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嚴選:國家與認同

 本書蒐集了九篇文章,作者從各自的角度出發,處理當代台灣一個敏感且不易面對的問題,也就是和「國家」有關的外省人認同、情感價值與策略行動。作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不同的書寫方式,不同的立場進行撰寫;文中所敘述的內容,時而客觀超然、時而感同身受。這些文章雖都與國家認同的主題有關,所呈現的卻是複雜的認同形成、變幻,以及當下的行事策略。這樣的多重觀點,是「建構」與「解構」同時進行的工作。

 九篇文章皆有「其來有自」的看法,不但挑戰有關「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典型化評論,而且相互矛盾,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得以宣告代表「外省人」,訴說其一致的「國家認同」。即使本書完成,也不能就地宣告,此為當今外省人國家認同的一本「定論」,但此書或將改變人們的成見,而有助於創造平等尊重、多元理解的價值與文化。

 

國家與認同
一些外省人的觀點
Nation and Identity: Perspectives of some “Waishengren”

作者:尚道明、孫鴻業、鄭凱中、沈筱綺、孟智慧、陳芸娟、向陽、陳信傑、林平等

出版:群學出版公司
定價:380元
出版日期:2010/02/03
類別:政治

作者簡介:向陽

本名林淇瀁,台灣南投人,1955年生。現任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所長、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諮詢委員。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曾任《自立晚報》報系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學術著作有《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意識形態、媒介與權力:《自由中國》與五○年代台灣政治變遷之研究》(博士論文)、〈啟蒙與「毒素」:由雷震案論國民黨對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箝制〉、〈由「侍從」在側到「異議」於外:試論《自由中國》論述與國民黨黨國機器的合與分〉等。

 林平,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東莞與華東台商學校兼任教師。

 陳信傑,現任空中大學、文化大學、馬偕護專等兼任助理教授、公益信託雷震民主人權基金諮詢委員。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曾任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執行秘書、民進黨中央黨部秘書處副主任。

 孟智慧,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清華大學人類學碩士。著有學位論文《從嶔岑與石濤農場人群的研究看離散人群的認同》 (未出版)。

 孫鴻業,現任職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案經理。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著有學位論文《污名、自我、與歷史:台灣外省人第二代的身份與認同》(未出版)、《我國消費者無線應用認知與需求調查研究報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06)、《我國家庭寬頻、行動與無線應用現況與需求調查分析報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008)。

 尚道明,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研究員、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資深規劃師。曾擔任外省台灣人協會常務理事、行政院專門委員、立法院立委研究室主任、雜誌主編、記者、資深編輯。

 沈筱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碩士。曾任東吳大學兼任講師。

 鄭凱中,現任職國中教師。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著有《「台生」外省人的國家認同與族群想像:以新黨支持者和「外獨會」為參考團體》(碩士論文)。《認同的維持與轉化:「台生」外省人的國族想像》(財團法人台灣研究基金會主辦,第八屆新生代論文研討會:新興國家與新新人類)。

 陳芸娟,現任教於國立苗栗農工,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論文題目《山東流亡學生研究(1945~1962)》,並已由山東文獻出版社出版。另著有〈山東流亡學生與澎湖冤獄〉,發表於《硓咕石:澎湖縣文化局季刊》No.21~23。

 

【書摘】

序文:「我們的國家」與我

~張茂桂

 這裡蒐集了九篇文章,作者從各自的角度出發,處理台灣一個敏感且不易面對的問題,也就是和「國家」有關的外省人認同、情感價值、策略行動的問題。作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立場進行撰寫,而文中的敘述方式,時而客觀超然,時而感同身受。

 選入這九篇文章時,原來並沒有一本書的完整「章節結構」設想。而身為主編,需要思考到如何將它們組合起來,或者彰顯出一套書的隱形結構。在思考過程中有很多選擇的可能,到了最後,我挑選了下面三個主題作為本書之引言:

中華民國認同與「外省人」

 在此主題下的四篇文章,採取了討論國家認同相關問題的常見模式,儘管研究方法可能不一。所謂常見模式,亦即對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內涵、意義、如何形成與變動等,進行直接的回答。例如,尚道明的〈眷村居民的國家認同〉,可為相關討論的一個起點。本文根據人類學的村落調查方式進行研究時,台灣正處於族群政治覺醒期。國民黨在李登輝領導下,除了與民進黨有所衝突,「主流派」(李登輝)與「非主流」(李煥、郝柏村)也正發生「本土VS外來」的鬥爭;而新成立的「新黨」也在眷村二代中獲得廣泛支持,異軍突起,構成了對於眷村傳統(老一輩)國民黨(與幹部)的質疑,甚至與之爭奪領導權。國民黨的內部衝突,激盪出眷村居民老少世代所持的「國家認同」;一種堅定的、甚至反共的「中華民國認同」、曾發生的大歷史與戰爭過程,以及個人生命史,終至日常生活的黨國制度安排等,如何交織交互作用,形成綿密的「國家」與「我」之間一種難以撼動的垂直關係與認同。

 道明的文章偏重於第一代眷村長輩,他們幾乎都是在大陸從軍的職業軍人退伍,是抗日民族戰爭與國共內戰的倖存者。眷村第一代在時代動盪,國家存亡與軍人匹夫的身家,不論是物質安全、家族生育與繁衍,抑或是意識與價值,都面臨著「非團結不可、非愛國反共不可」的結構壓力與選擇。他們即使不認同領袖的一些作為,但仍同意其領導國家的方向,這樣「不得不如此」、「非如此」不能倖存的「制約力」;或者,若非「制約力」,則也接近於久而久之成為「自然而然、不如此將如何」的一種日常行事慣性所共同維護的道德秩序。

 在面對國家與政治意識的論述中,眾人雖小有歧異,但以國民黨為各種生活中的策略媒介,在國家與個人的垂直關係上,形成一種富有凝聚力的共同體現象,則有相當一致性。然而,如果用眷村的第一代來代表所有外省人,這恐怕又不正確。就像我們經常把眷村想像成純屬外省人的聚落,從而忽略了眷村的母親這一方的族裔省籍背景,這同樣不正確。此外,又有很多非軍警或者低階自謀生活的退伍軍人,而不住眷村者,他們的處境以及認同,又有不同的認同與策略的發展可能。

 例如孫鴻業的文章〈「外省人」第二代的國家認同〉則以一九九○年中後期,通過了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年輕一輩外省人為主。受訪者當時大多在二十到三十歲之間,經常被稱為所謂「第二代」,也有「第三代」。他們並不分享前輩們的戰火倖存經驗,卻在政治社會化、成年的自我形成過程中,經歷了一九九六年激烈的總統大選以及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時空環境。對很多外省人來說,因為「一中、一台」、「台灣人投給台灣人」、「『中國豬』疑慮」的激烈選戰拉扯下,構成了被捲入政爭、國族對抗的「被汙名化」時代。

 孫鴻業研究這些年輕人的認同成長經驗,他強調:「自我與外在環境,自我與大歷史的辯證與互動」,進而討論內在認同的感受與變化;例如,年輕一代自我的調適與認同的策略,像是「沉默」、「順從台灣意識」、「自我防衛」,或者建構出「雙重認同」等多面貌。讀者可以通過本文發現並感受到:年輕一代在面對政治變局中,一種新的、有關自身、他者、時代意義、家族、是非曲直、從政治中被邊緣化的過程,都因感受到自己和「國」的垂直關係如何被「不自然」的疏離,進而策略地選邊調整,以及,因此而發生的種種內在的不悅、無奈與緊張。

 鄭凱中〈蚊子的悲哀︰一個另類「外省」二代的心路歷程〉,和前兩篇的書寫方式很不一樣;他也認為,建立「普遍」外省人認同圖像的企圖,是不可能的。他試圖處理的是:那些政治認同上被認為是「變節」(所謂「叛徒」)的少數外省第二代,而觸發他研究與田野的媒介,是他在東吳大學的政治啟蒙老師—傅正 。凱中的碩士論文原來是寫一些外省年輕人參與「外省人台灣獨立促進會」的國家認同轉變,例如謝志偉、鍾佳濱等。但在這篇文章中,他以一個「內疚」的中國人特例—林尤超—作為這個敘事的主角。

 「外獨會」成立於一九九二年,日後其公開的正式任務在於提倡建立「四大族群」(原住民、福佬人、客家人、與新住民(即外省人))以及推動族群的和解,來完成台灣建國的任務。而這個和解必須要通過認同台灣獨立運動與民主價值立場來進行,所以,對絕大多數外省人來說,這是一個特殊的少數團體,而其成立的主要「潛功能」之一,則是撫慰過去受「外省人」統治而受創的台灣人;當然,它同時也成為一些外省年輕人參與政黨政治如民進黨、台聯的媒介。日後他們在政治上各有浮沉,有些成為新貴,有些失意,或也有人出現「再度倒戈」的情形。

 至於林尤超,在文章的大多數描述裡,都接近於自認是「丟臉的中國人」的一分子,他過去或曾迷惑於「反攻大陸」神話,或認為自己父親在二二八時可能欺負過台灣人或占了便宜,或也懷疑父母親、或曾享有「軍統」特務的餘蔭。解嚴後林尤超對「黨國」感到進一步厭惡與幻滅,心中對台灣的那種強烈內疚,使他反對「新黨」的自負,但也沒加入「外獨會」,反而建構了自己特別的世界觀,接近於自諷、嘲弄為「身為蚊子」的身分,這個比喻源於外省人過去曾叮咬台灣人,故那些被咬過的人,如今看到蚊子就要拍掌打死它。

 林尤超的自我同外在時代變遷的對話結果,透過省思、時而自我否定、時而自圓其說,最後選擇使用「中國人」身分來表明支持台獨以獲得「救贖」的策略,在同世代人中並不是多數;而與鴻業前文訪談的「外表沉默、內在焦慮」的二代反應相較,則讓我們更看見政治轉化、國族認同衝突中,一些外省人背負所謂「原罪」的壓力,與不同的應對策略。

 同一主題的另一篇是沈筱綺的〈故土與家園〉,她以主流學術界經常使用的客觀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法,分析(或說「建構」)外省人國家認同近年來的流變趨勢。這篇文章有較大的企圖心與普遍意義,要駁斥學術界流行的「二元」對立(中國VS台灣)的政治學分析模式,並反駁有關外省人都是「中國人認同」、「中國人認同」便等於「反台灣認同」的刻板論述與印象。

 該文的做法是分析一九九○年到二○○五年這十五年間的資料,以經驗資料來破除迷思。筱綺告訴讀者:(1)很多外省人的「中國人認同」,和「台灣人認同」可以並行,呈現一種雙重認同的情形,這是隨著民主化歷程而增進的;筱綺推論說:一個外省人實存的、以台灣為家的,並且是有實質政治圈意義的台灣認同意識正在形成;(2)這種雙重認同現象,也不等於支持「統一」立場,因為資料顯示,外省人支持「統一」的情形有逐步降低的趨勢;但外省人仍有難以認同台灣民族主義與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障礙」。在解釋上,筱綺將之歸因於外省人長期捍衛中華民國,與對其個人生命意義與尊嚴的維持。該文強調,即使外省人接受台灣獨立作為一種可能選項的比例正在上升,但核心問題是︰一些台灣獨立論述,仍有排斥外省人的「二元」對立問題,這才是真正構成所謂「台獨障礙」的主因。

「國破山河,恨別驚心」—倖存之後

 其次,本書蒐集了兩篇關於兩個不同「外省」群體的文章︰一個是一九四九年抵達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另一個是一九六一年第二批撤抵台灣的滇緬孤軍與其眷屬。這兩篇文章為何在此出現?有何特別意義?為何是「國破山河、恨別驚心」?過往有關所謂「四大族群」的歷史論述,一提到外省人,如果是同情友善的立場,經常會提到一九四九年的民族大遷徙、悲泣的史歌或追隨政府的愛國者與移民。如果是比較不同情或批判的說法,則會說是外來政權統治者,外來遷占者,或譏諷為:一無所有、近乎掠奪式的「難民」。

 但通過晚近一些不同背景長輩的口述回憶,出現了不同的「流亡者」視角。所謂「流亡者」視角,也就是有關戰後「創傷」(trauma)的視角,強調「劫後餘生」者的社會與心理效應。這是從國族、族群的大歷史退位,轉而訴求個體獨特的流亡經驗,讓情感與不歸屬感浮現,呼應學術界「後殖民」看法,展露自上述「族群集體論述」中追求解放、顛覆的意願。

 同時,不只是視角的問題,我們看見另一些不但屬於個人,同時也是一小群人、一個有相同背景的流亡團體,在那個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國族大敘事下,所展露的特殊群體故事。陳芸娟〈澎湖槍響︰山東學生流亡之路〉,記錄其父親一代,作為山東知識青年,輾轉流亡,從北而南,在亂世中抵達澎湖,所走過的一波波瀕臨死亡的試煉,發人省思。3

 距今約十年前,我訪問剛從國防部長一職退下不久的孫震校長(也是「山東流亡學生」背景),人方才在大樓冷氣間坐定,孫校長對我的第一句喟嘆,至今言猶在耳:「張教授,我告訴你,中國人的命不值錢」事後我反思良久不得其解,這樣一位國民黨高官,外省菁英,做過校長、內閣高官,可說是「統治集團」的成員,到底想要告訴我什麼呢?

 讀者如果和我有一樣疑問,那麼答案或可在陳芸娟文章中揭曉:「流亡者(學生)的命,真的很不值」。山東流亡學生從少小離鄉那一刻起,經歷過飢餓與病痛,面對馬公被抓兵的衝突,即所謂「七一三」事件—一個「白色恐怖」案件中名為「澎湖冤獄」的事件。因為羅織的匪諜罪名,槍斃七人,因為叛亂罪而判刑近百人,學生則集體被「投海」(所謂「拋錨」)的恫嚇所脅迫。4 之後,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四月二十五日,部分煙台聯中學生又再度於台中火車站附近聚集,請求退役並復學,事後憲兵逮捕三十八名學生,亦有學生為此蒙受冤獄。這些事件的背後起因都是「國難」,都是「家仇」,其巨大壓力則背負在一群離鄉背井、舉目無親、可說「毫無謀生能力」的十來歲中學生肩頭上。而造成冤獄最直接的緣由,卻是戰亂時兵源不足、「抓兵」而引起的軍民衝突,但其後案情則從官官相護,到羅織罪名加害不服從者,不幸接踵加諸在這群離鄉背井、空乏其身的青年人身上。

 陳芸娟繼而描述事件劫後悻存者的一部分苦難(因為並未包括因本案下獄的實際受難者),他們如何從山東南下、經澎湖來台灣(員林實驗中學),以及他們所展現的流亡與勵志的特殊經驗。當年赤手空拳來台的男性流亡者,或在軍中或在學校裡,如何在政府提供一些克難「補助」下,激勵出奮發向上的苦幹實勁來。

 「山東流亡學生」的經歷,和其他軍公教、上海商人的來台路徑與經歷都很不一樣。因為甫抵達台澎的數年間,等待他們的是另外一場未能預卜的劫難。他們的過往經歷,經常因為「官官相護、政治不正確」而遭消音,對很多受難者來說,命不值錢、倖存者還被壓抑,而故事不被「承認」更是一件讓人難以接受的傷痛。但事實上,他們的白色冤屈與日後的奮發,不論悲苦與向上,都與黨、國的策略緊密結合。他們原本是愛國、反共,本無反黨、反國的問題,案發後,雖然反對「黨與國」中那些曾經加害他們、冤屈他們與製造苦難的「(壞)分子」,但並不因此自動促使他們成為「政治異議者」。

 另外一篇文章是孟智慧的〈「擺夷風情」與尋常百姓的身分換變〉。智慧的田野地與材料,選自如今被認為是台灣「小瑞士」的清靜農場「孤軍」5 後裔,也是今日觀光宣傳中的「擺夷風情」。但讀者若期望看見「孤軍」那種歷史悲情、堅定愛國與犧牲的大歷史認同,則可能要失望了。智慧要呈現的,反而是一種難以歸類、難以定義、依情境「換變」,一種「行事優先」的身分認同。所謂行事優先,就是依情境需要、依制度要求,為生存的便利與必要而進行的「策略性」認同。他們和其他常見的外省人國家認同的最大不同,就是從來都缺乏機會進入「國家與軍隊」的緊密核心—那種有如道明前文所述「生命共同體」的關係。他們在滇緬邊境的生存戰一度不被國民黨政府承認,大多數時候也以獨力游擊戰維生,那種在邊境叢林的處境,不知誰是友、誰是敵,又被「國家」所拋棄的感覺,原來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經驗。即使國民黨政府日後受到國際壓力,承認孤軍存在並接運來台,但叫他們「榮民」也不對,而是以「義民」的名號,安排在這個「國、黨、軍」「生命共同體」的偏遠一角。來台的部分軍職人員雖可恢復軍職,但終其身難再被信賴;游擊隊與一般民眾則缺乏軍眷福利體系的安排,只好生活在國境邊緣—南投的中橫山區;他們因其特殊的少數文化與經濟不利位置,始終被遺忘,直到國境內的「異域觀光」,提供了一個社會觀看他們的新角度。

 智慧的文章要說:叫他們是「外省人」,承擔國族政治的壓力,實在太沉重。但要叫他們什麼呢?智慧用自己的主觀經驗輔佐,認為不管用什麼類屬來稱謂他們,可能都不能完整說出他們的複雜自我意識,一定要勉強歸類,必然不妥。

「我們的」民主國

 本書下一個主題,是從一些得以打破成見的外省人政治活動歷程中,看見所謂「另類的認同」。本書將兩篇相關選文定位為「我們的民主國」。這兩篇文章涉及較早一些外省人對台灣民主化的參與、歷程與心境,其中包括雷震、傅正、費希平等「黨外運動」的啟蒙者與推手,以及黨外運動時一些外省背景的知識分子。

 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發刊於一九四九年,而觸怒當局遭到鎮壓是一九六○年七月。這篇文章〈雷震:民主的雷聲、自由的鬥士〉由台灣近代史與文學家向陽來寫,再恰當不過。向陽讓讀者看見雷震的幾個特別重要之處—(1)信念與實踐的結合:一個大陸來台的自由主義者,曾居國民黨要職,為蔣介石身邊的紅人,如何在黨國體制下扮演「顛覆者」,在台灣散播並推動「自由民主」思想;(2)雷震的人格典範:一個人在面對權勢誘惑與壓迫,即使被打入黑牢成為「叛亂犯」,其所做的「無悔」抉擇;(3)一個外省籍的政治人物組織反對黨的提議與行動,如何間接誘發或鼓舞下一世代的台灣民主運動浪潮。6

 向陽認為,雷震入獄前籌組反對黨,以胡適屬意的「中國民主黨」為名,出獄後思想則更進一步變化,倡議以台灣為「現實」的領土管轄範圍,以當時一千四百萬人民為公民主體,建立一個以「公民」而非省籍/族群為思考的新國家,卻又不完全切斷中華文化傳承,名為:「中華台灣民主國」。7

 雷震在一九七○年獲釋,而在「中(台)美斷交」那年(一九七九)過逝。他的主張,在那個時代是離經叛道的、是「叛亂」的。而他在獄中完成的四百萬字回憶錄竟消失無蹤,疑被特務所銷毀,世人終不得見。過去「白色恐怖」的受難者口述了眾多獄中酷刑,疲勞審判、毆打、拔指甲、蹲水牢、坐老虎凳、凌遲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就是雷震的特殊遭遇:坐牢時你可以刻骨銘心的書寫,泣血累積思想結晶,誤認將來可以公諸於世,出獄時卻遭沒收而不知所終。如果比較身體的酷刑,與這種剝奪人的心與口的酷刑,其戕害又以何者為甚?

 民主人士第一次組織反對黨,雖然參與者眾,其中包括了本省籍士紳聞人吳三連、李萬居、高玉樹等在內,但最終特務只抓了兩個人,且都是外省人,一位是領導的雷震,一位是全力協助的傅正。一九八六年九月,「民進黨」在違抗戒嚴令與「叛亂罪」的威脅下,危危顫顫地宣告成立,這是第二次組黨;這一次組黨的成功,固然是時代改變、新世代興起,但也繼承了第一次組黨失敗的教訓,而一些特別背景的外省菁英,並未在這次缺席,反而是重要推手,這是陳信傑〈遙遠、崇高而又艱苦的追求︰外省菁英在民進黨創黨中的貢獻〉所要介紹的。

 陳信傑認為他的老師,也是雷震在《自由中國》時代的祕書傅正,當時因對組黨的「堅持」,促成了台灣民主的實質轉變。傅正這個人,當時義無反顧,同意擔任當時「組黨祕密十人小組」召集人,承擔最大風險,配合老立委費希平的斡旋,扮演重要的串聯整合力量。此時,另外兩位外省背景的黨外—鄭南榕與林正杰,則在街頭鼓舞群眾的熱情(「街頭狂飆」時期),尤其間接協助黨外運動克服被捕坐牢的恐懼;而陶百川、胡佛與楊國樞,則甘冒保守派圍剿壓力,適時扮演溝通的橋樑,避免雙方誤判,進而得以維護民主的緩進而非倒退。信傑的評論指出,這些堅持民主改革理念的外省菁英分子,確實在民進黨的創黨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篇文章所述的「民主政治追求者」,像費希平、傅正、林正杰、鄭南榕、胡佛、楊國樞等,極可能因現在藍綠對立,受族群偏見制約,成為很多人甚或完全不知、或不想記憶、或不想面對的一群。如果從一些藍營的支持者看來,他們或認為民進黨大多是「真台獨、假民主」;而經歷陳水扁執政的貪腐風波,民進黨被譏為已喪失創黨時期的道德光環。是以,這些曾為組黨、解嚴,推動自由民主制度而奮鬥過的外省人,時至今日,可能只是一些判斷錯誤而值得同情的自由派知識分子而已,他們的行誼與事跡,恐怕也遠不如曾為權貴的郝柏村、宋楚瑜,或曾為新黨明星的趙少康等,來得有影響力或受到尊敬?

 而如果從現在部分的綠營支持者來看,這些外省菁英大多連台語也不會說,其中除了自焚的鄭南榕,似乎不容易讓大眾產生認同或敬意。例如,傅正曾於一九八九年代表民進黨在台北縣選立委,結果慘敗,而其他組黨前輩,則在一九九四年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後立場生變,甚至思考是否轉向到「統派」陣營。

代結論:「中國,我來了」:新移民的雙重困境小標

 本書並無真正的結論,僅選擇以林平所書寫的「『返鄉』的外省台灣人」為暫時句點。本篇題為〈家鄉中的異客︰新移民的雙重困境〉,處理外省人在中國大陸的內在不安與認同之維谷。過去我們談外省人的國家認同,經常無法處理因種種理由前往或回到中國的一些外省台灣人的觀點。這對國家認同研究來說,構成一個重要的實驗對照組:居住在中國大陸,以及上升的新中國國際力量、市場的相對吸引力、職場的相對落差、兩岸人民交流的種種制度規範、島內台灣獨立對外省人的潛在排斥作用、親密關係的作用、親情心理基模的作用⋯⋯等,對於不同世代的「外省台灣人」國家認同,有何影響呢?

 林平將兩岸間的人民流動,放在一個更寬廣的跨國人口(移民)流動的比較觀點下進行,進而借用「歸鄉移民」的特殊處境:一種同時向兩邊社會發生疏離,甚至邊緣化的「雙重困境」。這雙重困境之一,對於本文所關照的一些外省背景人士來說,他們返鄉除了各種現實因素的考慮,還有相對其他台籍商人少見的「被迫從核心退居邊緣」、「被迫接受新價值」的潛在不滿,也就是不能接受台灣政治本土化與道德規訓趨勢的自覺。困境之二,在「回歸」大陸之後,發現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對老一代來說,有思鄉親情與現實的落差,對年輕一代來說,有價值觀念與溝通感覺的無力與無奈。

 但是這樣的研究並不容易,一方面「移出」(前往中國、從「短居」到「定居」,或者遊走兩岸之間)是一個漸進而且流動的過程,有各種不同的適應策略,故而在短時間內,如果發生認同的隨機流動與情境變化,這是常態而非特例,因此對於認同的「結晶」定型,無法事先得知。另一方面,兩岸的交流方式,受制於兩岸內政、移民制度與國際政治的變動,亦充滿變數,影響了有關認同形成的策略與情境。本文最大的貢獻,除點出「雙重困境」,亦指出了多種認同世界的想像與不同的發生途徑。

 綜觀本書九篇文章,雖都與國家認同主題有關,但所呈現的卻是複雜的認同形成、變幻,以及當下的行事策略。當文集定稿後,我預期這樣的多重觀點,是「建構」與「解構」同時進行的工作。九篇文章皆有「其來有自」的看法,彼此不統一,挑戰有關「外省人國家認同」的典型化評論,沒有任何一篇文章得以宣告代表「外省人」,訴說其統一的「國家認同」。即使本書完成,也定然不能因呈現了某部分的複雜與流變,便可就地宣告,此為關於認識當今外省人國家認同的一本「定論」。但本書或將改變人們僵固的成見,有助於觸發有關認同的多元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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