記得自己第一次到香港是為了什麼緣故,當時我還找了金庸做保證人,不過香港政府審了一年才發簽證給我,等到簽證下來時,我已經忘了原本要去幹嘛,只好去玩吧。十幾天的時間,小巴中巴大巴,什麼樣的交通工具我都坐了,能夠去的地方我都盡量去。我對香港庶民社會非常感興趣,生氣蓬勃,茶樓裡吃飯吃得歡天喜地的那種生活感、早上工人打著赤膊進燒臘店,師傅切了一盤肉出來的力氣,很難想像一百多年前這裡還是個荒石。「百年海變一香港」,獨特的歷史、一群苦幹實幹的人,把珠江口一個荒島變成全世界最富庶昂貴的地方,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這個感覺,所以我一去再去香港。1985年余英時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我覺得不公平,對香港底層人民不公平。1985年年底,我去香港賣書,推銷《柏楊版資治通鑑》,我當時在香港地鐵做廣告,是全香港第一個在地鐵做廣告的書。報紙上以斗大的標題寫「資治通鑑下地鐵」,講的就是這個新聞。我一次一次去香港做各種書的推廣工作,都很順利。你有想法,它有回應,顯然裡面有一群能夠鑑賞各種書的人。

 香港有很多見多識廣的人,是一個享受來自世界各地東西的社會。後來我離開遠流工作便停下來,直到1996年後重新回來做出版,做了雜誌辦了出版社,眼看九七在即,我渴望知道九七帶來的命運變化,所以1997年初就在香港成立香港城邦。從97年後我所創辦的出版社就不在台灣館了,而是和香港出版社一起,有機會能跟當地讀者更接近。

 城邦在香港一年可賣出一億港幣的書,即使是一個完全引進台灣作品的出版社,也能被當作當地出版社一樣來接納。我也因此成為能大量出版香港作品的編輯——有些作家不見得有機會在香港出書,譬如梁儂剛、馬家輝、金庸、張五常。香港對很多世界議題的敏感走在台灣之前,84年我有機會出周兆祥先生的書,他是香港環保運動的前驅。香港書展只是香港讀書景觀的一部份,也只是台灣與香港之間某一種明顯或隱晦的知識交流的一環。香港書展從來沒有台北或北京書展的身段,而是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最大能量來自平民大眾,所以從第一天開始就有一個主軸,就是直接讓讀者走進來。

 台北書展其實與讀者的接觸已經變成實質的主軸了,但書展單位還是保留了一天半的時間給版權交易。版權交易為什麼要跑到台北來?我不知道。民眾是最大的能量來源,但書展單位並沒有面對它。香港書展因為直接面對平民大眾,就直接得到力量,若以入場人次來看,香港書展應是全世界最大的書展。這件事也許是個啟發,因為這個前提,書展要規劃和創造的氛圍就跟這件事有關。有了這麼大的跟讀者接觸,是一個很重要的場域,這個場合塑造了各式各樣讀者與作者接觸的機會。當作者發現你的作者在一個不熟悉的地方被閱讀,對作者來說一定是有意思的——香港讀者讀你的書,其實沒有參照點,他必須穿透困難才能認同欣賞這些書。同樣的西西、董啟章來到台灣,他所說的成長架構也不是台灣熟悉的,這個接觸肯定是閱讀中迷人的部分。在其它書展裡很難看到像香港書展這樣作者跟讀者接觸時的熱度、發生的數量。這麼多類型,這麼多國家的作者在這裡都能夠找到共鳴,這是香港書展的特色。

 香港在兩岸三地扮演的角色,文化上的變化比經濟早。文化上,香港曾經是兩岸三地最重要的自由的氣泡,要談、要讀台灣或中國的前途,都要去香港去談,香港因此成為保存兩地重要文化資產的地方。我第一本讀的陳映真小說(那時他還關在牢裡)是香港小草叢刊。在那個時代,這不叫盜版書,而是為文化續命。後來陳映真出獄了,我有機會去訪問他,跟他提到這本書。書前面有篇導讀,是劉紹銘先生寫的,陳映真先生也不知道是誰幫他把書留在人間。這是80年代以前香港扮演的角色。

 80年代以後台灣情勢有所變化,不必再靠香港提供「自由」這件事了,但它還是有刺激和啟蒙的作用,因為它對全世界議題的反應比台灣早,現在這件事也慢慢沒那麼多了,但是還有一種對後現代文明的感性,還是比台灣好。台灣有一半在現代,還有一半在農村,後面這半使它安定,但前面這半它未必有香港的敏感。香港知識圈如果能夠意識到,就知道還有這個能量。

 香港書展目前來看是真正的兩岸三地的平台,不只在書展如此,在街上的書店裡,繁簡體字書在同一架上,是自然而然的事。買書的人、賣書的人都不覺得需要去區分繁簡體書,香港人也習慣書的來源這麼複雜。香港是唯一保留住兩岸「大書目」的地方──台灣讀者對台灣出版的中文書很瞭解,但台灣以外的中文書便了解很少。大陸更不用說,出了一省,對另一省的就不太了解。香港是少數一個地方,對台灣、大陸的書種都能理解,都很敏感,所以可以累積成華文地區「大書目」的概念。

 香港本地出版的力量可能不大,主流出版能做的書種可能有限,很多知識性議題書出版得少,但香港有很多非主流的小出版社藏在市場的角落,不能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它。我也是從這些地方,認識了很多書上的作者。這些作者從來無法變成香港主流的作者,但在角落裡有各式各樣的小出版社前仆後繼,知識性和文化性的創造力在香港一直沒有斷。香港書展因為夠規模,角落裡各種只用一個攤位的出版社,非常值得注意,是有趣的、代表對某種議題不滿足的出版者,這個生態是台灣知識界值得去想的。未來這個局面還會繼續變化,台灣和中國大陸的變化,也會牽動了香港的位置。我是比大部分香港人對香港更樂觀的,香港書展作為一個窗口,有很多可以觀看的線索。

 

馬家輝:
 不管是公開演講還是私下聊天,我們都非常喜歡聽詹先生講話。很多事情我們體會得到但說不出來,但詹先生總是能用很創新的語言、精準的概念把一些事情描述出來,而且總是很有鼓勵安慰的作用。所以跟宏志兄聊天好像看免費的心理醫生。他總是能夠講得事情沒你想像的那麼壞——雖然後來我們發現事情其實已經很壞。剛剛提到陳映真小說在香港出版,那應該是一群香港僑生為他做的。來台灣讀書的香港僑生後來大批回香港工作,香港有句話說:「僑生治港」,很厲害。那時的香港僑生,學歷不被港英政府承認,不太容易找工作,但在台灣讀書的僑生中文底子相對較好,所以很多報業的前輩都是僑生。

 剛剛宏志兄說,好像每個認真閱讀思考的台灣讀者都欠香港一份情。假如是這樣的話,站在香港的角度,我們有理由要求台灣讀者回報。回報不一定是給錢,我個人是非常希望宏志先生有一天能為香港寫一本書,專門給香港讀者看的書。

 

張大春:
 感覺上香港的朋友很喜歡宏志給的安慰劑。我還是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書展的展場裡會發生很多事,不一定發生在貴賓身上,所有參加書展的人,都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的發現。不論台北書展或者香港書展,都值得去看一看。

 

梁文道:
 今天像是一個互相擁抱互相安慰的大會,香港人說我們以台灣為標準,台灣人說香港人對我們多好。我在台灣長大,小時候甚至從來沒想像過自己不是台灣人;在離開台灣之前,我沒想像過原來我是香港人。但自從我回到香港之後,必須很抱歉的說一句,今天你再問我是什麼人,我會說我是香港人。除了剛才詹先生講的自由之外,有一點是今天的香港比台灣和大陸都還自由的地方:我在大陸從沒見過任何一個文化人或公眾人物出來說「我不愛中國、我討厭中國」,我也很難想像今天有一位台灣作家可以公開宣稱「我不愛台灣、我恨台灣」。而香港是唯一一個公開說我討厭香港還能活得很快樂而仍然沒有人理你的地方——關鍵就在沒有人理你。這種冷漠正是某種香港的特質,這種特質是我離開台灣後得到的很重要的啟蒙洗禮。

 香港人做久了,會感覺到台灣與大陸相似的地方,包括某種有時候難免氾濫的情感、熱情,香港沒有這個。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香港骨子裡的冷。我是70年代在台灣成長的年輕人,與外公外婆住。外公是老國民黨,還做過青幫的老大,小時候家裡會有一些很古怪的人來拜年,做一些古怪的動作。出去中華商場外省人餐館吃飯,會看到遠遠的一群人,領頭的便叫後面的年輕人「叫大哥!」我小學受的是標準的忠黨愛國的教育,蔣介石死的時候我痛哭流涕。各位可以想像,我15歲回到香港時的震撼——滿街沒有人叫蔣中正,都叫蔣介石;除了《金陵春夢》以外,還有一大堆古怪的報紙雜誌;最重要的是以前我在台灣只看過名字、從來沒辦法接觸的人都一個個出現了,比如魯迅、茅盾、巴金、老舍、沈從文、周作人。我赫然發現,我在台灣接觸的是中國文學只是半部中國文學,我所接觸的中國史是半部中國歷史。那麼是不是表示另外半部就是真的呢?當然不是。

 我在香港學到的最大教育是,大家都在說謊,並不是兩邊的謊言加起來就是真相,兩邊的半部真相拼湊起來仍然不是完整的,中間還有太多遺漏和缺陷。好像我只有到了殖民地,才認識一個完整的現代華人世界。這個華人世界包括了大陸、台灣還有南洋。香港從來就是南洋的一部份,台灣人都知道鄭家的艦隊是南洋裡最龐大的艦隊,鄭家王朝覆滅之後,就變成最大的海盜集團。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最後梁朝偉對張曼玉說「明天我要去新加坡了」,像是要去隔壁某個地方,完全不覺得是要出國。這是60年代香港的感覺,香港人說明天要去新加坡,就像台北人說明天要去宜蘭一樣那麼容易、那麼簡單,因為本來這就是一個世界,一個南洋世界。

 我還在香港了解到,這裡不只是孫中山經歷過的地方,不只是周恩來逃命的地方,它還是越南共產黨第一次開黨大會的地方,是馬來西亞共產黨後期很重要的基地,菲律賓的反政府游擊隊常常來香港開會。它簡直是東亞的一個反動基地、東亞流亡者的俱樂部。我在香港還認識到更多的流亡者。幾年前我在香港開二樓書店的朋友收到一批遺稿,過去大陸有個異端托派份子(托洛斯基主義者)晚年住在香港,年紀大眼睛不好,兒子都把他當傻子,不知道他每天關在房間裡幹嘛。原來他每天都在寫字,寫一部關於他心目中中國未來革命發展的方向,他仍然相信這一套,那是1990年,還在寫自己幻想的革命綱領,用毛筆在宣紙上寫。最後還沒寫完就去世了,他孫子把稿子當廢紙拿去丟,被收破爛的人收到了,賣給我朋友。那批稿子在書店只放了部分,但全部堆起來可以比人還高。那是個很怪異的事情,有這樣一個托派,在這個城市的某個地方,被人當瘋子看待。

 我又想起,有位歷史學家左舜生。49年時,有一部份跑到香港的大陸文人知識分子,有些是對大陸和台灣兩邊都不滿的人,包括這位左舜生。他在大陸是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在香港教書,教到晚年窮途潦倒,在鑽石山某個木屋破巷裡開家雜貨店賣糖果給小孩,偶爾有學生去看他,他就繼續在那裡講中國現代史。

 各位或許比較熟悉的新雅書院,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記得我到新雅書院去看牟先生時,他夏天穿了一件白色唐裝,拿著一根拐杖,很遠就聽到那根拐杖的聲音。我同學在新雅書院附設中學上學,老師特別交代,你們下課玩耍,看到穿白色唐裝的那個老人家,不要把他撞死喔,他是國寶。新雅書院從某個角度看,外面的人會以為這是一群瘋子。錢穆、徐復觀、唐君毅、牟宗三這幾個人,在一個破爛房子的二樓開個學校,說要處理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問題。香港就是這樣,也沒人理你,就有一些人散在這個冷漠的城市裡,一些奇怪的人,各自不知道要做什麼。

 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某個意義是對的,或許裡面有很多寶石,但連不成大片的土壤。它會出現像剛剛詹先生提到的梁儂剛,他是華人世界第一個談拉崗的人;有一個人是專門在電台做健康節目、跟婦女講生孩子要注意什麼問題的人,他是華文世界第一個出書專門講婦科(不是傅柯)的人。「裝置藝術」這4個字是香港人首先使用的、「同志」是林奕華首先翻譯的,第一個畫實驗漫畫的也是香港人,榮念曾;香港的進念二十面體實驗劇團早年曾經對台灣造成很大影響;吳宇森早年是拍實驗電影的。他們自己搞自己的,自己很快樂,但社會也不會給你掌聲,也不關心你。

 我的朋友董啟章,跟駱以軍是同一年出生的,我覺得他們是這一代華文世界裡最優秀的作者,但董啟章在香港從不會得到駱以軍在台灣得到的尊重、承認。比如香港書展從來就不會找董啟章出來做一場演講。

 我有個朋友最近出詩集,是近20年香港最好的詩集,大家都向他道賀,說這詩寫得太好了,詩集也非常暢銷——賣了500本。過去我們出詩集是印1000本,賣100本,900本留給自己。香港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最近北島在香港中文大學當教授,他說只有在香港才發現,在香港作一個詩人才是真正的詩人。我想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因為沒有人理你,沒有人注意你。

 台灣雖然不自由,但文化氣氛很濃厚,香港跟它差很遠,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回到了這樣的環境,覺得很舒服。沒有人逼我愛香港,沒有人逼我對香港要負有什麼責任感;沒有人理你,你愛做就做,不愛做就不要做,你做你自己的事就好了。旺角的二樓書店已經都不在二樓了,因為租金很貴,它們都搬到7樓、12樓。那些書店又窄又小,穿過狹窄的樓梯,樓梯上可能坐個妓女。在香港不能期望誠品這麼有讀書氛圍的書店。香港藏龍臥虎,但是在一種冷漠的環境下,兩者奇異的撞在一起。那種冷漠是我一到香港就感覺到的,那種冷漠是表面的斯文跟尊重,同時你又覺得他們好像很沒文化。

 我在台灣考完高中聯考就走了,因為考不上(笑)。回到香港上高中,上學第一天就嚇一跳。老師上課叫我,竟然叫Mr. Leung。老師稱我們先生或小姐,我好像忽然闖入一個怪異的、不是中國人的社會,身邊大家都不大互相關心,但一有需要的時候就會發瘋,比如六四時有150萬人上街,前幾天有20幾萬人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今天香港對大陸發揮的作用,有點像當年對台灣發揮的作用,只是今天的香港根本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境內唯一一個可以幾十萬人坐在廣場說要平反六四的地方。大陸的時事評論家來到香港,在香港聽到20萬人說一些很正常的話,覺得是超現實。

 香港的寬容、包容多元,並不是因為它很熱情在擁抱世界,渴望與世界接觸,而是不帶感情不加管理不禁止,底下就會有人自己幹自己的事。而這些人要嘛不幹,要做就是很堅持的——我寫最多的一種文章是雜誌的發刊詞,數量加起來快要能獨立成一本書了。

 各位如果到香港書展,會發現今天香港還是這樣一個地方。你會看到83萬人像趕集一樣在擠來擠去,但你也會發現很意外的人物和作品出現。我的好朋友李智海,他哥哥出了一本英文小說,而且是和一位俄國女作家合寫。弟弟出了漫畫,是像歐陸的地下漫畫,很有卡夫卡的味道。他的漫畫是直接在法國出法文版、在義大利出義大利文版,在歐洲紅得一塌糊塗,但香港沒幾個人知道他是誰。

 你會遇到一連串這種人,納悶他們是哪來的?怎麼會有這種人?他們怎麼還活得下去?政府也不理你,甚至覺得藝術家活該搞藝術餓死就算了。我到上海北京圖書館演講,他們一給就是幾千塊人民幣;但是在香港,我去20年的圖書館演講,講完後他們會給你一面錦旗,彷彿知識分子都是靠吃錦旗維生的。

 剛剛我和張大春一出電梯,就有人說「張大春耶」。在香港,可能後面一個師奶拿個雨傘撞過來說:走開哪,不要擋路!(笑)

 各位有空到香港,也許會發現我剛剛說的一些跡象,你也許可以感受一下,這麼熱鬧擁擠的場面裡,有多少很荒涼但又很有趣的一些沙漠植物在這裡生長。

 

馬家輝:
 詹先生和梁文道用不同的語言來描述香港的臥虎藏龍,包括冷漠但有寬容的空間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我個人覺得,香港的確臥虎藏龍,但這個臥虎藏龍的意義在哪裡?我在香港除了大學之外,也負責一些媒體策畫的工作,但我很難找到這些虎跟龍來參與文化的活動。比如香港有一家大學有個國際有名的華人學者,每一年諾貝爾得獎公布後,他都會在台灣報紙寫評論介紹,但他生活在香港,卻從來不在香港發表文章,可能是不屑,或者早期的經驗不愉快。結果他們只願意在台灣發表文章,香港主流報紙上找不到他們的文章,變成惡性循環。

 曾經有個香港媒體人問我,這本書的作者王德威是誰啊?另外,莫言曾經參加香港小說的徵文比賽,結果在初選就被刷下來,因為報紙找一個可能一輩子沒讀完半篇莫言小說的前線記者來過濾作品,他只挑他有感覺的作品,不一定不好,可是他沒有基本訓練能力跟品味去理解另一種類型的文學創作。這些龍跟虎跟社會這麼隔,一方面他們享受香港給他們的自由,另一方面,我很擔心,我們的力量在哪裡?往往我們要隔海向台灣的繁體字書來拿取力量和安慰。

 

聽眾問:
 今天聽到香港文學有它深沉的層面,那麼香港的文學家和作家,在這塊有點悲涼落寞的貧脊的土地上是如何自處?香港的中堅分子又是倒向哪一邊?

 

梁文道:
 香港中產階級的主流價值會倒向哪一邊?有時候你很難說這些文化人影響主流價值有多少,但香港特別沒有所謂「香港主體性」的問題,除了九七前後我們很關心香港文化和香港主體性是什麼,但大部分時間我們從來不關心這些問題。我們從來沒有一個媒體人很自豪的說要辦一個嚴肅的時事雜誌,有的話也很快就倒掉了,讀者也不會支持你。可是《經濟學人》在香港光是訂戶就有兩萬多,香港有一幫這樣的人,寧願訂國外雜誌,也不要支持香港本地評論雜誌。他們覺得不必要,要看就看全世界最好的。Who care香港人的觀點。香港文化人很少講「我們香港人就該有香港人的什麼」,沒有,香港人就該有世界人的東西。

 所謂的中產價值,有時表現出來好像很有文化,看很多國外的東西,另一方面也可能很粗魯無文,看很爛的電視劇。香港資本家不用講文化資本,不像台灣、大陸的企業家會贊助文化藝術。香港不用,最有錢的富豪跟一般人一樣都是去看容祖兒的演唱會,只不過一般平民坐最後一排,他們坐前面,而且還可以到後台去握手。香港的財團不贊助藝術家的,他們贊助文化藝術的方法是送一幢別墅給李嘉欣。

 

詹宏志:
 我來替香港人辯護一下。我回想50、60年代,香港的文化雜誌,曾經是華人世界最進步最有影響力的,當時想跟中文世界進行宣傳的雜誌,譬如美國新聞處辦的《今日世界》或者《讀者文摘》,都選擇香港來影響全中文世界。但香港從70年代到80年代,都有一個很強的追尋自我的過程,以前粵語劇粵語電影是下層看的,但80年代是個追尋自我的概念。可以說,80年代以後,香港人是找到了自己,所以失去了中國。這也是台灣現在發生的事,開始對完完全全的國語不滿意,我要中文裡面有台語。開始找到自己,就失去了對中國可能的影響。在文化上,香港本體的建立這件事是已經完成了,但這個主體到底是什麼?還需要論述。剛剛梁文道描摹了香港的活力跟文化之間有點矛盾跟不相容的各種情境和荒謬的現象,這就是香港。

 馬家輝說的臥虎藏龍跟我說的臥虎藏龍是不太相同的。香港因為有包容力,今天它包容了一堆中國流亡的知識分子,60年代它也包容了很多中國流亡的知識分子,以及台灣很多想要在前衛藝術發揮的人。但我說的臥虎藏龍指的不是這個,而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裡也臥虎藏龍。我特別喜歡用「見多識廣」來形容香港人,這是集體性的,單一的香港人不一定,但每一個香港人的見識加起來,就成了見多識廣的一個社會。在華人世界裡,香港人是最成熟的。這不代表香港可以辦得出文化雜誌,也不代表可以出現一個誠品書店。

 香港的這個能力和其他中文世界並沒有真的連結起來,在文化上最能起影響的地方大陸,現在也還不能起影響。如果連《爭嗚》這類雜誌都算在內的話,香港是出現過最多時事雜誌的地方。阿城曾經說:美國對我來講是一張大書桌,是我在全世界唯一能找到不受干擾的書桌。因為美國人不管他,放在香港、台灣或大陸,都有很多人對他有這個希望那個希望,他沒辦法做一個獨立的安靜的藝術家。

 台灣應該很快就會有「完完全全不愛台灣」的自由,只是這個identity還沒有形成,它需要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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