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撒野・文學迴鄉」5:詹宏志 我的記憶‧我的寫作


第五場

詹宏志:我的記憶‧我的寫作

精采內容摘要

 

⊙紀錄整理:佐渡守/攝影:周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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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按:2010年8月21日,彰化溪州鄉公所以及緊鄰的鄉立圖書館全員到齊,既緊張又興奮地為下午的活動做準備。在此之前,圖書館館長許勳梅已透過海報、文宣等各種管道,大力宣傳「作家撒野‧文學迴鄉」的活動。鄉長黃盛祿更親自參與錄音,再透過資源回收車,每天在大街小巷巡迴廣播,向民眾放送消息:

 「各位鄉親,鄉長邀請咱大家,來聽詹宏志的演講。」

 公所幾日來深怕場面冷清的擔憂,實為多慮。當擔任鄉長機要祕書的作家吳音寧,與詩人吳晟父女陪同詹宏志夫婦來到演講會場時,絡驛不絕的民眾早已擠滿了公所會議室。

 從鄰村過來參與盛會的民眾、特地從台北回家鄉的書迷;溪州國中的學生三五成群前來取經,連老師和校長都到場了。沙鹿深波圖書館的館長陳錫冬,也偕同夫人連袂前來。滿滿的人潮將鄉公所會議室擠爆,晚到的人甚至只能站著聽講。兩台冷氣機不堪負荷,運轉十餘分鐘後便自動跳電罷工,還得勞煩兩名公所人員滿頭大汗隨伺在側,隨時上前重新啟動。

 鄉長的號召,加上詹宏志的魅力,證明熱力無法擋。事後,承辦人員欣慰地說,先前的緊張是值得的,「溪州鄉很久沒有這麼熱鬧過。」

 



▲ 老先生由家人陪同、媽媽帶著稚齡幼女,前來聆聽詹宏志演講的民眾十分踴躍,晚到的人得拿著凳子靠牆坐,甚至有人站著聽完全場。

 


▲ 溪州鄉長黃盛祿(上圖右)代表接受台灣文學館致贈數套叢書。

 


▲ 詩人吳晟全場認真聆聽。

 


▲ 沙鹿深波圖書館館長陳錫冬兩周前才辦完駱以軍的作家撒野活動,這次是以聽眾身分前來聆聽詹宏志的演講。

 

 以下是演講的精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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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詹宏志,謝謝台灣文學館、中國時報《開卷》版、還有溪洲鄉公所圖書館,給我這樣一個機會來到這裡。其實我是大家的隔壁鄰居,草屯長大的小孩。

 今天的題目讓我有點為難,雖然我的工作使用文字已經很長時間,不過我很晚才開始寫比較像自己的東西,所以有點失去講自己的能力。當我試著去講的時候,我好像要退到一個位置,把自己也變成可觀察的對象。也許我該試試看,是否可以用這方式來講。

 


 

書寫懷念的台灣

 這是世上很少人會看到的一張照片,民國48年農曆元旦,我爸爸帶著媽媽和六個小孩。照片右下角就是我,抱在母親手上的是弟弟,有些朋友可能也知道他,作曲家詹宏達。那時看來家境好像還不錯,這是一個台灣典型的家庭合照。不過很快的,我們再也沒有能力拍這樣的照片,我家變得比較窮,也可能不太有這樣的心情。接著我們就來到草屯。

 我想要解釋的是,我寫兩本書,理論上都在寫我小時候的故事,不過那並不全是我的演繹。我更想寫的是記憶中某時期的台灣,我生活過的地方。那時的台灣,有一部分看起來像靜態的照片,它幾乎是一張不動的、凍結的畫面。那個時代我非常小,世界在我眼前發生,我只是個觀看者,我很懷念那些事,希望有一種方法把當時的台灣寫下來。

 後來我覺得,光是那樣也不對,因為我看不到那時的生活。生活是動的,我媽媽怎麼跟我阿姨、鄰居講話,她們有她們的人情世界。包括用語,像我父親說mahōbin(魔法瓶;熱水瓶),我小時候並不知道哪些是日文或台語,我以為台灣人都是這樣講話。這是某時期台灣特有的生活內容,今天也沒有了。我很懷念那些事,也很想把這些東西寫下來。我就努力寫了兩本書,其中大部分內容,是跟那靜態畫面以及它後面的人際有關係,不知道我有沒有成功。

 我還沒有完全習慣作者的身分,理論上我也沒能力回頭說這些書到底有沒有寫好。歷史上有一種文學法官,等時間過後,我們才知道那書到底有沒有寫好、是不是值得讀。所以一個作者該怎樣說他的書,我感到很困難。我只能說一點背景,為什麼那時想寫這樣的書。也解釋一點寫作時的企圖(雖然是多餘的),萬一書裡沒有做到,或許可以幫助大家同情那本書,這也是個辦法。

中興新村的回憶

 我想講個故事,這故事寫在書裡,是我對中興新村的回憶。我住草屯,離中興新村只有三公里,我跟它還有個密切關係──我兩個阿姨都嫁給省政府的基層公務員。不久前我一個姨丈過世了,我趕回來參加他的葬禮。小時候他對我非常好,在經濟狀況很壞的時候,母親跟我會帶著紙盒子,走三公里路到阿姨家借米。他們家環境也不是很好,雖然有我們這樣的窮親戚,但從來也沒拒絕,所以阿姨家的那條路我是很熟悉的。

 雖然是40年前的事,可是那條路的水泥牆、轉角的小公園、公園裡榕樹的姿勢……都還是那個樣子。我再到中興新村的殯儀館,姨丈的葬禮就在這裡舉行。這個葬禮是很蒼老的。中興新村已經沒有什麼年輕人,廢省以後,公務員從原來的五、六萬減到剩下一兩千人,意味著連工作機會也沒有了,所有該離開的都已經離開。來參加葬禮的,幾乎都是姨父的老同事,退休的、生病的,還沒死,但也不會太久了的朋友。

 小時候第一次到中興新村,我是很吃驚的,因為沒看過這樣的鄉下。我們台灣鄉下都是農村,土地比較富庶就種稻田,比較不好就種果樹。還有一些土角厝,房子後邊會有豬圈、養豬養雞的地方。農村以外,會有個比較熱鬧的地方,所謂的「街仔」,提供一些商業,像雜貨店、布店、西藥房、腳踏車修理店、賣桶子的店……,這是我認識的鄉鎮模樣。

 可是中興新村不是這樣。一個個洋房,有花園樹籬,路邊有行道樹。一進去,各式各樣的荷花池、很大的綠地操場、巴洛克式的中興會館(週末會放電影供員工跟子女觀看),外面放風箏什麼的……。雖然它有市場,可是藏起來,不在那種很熱鬧的街道上。你也看不到一家商店的招牌,一個個機關裡面,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福利社,都藏在機構裡面。

 這個規劃走到哪裡都花木扶疏,沒人種田,也沒人賣東西,因為這裡不是因為人群聚集自然長出來的城市,而是由特別的政治意志所蓋出來的。各位如果去過馬來西亞,吉隆坡有一個Putrajaya,就是一個新造的、富麗堂皇的城鎮,馬來西亞把所有的行政部門全搬到那裡。

 為什麼選擇在中興新村?這要回到二次大戰的心理背景。台北市作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是個危險的地方,萬一要打仗,沒辦法疏散,所以政府要藏在一個有距離、有腹地、不容易拿下來的地方。政府放在比較內陸的地方,跟國民政府從南京打到重慶有同樣的心理背景。

 我去到那邊覺得很奇怪,怎麼都沒有生活當中長出來的亂七八糟的東西,無秩序地放個招牌什麼的。中興新村還沒有變成這樣之前,應該跟台灣其他地方一樣,有稻田、農舍、一些小商店,但全部被清理掉了,這些房子是用台灣的建材,模仿英國的建築、美國的社區,蓋出一個這些人想像的理想國。

 這樣的社會在台灣其他地方都沒有,我後來再看到一個這樣的社會,是80年代的大陸。當時整個北京市一個招牌都沒有,要走進單位機構很裡面,門口才有個小木頭牌子寫著:「國營小吃部」。中興新村非常像那樣的地方,只是美好一點。它沒有我們熟悉的城市所有機能,但什麼都不缺,所有東西都有政府照顧。建造這城市的人,對它有種想像、有個意志,所以它每條街道都一模一樣,任何人都不能破壞它。這是沒有任何城市管理者,不論鄉長或鎮長,可以做到的事情。它需要一個很強的控制,是足夠極權的時代才能做的事。

 40年後再回來,這城市還是長那樣,但已經空了,現在這地方像個鬼城。因為城市的出現不是自然歸零,所以死去也不會自然歸零。也因為這樣,40年後那牆壁、小公園、那棵樹的姿勢,都還是一樣,除了更蒼老、更斑白。因為沒有發展,所有都保留了;沒有發展,才有機會把「新村」變古都。它變成活生生、難得觀察到的樣本。有人說要把它開發成軟體科學園區,我認為應該當標本留下來,才有機會看到一個城市是什麼理由讓它長大、發展、停滯,到死亡。

留不住記憶的家鄉

 為什麼會有古都存在?這是另一個小說家追尋的問題。朱天心寫《古都》,裡面有兩個重要城市,台北和京都。小說家的意思大概想對照這兩個城市(如果我說錯了,下次朱天心來你們再問她)。她說經過五年、十年、二十年,不斷重返京都,每個她所記得的京都都還在。那茶店還在,看店的人越來越老,但他還在做同樣泡茶的事情。那城市是那麼容易記憶、容易擁有。可是在台北,她從前讀書的小學不見了,她成長的眷村,全部變成大樓。最後小說家在一個非常繁榮、像101的廢墟中放聲大哭:這裡是哪裡?她的家鄉是一個留不住記憶的地方。小說家說的都是真的,我如果去找我的小學,地理上,我可以找到,但已經不是我小時候的樣子。我的中學、高中甚至大學,也都不成樣子了。所以她當然感慨,京都是這麼穩定美好的存在,可是她的家鄉,卻留不住一點記憶跟感情寄託。

 關於古都,我有兩個感想:城市會一直變,是因為它還有用,很多人一直用它,所以會破壞翻新;城市通常是沒用了、沒前途了,它才會變成古都。我說這話有點殘酷:台北會一直變,是因為它還滿有用的,所以它沒辦法像京都。它一直變一直變,產生讓所有人無法保存記憶的困境。而古都之所以會存在,是所有東西都停止在曾經發展的時間裡,變成放在時間膠囊裡的東西。像鹿港、像台南,「安定而美好」。所以中興新村最好變成一個博物館,留在那裡讓我們了解,我們是怎麼殘忍地對待生活過的家鄉,對照之下,才會知道我們破壞了多少東西。

 這是從我所在的位置看到的各式各樣的事。只要你是在台灣某個特定地區成長的人,你東張西望,不會無動於衷。生命中,我們看到很多事每天在發生,如果我們沒有紀錄或去談它,可能也就過去了,慢慢適應了,甚至忘記了。我回頭想,今日的台灣跟過去當然是有連結的,很多的過去才有現在的結果。可是從另外的角度看,60年代也是個消逝的台灣,我會有那樣強烈動機寫60年代的台灣,是因為現在跟當時很不一樣,我很想把那個台灣紀錄下來,讓它有機會變成一個對照組。

 每次我把60年代的台灣講給朋友聽,他們全都很吃驚。例如我說我們小時候走在街上,到處都有人「奉茶」──每天不求回報地燒水泡茶,放到離家一、兩百公尺的茶几、板凳上,讓過路的人可以喝。那時候的台灣人,不只關心身邊認得的人,連陌生的過路人都擔心他會不會口渴。所以我從來不覺得從草屯走到中興新村有什麼困難,一路上都有人奉茶,到處都有水可以喝。現在當然有販賣機,以前那就是你的販賣機。那個社會是什麼樣的力量,讓那麼多人心思單純、理所當然為陌生人準備一壺茶?我有時候還想,我們有沒有辦法再把這樣的東西「要回來」?這樣美好的人際關係,沒有紀錄下來讓世界知道,是很可惜的。

 



▲ 現場聽眾勤作筆記。

 

戒嚴的60年代

 我所想的台灣也許把它美化了,後來也被嘲笑了。我的老朋友、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說:「詹宏志寫了一本書,裡面講台灣的美好年代,那個是蔣經國時代。」通常大陸人就哄堂大笑。張五常並不了解台灣歷史,我講的不是蔣經國時代,是蔣介石時代、更糟的時代。可是更糟的時代裡,台灣人還是那麼好啊。那年代有不合理的部分,我並不希望回到那個年代去,可是就人群而言,我的鄰居、朋友、鄉里之間的關係,至少我還看不出有其他壞的東西。擁有過的美好,有點忘不掉,或者說那個美好是因為已經過去了、被「確立」了。它不像今天的很多美好,明天我們要為它付出更大的代價。過去那個美好、那個人情,被確立在它已不存在的時候。

 那是一個戒嚴時代,今天回想起來,雖然不是每天都感到壓力,但如果我也是個想求知、想表達意見的人,那時代確實是苦悶的。恐怖無所不在,它就藏在生活的細節裡。我看電影《悲情城市》,比較激進的朋友說,這電影描寫228,卻什麼都不敢講。從他那種衝撞的性格看,侯孝賢沒有衝撞這個東西,但從一個觀眾的角度看,我覺得候孝賢比衝撞高明很多。他有個鏡頭是房間裡三個女生,一個在織毛線,一個講鄰居發生的事,然後嘆一口氣、抱怨一句話,另一個女生用眼神制止她,意思是算了、別說了,但並沒說出來。這是描寫比謀殺更恐怖的恐怖,所有人都自己約束自己。

 我並沒有在60年代具體面對這些事,但那事也藏在我生活細節裡頭。我父親是讀書人,可是我小時候很痛苦,很想讀書,家裡卻沒有書。那時也沒有圖書館,是來了新鎮長後,才蓋了圖書館,有幾鐵櫃的書,那對我已經是很大的啟蒙。小時候我找來找去,才在母親梳妝台上,找到一個破破爛爛、用月曆紙包起來的東西。打開來看,是一本我媽媽在看的日文中藥書,小孩生病拉肚子,就用那寫個帖子,然後去藥房抓藥回來煮給我們吃。

 等我比較大了,才有勇氣問父親。他壓低聲音說,228的時候,書都丟到井裡去了。怕惹麻煩,擁有的日文書、穿日本服的照片都丟了。因為我父親是受一位日本校長的幫助,才得到讀書的機會。這一類背景,可能對國民政府來說,是無法理解的東西,才有太多誤會悲劇的發生。在亂世當中,要保存性命的老百姓,做了很多謹慎的自我保護,保護到連知識、所有的書都丟了,只留下一本醫藥書。

 我生在基隆,父親本來是個煤礦工程師。1945年以前,台灣還沒什麼工業,大部分煤礦都銷到日本九州(因為重工業)。1945到1949四年中,光復後國民政府來台,台灣的煤礦也還有些去路。1949以後,台灣的工業用炭沒地方去了。60年代父親想東山再起,他在新竹縣界附近開了一個新礦。那是我父親開的最後一個礦,也是我第一次跟著父親進到他工作的地方,看到他工作的過程。

 因為社會的變化,後來我父親也覺得煤礦不太有前途了,他希望改行,可是已經又老又病。他想到南投申請一塊地,聽說必須改戶籍,所以我們全家搬到草屯,但直到父親過世,他也沒有申請到地,讓他享受做個果園或牧場這樣的念頭。因為我搬到草屯時還不滿六歲,所以我對草屯印象深刻,對基隆很淡薄。像我哥哥姐姐覺得他們是基隆人,但我覺得我是草屯人,我完全在草屯長大。如果南投縣跟基隆比賽,我絕對站在南投這邊。

版權談判的奇緣

 高中我跑到台中讀書,大學我跑到台北。我從大一開始工作,每當有人看到我的工作資歷,都覺得加不起來。原因是我工作得特別早,到今年為止,已經有36年工作經驗。也因為工作得早,所以看到很多台灣的行業發展,很多奇特的緣分,看到各式各樣的事。

 我在台北工作,又被派到美國工作。我做的事連派我去的人也沒做過。那是一個新時代,當時台灣正要跟美國談判智慧財產權,我在《中國時報》,為了這事很著急。當時台灣的討論都是要不要付錢,但付錢是小事,重要的是流程若起變化,在我看是很嚴重的。比方今天得到某人得獎消息,最好晚上我就能將他的背景全湊齊,然後我可能需要照片。以前找到名人錄,上面有張他的照片剪下來、貼上去,就解決了。可是如果這照片要找到版權源頭付錢給對方,時間要多久我們完全沒概念。

 整個世界的著作權流程沒有連起來,我看不到報社有人在意這件事,就寫報告給我老闆,說智慧財產權開始談判,現在要想想未來可能碰到的版權問題,怎樣先把它談好,不然以後無法工作等等。老闆看了覺得有道理,就說那你去談吧,我就被派到美國去了。

 初中高中我都學過英文,但沒用過啊,也不知道學的可不可以用。我一個人下飛機,就打電話去《Time》,說我要來拜訪。談之前我想,我們要付多少錢啊?500塊美金可不可以?老闆說你瘋了,你只能付他50塊美金。我就這樣去跟《Time》說:我每篇只能付你50塊美金。我現在有足夠的知識了,可以想像當時去打擾,讓他們有多麼的困惑,來了個奇怪的人,要求奇怪的事。

 我還去《國家地理雜誌》,他們是一個地理學會,非公司組織。祕書長親自來接見我,我講完他整個眉頭皺起來,說我們是社團,無法用交易這樣的概念,你遇到什麼問題,我一定全力支持你,可是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交易上的承諾。

 老闆又叫我去談《Smithsonian》(顯示出老闆的癖好)。華盛頓DC有各式各樣的博物館,全屬於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組織。他們有本考古研究的雜誌,當時我還找《中國時報》駐華盛頓的記者傅建中一起去。兩人到了總編辦公室,門口祕書看看我,就回頭向裡面大叫:John,有兩個年輕人來看你。我嚇一跳,哪裡有兩個年輕人?我知道其中一個一定是我,因為我那時才24歲,但傅建中快50了啊,沒想到他也被當成年輕人。進到辦公室,我才明白,Smithsonian雜誌裡,全部是從組織退下來的人,都是70歲以上,對他來說,50歲還很年輕。

我不適合當新聞工作者

 後來,有段時間報社要到美國辦報紙,決定把我調去。去到那裡,突然間生活步調有了重大變化。

 我是個鄉下小孩,跑到台北工作,其實什麼都不懂,我連都市裡的基本技能都不會。當初在鄉下,班上可能只有三、五個家裡有電話,像開雜貨店做生意那種。我們沒人用過電話,如果有人從遠方打電話來,那一定是有人要死了或很嚴重的事。到台北沒多久,我就去上班了,上班時,我連要把電話拿起來都太困難了。但也因為是鄉下人,有個好處:既然是鄉巴佬來到城市,本來就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我唯一能用的技能就是我的「頭皮」,我每天都要硬著頭皮去做新的事情,不知道怎麼做就去猜。可能是這樣,後來台灣發生各式各樣變化時,老闆交事情給我,我也沒有技能把它推掉,也不知道害怕,都說好,我去做。

 就像從鄉下到台北一樣,從台北來到紐約,那個頭皮一樣管用,我繼續試著做沒做過的事。這些沒做過的事,一點一滴做著做著,現在回頭看,也都變成社會共通知識了。社會在發展階段,就是要有人去碰那些新的事。可能也因為不斷在做新的事,當辦公室裡想到新計畫,就會派這個人去。我從來沒想過這些是不是我真正要做的事,因為太忙了,人被工作節奏帶著走。直到來到美國辦報紙,情況才有所不同。

 首先,我是在紐約市裡辦一份中文報紙,不是英文報紙,是社會邊緣的邊緣。你服務一群人,這群人需要一份報紙,可是紐約沒感覺這份報紙的存在。比方地鐵裡有人跟我搭訕,問我做什麼的,我說我在一份中文報紙當編輯,那裡的紐約客就會很驚訝:紐約有中文報紙啊?我很尷尬,因為紐約當時有11份中文報紙,每份報紙日期都不一樣,每份報紙慶祝的國慶也不一樣,左派右派打成一團。它在紐約每天出版,可是講的是台灣、香港、大陸的政治,都是一萬公里以外的事,你沒法在裡面看到紐約哪裡有好吃的東西,這11份報紙跟紐約社會一點都不相干,所以我們說是「用即將死去的語言,辦給即將死去的人看的。」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新來的移民,他們的第二代也沒人有能力看中文報紙了。一直到很後來,《世界日報》在地化,才變成真正紐約的中文報。

 這份中文報紙當時當然有它的價值,可是這價值是有限的。對我來說,也沒什麼不好,它讓我冷靜下來。在台灣,在報社工作太熱鬧了,一不小心就變成整個社會的話題中心,所有新聞台、每個談話節目都在談,反反覆覆講100遍,情緒是很衝動的,是不能思考的。可是在美國辦報紙,感覺就冷了,很像在火星上發革命傳單。你是個怪人,所以有機會冷靜想,這些工作是什麼意思,你該做什麼。

 我是想事情很慢的人,在報社工作,我常常很痛苦。因為每天有一定的截稿時間,你負責的版12點一定要降版。要去印了,就不得不放手。可是回家的路上,我就開始想,剛才那樣處理錯了,如果再給我兩小時時間,我應該會如何處理。第二天拿報紙一看,真的是錯了,如果再給我一天時間,我應該會這樣這樣做。所以我每天都活在悔恨之中,沒有一天把我的工作做完。我的工作是用遺棄它的方式完成的,所以我覺得那份工作不合適我。可是這樣想的時候,第二天工作又來了,我又捲進去被那天的工作帶著跑,沒時間想清楚我到底要什麼。

 在美國待一年,我每天閉著眼睛坐一個鐘頭地鐵去上班。回來時是半夜,兩、三點鐘要坐地鐵回家,也不是容易的事。80年代紐約是非常危險的地方,所以我把頭髮留到肩上,頭上綁了印地安的帶子,肩上掛了一條鐵鍊當圍巾。當我走進地鐵,所有女生都拿著皮包換車廂,這樣我就安全了。因為那樣的安靜,就給了我一個小時的時間思考。

 我不適合當新聞工作者,我有很多朋友是很好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可以站在非常好的立場快速回應,我好像不是那樣。我適合用比較長的時間,這裡下一顆棋、那裡下一顆棋。所以回台灣後,我短暫地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工作,後來覺得書的編輯比較像合適我的工作。它的速度可快可慢,根據的是書的需要而不是固定的節奏。我可以編工具書,用10年、20年來編它;也可以用快的速度,例如世足觀賽手冊,一個禮拜就要編出來。出版變成我整個人生的基調,雖然已經離開出版,但不小心就會想這可以出一本書、不小心就會寫個編輯計畫起來。

70年代,無法回頭的急流

 我做過唱片工作、開過咖啡店、做過電影製片。比較大的意外是,這十幾年,來因緣際會地,台灣每個網路的重要活動我也都參加了。

 我要解釋,這個我,好像是個體,但我是我這世代的一部分,我這世代有相同的事發生在我們的身上,我們好像做了太多不一樣的角色。我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一直變一直變,好像沒特別去選擇,這世界就發生這麼多的事。捲到這裡或那裡,好像坐上一個無法回頭的急流泛舟,把你高拋或讓你落下來,你能夠掌舵的機會不是很大,因為那個水流太強。角色轉換太頻繁的結果,今天任何要介紹我出來演講的人,都不知道該說我是幹嘛的。

 我有一些50年代和60年代的經驗,包括我的基隆、草屯歲月,那時我還是受養育的人,還很小,一部分歸父母管、一部分歸學校管。老師希望我變成這樣的人,媽媽希望我變成那樣的人。我對這些安排沒有太多抵抗能力,也沒有選擇。我從來沒有機會選擇我要在哪裡長大,父親做的決定我就搬到草屯。台灣的50、60年代,大體來說非常安定。那是大家都很「公平地貧窮」的時代,物質不像現在那麼豐裕,可是誰也沒有比誰差到哪裡。村子的雜貨店老闆很有錢,買了很多房子租人家,他是個地主,但他對待自己的苛刻程度不比你窮人要差,非常勤儉,他也並不因為比你有錢,就顯出很大的差別心。勢力眼並不是那個時代的特徵,大多數人都是寬容的。

 70年代對我來說,就真的是很大的變化。70年代剛打開,我還在初中,對社會懵懵懂懂,我在一個知識來源很缺乏的環境。但70年代的後幾年,我已經站在社會工作的第一線,而且是社會上有人知道的人了。70年代前端完全跟60年代一樣,而60年代則跟過去100年一樣。可是70年代末端卻是台灣開始激烈轉變、每個人都面臨以前想像不到的年代。80年代,我和我的同輩,就成為這個社會的創作者,使這社會有一些變化。到了90年代,台灣已不再是60年代那樣閉塞的社會,它的訊息比以前多很多,誰也騙不了誰。

 現在回想起來,70年代有些人可以獲得特殊訊息,寫文章給我們看,後來才發現那不是他的觀點,他只是讀了我們沒讀過的書而已。我在《中時》跟《聯合》都待過,70年代的時候,《聯合報》有個「匪情資料室」(時報叫「大陸研究室」),意思是在政府特許下,具有取得大陸訊息的功能。裡面有報社特聘、理論上對中國政治經濟有所了解的匪情專家。等到我有機會進去,大吃一驚。原來所謂匪情,就是剪貼香港街上每天都可以看到的報紙;所謂專家,就是領有特殊執照、可以看香港報紙的人而已。所以這些專家在訊息可以流通以後,通通不見了。80年代以後的台灣,就是祕典瓦解的台灣。就像葵花寶典,有個特別知識,別人不知道,只有他知道。現在任何知識都存在世界上,台灣每個人都可以拿到,沒有一個知識可以說,只有你知道。

 現在這個時代,對好學求知的年輕人來說,他可以是個「世界收集者」。他的收集能力可以遍及全世界,這是今天網際網路帶來的力量。只要他願意,沒有任何地方可以攔住他,如果他又能掌握一兩個其他國家的語言,是可以得到他父輩(也就是我這一輩)、祖父輩都不可能有的博學程度,因為他有這麼好的工具。我自己當然是剛好有這樣的機緣,從一個什麼訊息都沒有的鄉下人,今天某種程度上也有能力,把世界的訊息放在台灣人手中,這變成我現在工作的特徵。

創業,因為不知道害怕

 我創過很多業,這的確是我不能夠想像的。在我要到台北唸書時,母親把我拉到旁邊去,說:你現在是大孩子了,離開家去唸書,第一,人多的地方不要去;第二,千萬不要寫文章,這兩件事很重要。上火車時她又交代,以後畢業了,千萬不要做生意。跟我講的三件事,後來通通違悖她的願望。這是苦難帶給她的人生智慧。因為人多的地方就是集會的地方,也是機槍掃射的地方,所有政治災難都跟集會有關,為了自保不要去。文章是惹禍的東西,是殺人的東西。不要做生意可能來自父親的失敗,帶給我母親一生的痛苦,她覺得家庭安定最重要,去當老師或公務員。有很長的時間我覺得,對,我不該去做生意,很甘心地當編輯,或做一個專業經理人,只要上面有老闆就好。

 我的創業發生得很晚很晚,都40幾歲了。我曾做過遠流出版公司的總經理將近10年,後來離開時,我覺得工作生涯大概差不多了,應該要退休了。我願意在家做個自由編輯,接一些案子。結果被朋友慫恿,說要不要出來做個東西啊?最後東湊西湊,跟一群朋友一起。後來我有點退縮,就跑出來辦《PChome》雜誌,這是1996年的事。

 雜誌出來之後,因緣際會,恰巧是當時社會需要的東西,也是個成功的雜誌。這給了我一個衝擊,把當時辦雜誌的朋友找在一起,說社會給我們一個機會,專心辦這個雜誌,每年都有一些獲利,把雜誌顧好,過溫飽的生活沒問題。但這個社會還給你一個機會,你可以放大它,做很多事,但風險就是只要你錯了,這些也就沒有了。大家想想到底該怎麼做?我們有三個朋友,另外兩個朋友我看你、你看我,最後就說,如果是個放大的機會,我們應該試試看。這就是我們這世代的想法。

 所以接下來六年,我就辦了40種雜誌。現在便利商店雜誌架上包括MOOK大約100種,裡面就有40種是我當年辦的。又因為我辦的是電腦雜誌,碰上美國先發的網路年代,就順勢成立一個網站出來。台灣網路那時是個摸索的機會,而且摸索沒有落後美國,差不多同時。很少行業會從第一天開始,就跟世界最前端並駕齊驅的,好像很值得一試,所以我跳下去做。我做過一個很大衝擊的,就是辦《明日報》,那是個大失敗。

 前前後後我大概創了20幾個網路公司,後面這十幾年好像創業或創辦一家公司,變成我的生活主軸。有時候我也會檢討自己,為什麼會去做這麼多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我要辦這麼多雜誌? 我仔細想,創造一個東西或創業這個概念,通常是因為感覺全世界都錯了。有件事你想大家可能會喜歡,可是為什麼沒有人做?你繼續想、繼續想,最後把每個細節都想過了,你就疑心所有人都錯了,事情不應該這樣。你很煎熬、有很強的動機想證明,想知道我想的這事是對還是不對。渴望印證真理,要有這樣強烈的動機;為賺錢才去做的生意,我覺得很難成。把一個事業從無到有創出來,也一定是這個人不知道害怕。

 這個不知害怕的世代,是因為經過很多沒有前例的事。戰後的世代,的確是碰到台灣大變換的時候。我們的世代,25歲當總編輯是可能的。因為那個社會想要一些新東西,所有的老辦法不適用,要找新的方法。新方法只有新人受過教育,我們就跑去做那工作。因為沒有前輩可以教我們,老闆放手讓你做,你就可以在那裡得到經驗。等你做到一點經驗,年輕人想接你工作,你就看他不順眼,因為你是對的,他這個也不會、那個也不會,所以他就覺得很困難。顯然我比晚一輩幸運很多,這麼多社會變換,他們是變換的延續。我20幾歲就做獨當一面的工作,到50歲我還在啊,他們還沒接棒就已經40了,這是世代替換困難的地方。這是社會階層結晶化、固定起來的結果。比我晚一世代的人,他們做的事也許有些新東西,但很多是延續我這時代已經在變的東西,相對所付出的努力跟代價,比我這世代要更艱難一點。

 走在最多變化的前端,好處是沒有前例可循,缺點是,他也沒有方法可循,必須多方以求,用猜的。我記得當初要去談版權的時候,我想像一個版權交易的方法,直到我知道另一個方法,我只要把它引進來就好。很多人不知道,台灣的第一個版權交易公司博達,最早是我投資的。我試著把台灣電影賣到國際的時候,我也必須坐在家裡猜。這個世界的電影是怎麼交易的?我寫各種信去給各種不同的機構,用我猜想的方法去引起他們的興趣,直到他們把合約拿出來,我才知道他們想的跟我不一樣,我才試著去了解那個合約,用它來改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引進新的東西,所以必須多方以求。

追尋幸運的來歷

 為何我會有這些幸運去做那麼多新鮮事?我後來回想,我非常習慣什麼都不知道,我非常習慣陌生,我非常習慣對我要做的事並不熟悉,我知道我一定要硬著頭皮,我不會因為害怕失敗,就想要拖延一段時間。我的好處就是勇敢,我的好處是我也沒地方可以回去,因為我的家鄉一無所有,我必須用這個方法完成我的工作。這可能是個人因素,我不知道跟時代有沒有關係。

 我還有一個傾向是,我畏懼、害怕所有的影響力。一個工作,如果最後看起來好像有了一點影響力,我就急著想要從那裡逃走,想要換到另一個地方去,或想變得更加閉鎖,希望中斷那個影響力的存在。

 慢慢的,台灣的社會提供一個環境,容許你可以有一個很小的特殊興趣,用很長的時間慢慢累積也沒有關係。我有很多冷僻的興趣,後來也被知道了,像推理小說、旅行文學,都是我做了幾十年之後才浮出水面的。現在的台灣,我慢慢發現這是新的力量,每個角落都有這樣的人,他們對某個特殊的知識領域,有很深的興趣,他們鑽研在那裡,不一定有學術的根源,就單純基於個人興趣,持續用耐性來跟它打交道。

 是這樣的背景下,我才有很強的動機,想知道像我和我的同輩人是怎樣有這個幸運,從一個找書都很困難的鄉下,最後變成某種型態的世界收集者。這個教養的來歷是怎麼來的?我們為什麼能夠穿透這麼多困難?最後擁有這麼多的幸運?為了追求這個來歷,我回頭再看那個安定美好的台灣,穩定的由來。

 60年代的風景,是美得像一幅畫的地方,是創造這個基本素質的台灣。我這輩份的人,是在這樣樸素的地方長大,到今天為止他們也仍然有條件去處理更複雜的世界,他們還有那個鄉下曾經給過他們的樸實基礎,回到家鄉,也用這樣的方式對待他的根源。

我與父親的關係

 60年代有60年代的人情世界,書裡頭我寫了很多我跟父親的關係。很多人覺得我跟父親關係很近,但我們一輩子可能沒有講超過100句話。父親是很嚴正的存在,坐在家裡,他是不說話的,沒有人覺得應該要招惹他。負責罵我的都是媽媽跟阿姨。她們說:你再這樣不乖,爸爸就會知道。父親有些故事,我從來沒聽過,都是阿姨媽媽叔叔轉述的,是不是真的我也不能擔保。你知道他很關心你,可是他不會講出任何一句親暱的話。

 我那個世代本來就有很多這樣安靜信賴的關係,沒有太多親暱的互動。我有次聽到大陸作家阿城講他小時候,因為成分不好就下鄉了。他離開家才10幾歲,整個繞了一圈再回來,他已經20歲,從小孩變成大人了。整個大陸發生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回北京要找自己的家,也不知還在不在。走到那個胡同,遠遠看來好像還是老樣子,靠近門口看過去,發現屋裡的陳設跟他離開時一點都沒變,這應該是他家沒錯了。他一直走到最裡面,看到父親坐在書桌前,跟他離開那天一模一樣,坐在那裡寫字。父親看到阿城愣了一兩秒鐘,也沒問是誰,就說:回來啦?坐啊。父親又想一想,從口袋摸出一支菸給他。

 阿城說,他從離開到回來,就像到街上買瓶醬油一樣。父親沒變,燈沒變,桌子也沒變,連姿勢都沒變。他離開從小孩變成大人,其實已經像另外一個人了,可是他父親還是認出來,要怎麼表達欣喜或高興?想了想,遞一支菸給他,表示你現在是大人了,我應該用平輩來待你。這故事對我來說是親切的,因為這是我所熟悉的親子關係。有些跟父母比較親的人,會無法想像這種像賓客一樣的關係。

 我父親是關心我的。我後來從母親那裡聽到,父親一直給母親指示一些教育小孩的方法。講到我的時候就說:這孩子以後大好大壞,個性比較強烈,要小心他,不能讓他驕傲,不能讓他誤入歧途,不然會變成很厲害的壞人。想想對我是期待的。後來父親過世,我找到他在民國45年向政府申請採礦權的文件,登記的是我的名字。可是我後來根本沒讀他希望的地質系,我從自然組轉到社會組時,我父親有一個禮拜不講話,可能是非常傷心失望。他希望他的小孩能跟他一樣,成為出色的地質工程師,但他心目中所希望的那個人放棄了。他都還用我的名義申請了採礦權,但我都不知道,直到他過世才看到(現在誰去開礦,應該也是很慘的事)。

結語

 我那樣的家族當然有它的特殊性,但也帶一點那個時代的共通性。特殊是每個人的際遇都不太一樣,共通是每個人都是那個社會下的產物。所以儘管每個人面對不同遭遇,那世代每個人都會理解那些事。我外祖父母過世非常早,我母親是大姐,所以婚後拖油瓶一樣帶了六個妹妹跟一個弟弟,變成很熱鬧的家庭。我父母本身就六個小孩,我又有六個阿姨,所以每個小孩就分到一個阿姨,都有一個很親密的阿姨在照顧。你也可以想像食指浩繁,帶給我父母的家庭負擔有多麼重,可是我看到他們的互動是那麼的良好。我印象深刻、難以忘懷的經驗是,我跟父親回去修我祖母的墳,工人在那裡工作,父親問整個工程要多少錢,工人滿臉通紅,說千萬不要給錢,因為大家都是鄰居。談到錢讓他窘成那樣,我一直難以忘懷那樣的人際關係。

 小學時我有個老師是農業專家,在我們那個地方很受尊重。因為他做研究需要很多勞力,他看我比較聽話,每天放學就把我載回他家,到後院幫忙接枝。大家所知道的高接梨,最早就是我老師開始做的。我跟老師工作了一段時間,每天我坐在摩托車後面,兩旁的農夫本來在田裡鋤草,看到老師的車經過,一個個都站起來,從100公尺外就向他鞠躬。我當時非常驕傲有這麼偉大的老師,他有任何發明發現都跟農民分享,農民也用同樣的尊敬來回報他,我長大也要像他一樣。

 我記憶中的60年代,可能很多我都忘了,我記得的都這些美好的事。70年代離現在也已經遠了,已經40年了。可是到目前為止,我也只寫到60年代,70年代我都覺得有點困難。我曾經有一篇試著寫70年代,高中生每天充滿叛逆的力氣想要爆發出來,有的學生在升旗的時候鼓譟,有的惶恐要聯考了,各種人各種力量一觸即發,充滿青春的爆發力跟社會的壓抑。那種氣氛就像看禁書那樣的感覺,我試著寫那樣的東西,但也不知道是否成功。60年代的平靜我還能寫,70年代我想起來還是有些激動,有點不太容易寫得下去,那部份我還在摸索當中。按照這個速度,80年代我是一定寫不到了。

 



▲ 台大經濟系的「學弟」拿著詹宏志的早期著作《趨勢報告》等書,坦言書已絕版故只好全本影印,引起哄堂笑聲。

 


▲ 聽眾發言踴躍,詹宏志皆仔細聆聽,並細心記下問題。

 

【作家撒野‧文學迴鄉】系列講座

主辦:台灣文學館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協辦:新屋鄉立圖書館、台南縣政府文化局圖書館、沙鹿鎮公所、豐原市立圖書館、溪州鄉立圖書館、路竹鄉立圖書館、宜蘭市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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