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陳映真 永遠的人間風格

巨大的陳映真 永遠的人間風格

 

 

執筆:林欣誼(本報記者)

原刊:2009年9月13日中國時報/開卷

 1985年11月創刊、1989年9月停刊,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在短短4年間,以其逆於潮流、貼近底層的報導形式,影響與啟蒙了無數人。當年一群年輕人跟著陳映真,用文字與影像紀錄發生在台灣社會角落的故事,他們身上永遠有著「人間風格」嗎?《文訊》主辦的「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行在即,【開卷】特為讀者探訪那一群老人間人……。

 傍晚時分,走過台大對面的巷子,你會看見一間顏色大紅的餐廳,門口總有三兩人聚著抽菸。在夜色掩映的瀰漫煙霧中,玻璃門窗上的黑白照片特別地有味道——那不是布爾喬亞式的品味妝點,那是塵封了20多年,經老闆鍾俊陞重新沖洗、擺放出來的《人間》報導攝影作品。

鍾俊陞:「大紅人間」 遙念左派精神
 鍾俊陞20多歲就以攝影記者身分追隨陳映真,更撂下一句:「你做一天,我就做一天。」當年,是他幫陳映真把房子拿去抵押貸款辦《人間》;《人間》停刊後,他不願意另找頭路,留下來陪陳映真辦人間出版社。

 多年來,鍾俊陞寸步不離,直到2006年,陳映真接受北京人民大學邀約前往任教,要鍾俊陞接下人間出版社,他又一句:「你退了,我就不做了。」彷彿古代江湖師徒的莫逆交情,難能得見。

 不見。」即使是朝夕相處的至友,他言談中對陳映真始終是無上的尊敬,「他的人格、他對卑微受難者的同情、他對資本帝國主義的批判、他的民族主義情感,都使我非常敬佩。」

 2008年初,鍾俊陞以「大紅人間」為名開了這家餐廳,遙念陳映真的左派精神,也作為《人間》伙伴聚會的平台。如今這裡是蔡明德、藍博洲、鍾喬、關曉榮等《人間》老友們來往之地,夜裡,他們在這裡卸下工作的疲憊,喝小酒、話當年,進門的客人也有不少因牆上照片而感動地說:「我是看《人間》長大的……」

李文吉和蔡明德:揹著相機  留下青春記憶
 李文吉和蔡明德堪稱是「喝《人間》奶水長大」的攝影工作者。李文吉有感而發:「陳映真有鋼鐵般的意志,但對人寬容,不曾罵人,沒有架子。」蔡明德則說:「沒有《人間》這一段,我不過就是一個每天跑新聞的攝影記者!」

 兩人回憶剛踏入社會時,懵懵懂懂進入《人間》,因而走過湯英伸的鄒族部落、收容精神病患的龍發堂現場、台北橋下的人力市場等一個個社會角落。他們每出門蹲點採訪,一趟就是一兩個禮拜,滿身臭汗,隨處可睡,為的就是如陳映真教導的「蹲下來和人民在一起。」

 當時《人間》10多個伙伴就像個大家庭,他們喚陳映真「大陳」,陳映真則猶如父親,總是靜靜聆聽他們每次出外回來分享的見聞,與他們一同激昂、一同感動。他們幾乎以《人間》為家,有時半夜暗房裡,竟還橫躺倒滿這些被熱情給累壞了的年輕人。在這充滿陽剛的環境裡,難怪少數女性成員如曾淑美、李翠瑩,曾被這些臭漢子嘲笑:「在山上騎個腳踏車都會跌倒!」

 當時,陳映真曾請來王信、張照堂、阮義忠等前輩攝影家擔任指導,同時辦學生夏令營,帶實習生上山下海採訪報導,上有傳承下有養成。

 經歷過《人間》理想主義和紀實報導的洗禮,李文吉之後到雜誌社工作,人人視為良機的國外國家公園專題,他卻直呼「好無聊!」9 21後,他曾到南投參與重建、辦社區報,現為自由工作者,仍然喜歡拿底片機紀錄街頭人民。而目前在《時報周刊》任職的蔡明德,看到年輕記者出門一天回來就能寫上六、七千字,也只能暗自徒嘆。

廖嘉展:社區營造  走出一片天
 同樣在《人間》歷經啟蒙的廖嘉展,離開《人間》後來到南投,一步步從報導文學到參與社區營造。1999年他在南投埔里成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921後投入社區重建,去年將日本阪神大地震後象徵重生的「紙教堂」搬遷到埔里,頗獲好評。

 回顧以往,廖嘉展說:「《人間》帶領我發現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國家機器的無效和弱勢者的處境,社區工作則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逆向操作。」在他記憶裡,陳映真從不提意識型態,「他有宏觀的觀點、敏感的心靈,以及對理想的堅持。他讓我知道社會不美好,但不應該逃避,我現在所做的就是迎向這個挑戰。」

鐘喬:差事劇團  面臨市場困境

 台灣的民眾劇場先驅、「差事劇團」團長鍾喬,則在《人間》意外啟蒙了他的戲劇實踐理念。鍾喬高中就熟讀陳映真小說,研究所開始參與《夏潮》和黨外雜誌《關懷》,踏出社會參與的第一步。

 後來,他加入《人間》並擔任主編,期間陳映真曾邀請日本「不死鳥」劇團來台演出報告劇;《人間》停刊後,陳映真知道鍾喬喜歡戲劇,介紹他到南韓參加亞洲民眾戲劇培訓者工作坊,讓他終於找到結合戲劇和社會運動的一條路。「我震撼地發現,原來第三世界的民眾戲劇,可以結合民眾、透過對話來表達對公共事務的看法。」

 返台後,鍾喬和陳映真、王墨林、藍博洲在90年代初合作演出台灣第一部報告劇《幌馬車之歌》,用大量獨白報告和歷史圖片投影,呈現二二八事件的經過;之後又執導由陳映真編劇的報告劇《春祭》。

 1997年,鍾喬創立的「台灣民眾戲劇社」易名「差事劇團」,至今仍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民眾劇團,演出之餘,也持續到偏遠地區舉辦戲劇工作坊。但差事目前的處境就像《人間》末期,面臨「拒絕市場化」的轉型矛盾。「我對左派精神的追求仍在,但如何表達議題,同時又讓觀眾找到興致,將思想轉化為戲劇形式,這是最大的挑戰。」鍾喬不放棄地說:「我過去受到陳映真理想的啟蒙,現在要和更多年輕人一起發掘出,屬於現代的理想主義!」

關曉榮:感嘆消費社會 理想必須辛苦拉扯
 原本在《時報周刊》工作的關曉榮,在解嚴前夕、社會運動萌發時,對消費性的新聞報導感到疲乏,渴求能夠親臨「現場」,因此決定離職。1984年他開始徒步旅行,並在基隆和平島附近的「八尺門」社區蹲點半年,完成系列報導作品。

 在陳映真邀約下,關曉榮在「八尺門」拍攝的照片,成為《人間》創刊號的封面。該系列連載了5期,關曉榮既拍照也寫作,紀錄這個由山地遷移到平地的阿美族聚落村民,在工作、生活和貧困中艱難的處境。報導刊出後,基隆市政府備感壓力,最終讓八尺門的阿美族聚落就地合法。

 「我一直把大陳當作老師,在他身旁耳濡目染的身教比言教多。」關曉榮肯定《人間》以小人物為關切的焦點,將勞動者還原本色。《人間》關門後,他持續拍攝了《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蘭嶼的《國境邊陲》等紀錄片,現於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任教。

 然而關曉榮觀察到,近年學生參與樂生、三鷹部落等社會運動,卻不如《人間》記者能很快獲得在地民眾的認同。「當年我們的角色,已被地方議員取代了,他們能夠掌握議題的知識面,又在官僚體系內掌握了一定的協商能力,對迫切求取權利的民眾來說,他們更有效。」

 在時代的變化中,關曉榮也從年輕學生身上,看見陳映真嚴厲批判的消費化傾向。「我不覺得要從理想主義的角度批評他們,但要我們放棄那個角度也萬無可能,所以教學是個辛苦的拉扯。」但他仍樂觀:「我們的前輩也不是輕輕鬆鬆過來的,辛苦本來就是應該的。」

 20多年來,這些《人間》的種子灑向個個領域,繼續發揮影響力。如同廖嘉展所說:「我們各自努力,以陳映真、以《人間》為榮!」

 


 

郭力昕:我們需要維持反省的力量

 

 自喻為《人間》「早退者」的政大廣電系主任郭力昕,長年來堅守左翼批判觀點,卻也是少數對《人間》報導美學提出檢討的人。他反省當時那些挖掘社會底層的報導,「材料是真的,但論述上有時簡單了些。」

 「部分文字往往先在觀點上預設:所有受剝削的邊緣弱勢,都是正確、善良、單純的,他們創造一個道德上無瑕疵的受難英雄,以爭取讀者對勞動階級的同情和罪惡感,結果報導目標,也就是提出對社會結構性的理解和批判,反而只能以比較宣言的方式呈現。這種失之太急的人道主義報導,簡化了對複雜問題的理解、反而可能成為對更大進步的阻礙。」

 郭力昕認為,光描寫小人物的辛苦和尊嚴是不夠的,「他們的軟弱、欲望和性格上的缺陷,怎麼與大結構下的受害境況連結在一起,是報導者同時必須看見的。」不過他也持平地說,《人間》是個「邊做邊學的養成訓練班」,陳映真不會沒看出問題,但他以父親般的包容,培養這些左翼理想青年,不忍苛責。「只是回顧這段經驗,我會認為,台灣的左翼力量經營固然很不容易,但維持一個充分的反省力量仍是需要的。」

 郭力昕強調,即使《人間》在報導技術上值得商榷,他對陳映真仍由衷尊敬。「他永遠是一個標竿,勇敢無所畏懼,我所有的意見,只在於如果進步不能更大,感到有些可惜而已。」(文:林欣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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