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作家撒野・文學迴鄉 2:劉梓潔–鄉土給了我什麼?


第二場

劉梓潔:鄉土給了我什麼?
精采內容摘要

編按:

 這是一場溫馨溫暖的聚會,與其說是演講,其實更像是沒有台上台下之分的聊天分享。在安靜素雅的台東鹿野鄉立圖書館,《父後七日》作者劉梓潔先聊及從小愛看書,從鄉下小鎮到進入都市一路與書結緣的經歷,再提及父喪期間鄉下的人情習俗,如何觸動她尋找自己的位置,去看待給養她的鄉土元素,從而促成了〈父後七日〉這篇文章以及其後的電影。

 開放問答的時間裡,讀者提出了瑜珈與創作的問題、〈父後七日〉散文與電影風格差異的問題、愛看書的小孩與父母的管教問題,以及如何面對生死傷痛的問題等等。除了讀者問、作者答,聽眾之間也彼此回應,互相打氣,交融無間。小鎮的閱讀,沒有時間空間的距離。

 



▲ 台東向以豔陽炙烈聞名,可惜演講當天陰霾有雨,看不到湛藍青空。

 


▲ 劉梓潔在鹿野圖書館前捕捉遠方美景。

 


▲ 演講現場素雅寧靜。

 


▲ 大學生讀者全場勤作筆記。

 

 以下是演講的精采摘要--

⊙紀錄整理:佐渡守/攝影:周月英

 

 各位台東的朋友你們好,我是劉梓潔。其實原本我有一個簡單的簡報檔要用在今天的演講中,但昨晚在做最後整理的時候,發現開卷已經把上禮拜台中大安的那場演講,全程都上線了。我看到他們在戶外大樹下聊天的那種感覺非常好,再回頭看自己的power point,覺得好像在做商品展售會,便決定放棄,決定用比較輕鬆的方式來跟大家聊聊天。我想,既然叫做「作家下鄉」,就是要跟大家搏感情,希望不要把文學當成只是在都會書店裡那麼殿堂、那麼學院的東西。

和台東淵源深厚

 開卷跟我聯絡時,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台東來,我很開心。因為成長過程中,台東跟我有非常深的淵源。我是彰化人,不知現場讀者們有沒有父母或祖父母是來自彰化的?其實在民國48年,彰化雲林那邊發生非常嚴重的八七水災,那時整個農地被淹掉,農民只好移民。有一波的移民潮,說我們到後山去開墾吧!就到台東來了。

 我們家族是很龐大的,我阿公跟阿嬤各有非常多的兄弟姐妹。跟我們家很親密的爺爺二姐一家、以及奶奶大哥一家,他們全部遷到台東來。親戚彼此之間感情連絡非常密切,只要有任何婚喪喜慶,不管坐火車、或叔叔伯伯開車,我們統計好人數,就成群結隊,從彰化繞過高雄、南迴過來台東。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在我們彰化鄉下的三合院,一早起床,看到庭院怎麼有兩三台車?一看是台東的阿伯來了。他們從台東連夜開車,到彰化可能就為了吃一頓晚輩的酒席,或參加一個長輩的告別式。

 我阿嬤到現在都還會講一個笑話,說我大舅公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有次從台東回彰化,騎摩托車載我阿嬤在街上闖了紅燈,被警察攔下來,他很機伶地跟警察講:「我是從台東來的,我們台東還沒有紅綠燈,所以我不知道要停下來。」沒想到警察居然就相信了,把後山想像成很遙遠的地方似的。

 雖然現在有些長輩已經過世,彼此聯繫比較少了,但從小一直到現在,每年到了釋迦的產季,我們家還是會收到從台東宅急便送來的釋迦。因為實在太多了,所以從小我跟哥哥研發了各種玩釋迦的遊戲。我們會咬一口釋迦,在嘴裡嚼一嚼,技術非常純熟地把籽吐掉,然後去猜對方這一口裡有幾顆籽,猜對的人就贏得十塊錢。

 我爺爺那邊的二姑婆,她的大兒子(就是我大伯),是開計程車的,二伯在台東舊站前面開旅社。到了高中大學時,我已經學會帶同學來玩,只要兩個步驟,就可以在台東走遍遍。首先出了新站,跟那些運匠說我大伯的名字,大伯就會來接我們到二伯的旅館去,然後二伯會幫我把租摩托車等等事情都弄好。這些事情隨著他們退休、隨著我離開彰化,跟家人那麼緊密的關係就漸漸疏遠了。所以台東這地方,變成我從小青春記憶裡非常顯著的地標,因為過去對我們家族來講,去台東比去台北機會還要多很多。

 好,關係攀完了(笑)。我再講一個小故事,也是跟台東有關。大概發生在前一兩個月,因為之前跑電影宣傳非常疲累,有朋友推薦我到台北吳興街一家腳底按摩,做簡單的紓壓。因為按摩師都喜歡聊聊天來增進感情,那時按摩師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很客氣跟她說,我是「寫東西」的。她聽了很開心,便說她是來自台東的阿美族,年輕時在台北到處打工,有次在書店外面,聽到作家曹又方的演講(曹又方有台灣文壇維納斯之稱,外型非常亮麗,穿著打扮都很時髦),她說:「女人再怎麼美麗優秀,都要記住你是一個女人,需要保有柔軟、謙卑跟包容。」這句話讓阿美族大姐非常感動,本來不知道曹又方是誰,但之後開始買了非常多她的書,且只要一知道她在哪裡演講,就會去聽。這位大姐說,是曹又方的書陪她度過適應台北的時光,她才有打拼生存下去的勇氣。

 對我來講,小時候我成長的地方也是一個非常鄉下的小地方--彰化縣田尾鄉。從小是書幫助我窺探外面的世界,所有的經歷、巧合,最後又匯聚在一起。十幾年後,大四我開始到開卷幫忙,讀研究所又每年回開卷打工。我記得那時主編要我key in歷年得獎好書,當我打到1980年代到90年代的時候,突然發現那些書,全都是我青少年時期看過的。所以後來自己在媒體工作,就會充滿更大的熱情,因為你知道你現在做的每個動作,可能會讓鄉下的一個小孩有他的獲得。

愛看書的小孩,從鄉下到都市

 差不多在我小學高年級的時候,原本那個很愛玩的小孩,人生有了很大的變化。小學五年級的第一次月考,不知為什麼我考了滿分,老師跟同學都非常驚訝,從此這個小孩被認為可以歸到好學生那一邊,不再是脫線頑皮的學生了。我覺得這就是教育有趣的地方,當你被視為沒救,好像就可以每天快樂的玩;而當老師覺得你有救、是可以被提拔成為未來精英的,你也就開始很警惕,每天對自己說:「對,原來我也是會唸書的。」於是,到了好學生那邊之後,我就每天跟好學生在一起,寫很多評量、讀很多額外參考書,一路很辛苦的當個好學生。上國中之後就要當班長、讀前段班,因為那時還是有能力分班。之後的那個盡頭,就是考上台中女中,離開彰化。

 到了女中,我又一次解放了。我加入校刊社,才發現學姊們全都在看女性主義、存在主義、卡夫卡、馬奎斯……。這時候正好是16、17歲,很急於吸收更多外來的知識。我感覺自己像個海棉,教科書都放下了。那時我覺得考30~40名好快樂喔。因為程度在中後面,反正不是最後面,老師就不會來管你。所以高中每天都很快樂地窩在編輯社辦裡,然後不斷地看書。現在回想起來,村上春樹、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這三位作家當時也非常風行,讓我們接收到了。讀他們的東西時,又被開了另一個視野,跟卡夫卡、馬奎斯完全不一樣。媒體跟出版是文學傳播的力量,而且是非常巨大的。雖然只是那樣小小眾,可是當它到了校園、社團裡的時候,全部的人相濡以沬,每天讀那些東西、討論那些東西,是非常溫暖的。文學的種子,就這樣慢慢埋下去了。

 在台中還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的「都市化」。因為我從鄉下到都市,在台中至少我有音樂會可以聽、有美術館展覽、舞台劇可以看。更重要是有誠品。對一個從小愛看書的小孩來講,我可以離開那個小鎮,從此無需在流動書攤上辛苦地找書。彰化沒有誠品(不像台東還有誠品),本來有兩家金石堂,大概沒有那麼大的閱讀人口,後來一家已經收掉。因為彰化離台中太近了,所有人要看電影、買書、吃飯、逛街,全部要到台中去,彰化變成永遠純樸、沒什麼書店、沒有誠品的地方。

 回到台中女中。那時台中只有一家誠品(在科博館裡面)。我高二的時候,第一次在那裡買了一本書,回來我把墨綠色的紙袋,非常小心地折好,在床墊底下壓平,因為覺得那東西好美、好神聖。差不多到了高二升高三,另一家誠品在中友百貨開幕了。它比較接近台中一中,可是我會在放學後,從學校走一段很長的路,走過中山公園,到那裡買一大袋書,再慢慢走回來。那時的零用錢應該是不多的,但就省喫儉用,包括校刊社有一點稿費,全部都拿來買書,統一發票中的獎金,也直接拿來買書。我想,這種價值觀好像從小就形成了。

 高中唸完,到了大學,第二次北上,好像北伐一樣。這次你要直達那個「文學首都」去,所有出版社、所有書店,都在那裡。我考運還算不錯,考上了師大。上大學那年,又發生另一件大事--誠品敦南店開始24小時不打烊。師大宿舍是有門禁的,但舍監並不會去房間點名,到晚上12點,他就直接把鐵門關起來,意思是有種你就不要回來。因為回來要填「遲歸單」,寄給爸媽,有種的話,從12點到早上宿舍開門的6點,你就在外遊蕩吧。所以如果哪天我打定主意不回宿舍,可能11點多就搭末班公車,從師大到誠品去,看整晚的書,然後早上再搭第一班公車,回宿舍補眠。

 有趣的是,我跟一些分屬在北部不同大學的高中校刊社同學,大家會半夜不睡覺,約到誠品敦南店看書,再去便利商店買啤酒,坐在誠品前面喝,覺得自己是好熱血的文藝青年喔!現在想起來,幹嘛半夜不睡呢?整個大學就在那樣有一點點瘋狂、有一點點文藝憤怒中度過。

 


 

從都會回到鄉野,感覺格格不入

 其實,我的人生是很沒創意的。大學還曾跑去誠品當工讀生,那是一個非常廉價勞工的工作,每天搬書、上書,可是因為可以穿上那件黑色背心,整個人就覺得好有氣質。上研究所後,我的第一份工作,還是到誠品當編輯(那時誠品有份刊物叫《誠品好讀》)。誠品的辦公室設計也跟書店一樣,空間非常舒適,座位很寬敞,每個人都有一面很大的書櫃。每天的工作,就是打電話給作家,採訪邀稿。正當我覺得我的文學夢想,好像逐步實現的時候,這時發生了一件事,重新把我丟回鄉下去--我的父親過世了。我還記得,我感覺像是被人從漂亮的木頭座位裡,硬生生給拔起來,丟回到鄉野。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突兀感?很多我的前輩、四五年級的作家們,不管是吳錦發老師或是劉克襄,在作品中常提到,他們從中南部北上念大學,一開口就感覺自己是外來的,因為中南部的腔調。可是到了我們這一代,從小接觸的媒介都是國語,甚至現在鄉下小孩也不太會講閩南語,已經沒有語言隔閡了。我離開彰化那樣一個鄉鎮,到台中、再到台北,其實適應得非常好,從來不覺得自己是鄉下人。這是一種很有趣的切換能力,譬如我上一通電話還用非常客氣有禮的標準國語,跟作家或出版社對話,下一通就是我媽打來的(賀啦、災啦、賣擱唸啊啦……),在語言上切換自如。但當我被那樣丟到完全鄉野、葬禮的情境的時候,就不知所措、感覺格格不入,因為不知道自己要站在哪個位子。

 最簡單的例子。當我們接到電話之後,到醫院去送爸爸回家。上救護車的時候,救護車司機轉過頭來,問:「你們家是拜佛祖的,還是信耶穌?」我覺得好奇怪,我父親快斷氣了,我現在不是應該「很認真的悲傷」嗎?為什麼用這種宗教問題把我岔開?我完全不懂。後來那司機說,你家有沒有拿香拜拜?我點點頭,他就放了個錄音帶進去,開始播放誦經音樂。那時我就想,如果我說信耶穌,他帶子另一面會是哈利路亞的聖歌嗎?所以在寫電影劇本時,我就把這奇想放進去。

 我覺得鄉下有很多潛規則(或稱民俗也好),是會讓你非常陌生的。那是一種非常疏離的感覺,它會把你推向更疏離的地方。因為你現在要做的不再只是父親過世這件事,你要應對的是整個龐大的民間信仰與親族關係。當我們回到家之後,家裡也不再是原本客廳的陳設了,桌椅全被搬出去,本來跟爸爸看電視、說說笑笑的客廳,已經變成靈堂。我們從醫院回到家,不過短短的十幾二十分鐘,他們連爸爸的照片(身分證照)都已經放大洗好、裱框裱好,放在靈堂上了。我就想,葬儀社是一支怎樣的精銳部隊?為什麼可以在短短時間內破窗而入,搞好這些事情?當下讓我意會到,身為女兒的角色之外,自己又用另外一種眼睛,去看這整個葬禮的過程。

 其實真正觸動我去寫〈父後七日〉這篇文章的,是當葬儀社的人員幫爸爸換好衣服後,道士穿著五顏六色的道袍進來,拉開布簾,非常虔敬地對爸爸鞠了躬,然後用文雅的台語對他說:「今嘛你的身軀攏總好了,無傷無痕,無病無煞,親像少年時欲去打拚。」讓我非常震撼。因為我是讀台文所的,我以為在學術殿堂裡,才能夠讀到這麼文雅的台語,沒想到在鄉下、在我出生長大的窮鄉僻壤,從一個看起來粗曠、感覺沒讀過什麼書的道士口中,竟然能用這麼莊重的語氣,念出這麼典雅的一串,像漢詩一般的文句。雖然那時我正跪在旁邊,可是我心裡一直想把這句話記下來。當晚燒腳尾錢的時候,我拿了日曆紙,把它寫了下來。那時候我想,如果日後我要把這些過程寫成文章,這句話將會是整篇文章的開頭。後來它果真成了〈父後七日〉那篇散文的開頭,也是電影正片開始的第一句台詞。

 整個葬禮結束,到真的提筆寫作、參加林榮三文學獎,大約經歷了一年的時間。因為我還是一樣,在找自己那個位置--我要怎樣去看待鄉土這些東西?我是用一個回來奔喪的女兒?還是用一個從小在那邊出生長大、跟那片土地的連結?其實是會非常矛盾的,那就不是國台語切換那麼自然了。

 在葬禮過程中,讓我驚訝的是那樣的民俗儀式,所以我曾經想做很「文化式」的書寫,甚至還到書店找了道教葬禮的參考書籍,希望把它寫得像「民俗誌」,每個儀式背後的典故或意義,我都可以把它寫出來。可是我發現一寫之後,原本最直接、最突兀的感覺全不見了,所以最後我放棄掉那些東西,寧可保留最初對這些儀式完全不懂、被道士叫來叫去、茫然手足無措的感覺。當然,這之中又伴隨著跟父親的記憶,只能夠在很微妙的時候出現,最後就寫成了〈父後七日〉。

 很幸運地,這篇文章得到林榮三文學獎。參加這個獎當時有幾個考量,第一是林榮三文學獎的字數比較寬鬆,散文可以寫到4000字(兩大報文學獎的字數限制大約3000字);第二個原因是,它的獎金在當時是最高的(現在好像普遍都提高了);另外,第三個原因,它才第二屆,是一個新的文學獎,我覺得用一種比較反諷、反骨的方式,去寫葬禮這麼一個特殊題材,也許在新的文學獎裡比較有可能被看見……。自己做了一些沙盤推演之後,蠻幸運的,得到那一屆的首獎。

 大概文章登出半年後,電影公司就來聯絡我,問我願不願意改編成劇本。當時我很猶豫,因為覺得這是我家裡的事情、自己父親過世的事情,寫成文章就算了,為什麼還要拍成電影給人家看?電影拍起來會是怎樣?會像喪葬錄影帶嗎?那樣的東西會好看嗎?……很多的問號。就在我重新思考,散文寫完之後,有沒有什麼遺漏之時,我又想起文學獎公布之後,我們老家發生的一件事情。

老家的圍牆,鄉土人情的展演場

 林榮三文學獎因為才第二屆,所以整個頒獎典禮的報導,在《自由時報》上面登得非常大。想當然爾,彰化鄉親都看到了我的名字,連照片都在上面。所以呢,我們老家的圍牆,先是村長來留了一張紅紙,「賀!劉梓潔小姐榮獲林榮三文學獎 正義村村長」。村長貼了之後,鄉長不貼也不行了,就請鄉公所毛筆最好的職員來寫了貼上去。幾天過後,縣議員、鄉民代表會主席、婦女會理事長、農會總幹事、社區發展理事長……,全部都來貼。我家圍牆上面,貼滿整排,越貼越長。

 



▲ 老家牆上的賀喜紅紙,勁爆又生猛。(取自劉梓潔部落格)

 我當時還留在都市裡,然後苦笑。因為這些鄉親的舉止真是太勁爆、太生猛有力了。事後我在想,傳統葬禮能夠在鄉下被保存下來,除了儀式之外,最需仰賴的,正是背後這些人情。就是這些鄉親,不管做什麼事情,他們都要搞得像選舉一樣,全面啟動、全面動員。即使到現在,去年我哥哥結婚,也還是這樣。這一家人辦喜事或喪事,同村裡的其他人,那幾天是不准開火的。到了該吃飯的時間,婆婆媽媽這些女眷們就到這家廚房幫忙,煮了好幾桌的菜,所有村裡人圍在這家的庭院,好幾桌擺開來吃。吃飽後,是喜事就搓湯圓,喪事就摺紙花,摺著摺著,大家就會聊開來,整個像嘉年華一樣。也因此,我在把〈父後七日〉轉成劇本的時候,就希望把它變成熱熱鬧鬧的喜劇。好像葬禮不是重點,重點是放在背後這些人物、這些人情上。

 當初在構想人物的時候,我覺得故事一定要由有趣的人物帶出來。在我爸爸的葬禮過程中,最戲劇性的角色就是道士,所以我想把他編到劇本裡去。另外是孝女白琴這個角色,在我父親的葬禮是沒有的(我父親也交代過一切簡單樸素就好,他不喜歡太吵)。可是我從小到大參加過的長輩喪禮,常會看到這種角色,尤其是我阿祖(爺爺的媽媽)過世的時候。我記得那時我才五、六歲,還沒上一年級,因為親族很大、子孫很多,阿祖的告別式請了不止一個孝女,有的代表兒子哭、有的代表孫子哭。那時我還不曉得她們在幹嘛,就跟著孝女旁邊爬,看她有沒有真的哭,然後站起來告訴大人我的發現,說「她都沒有掉眼淚耶」。

 而且孝女還會一人分飾多角。葬禮的時候,她們扮孝女;誦經的時候,披上黑色道袍,當誦經的師姐。到了喜事,有卡拉OK表演、需要脫衣舞女郎,她又換上小禮服,上去唱歌,或在後面彈電子琴。社區有晚會(可能有候選人凍蒜),就去當主持人,周旋在地方人士之間,順便為她後面的生意鋪路。這種大姐、阿姨,這種女性堅韌的代表,是我從小在鄉下常看到的。尤其田尾是種花的地方,我們周圍出去就是公路花園,每個家裡都有苗圃。這些苗圃場的女主人,非常幹練,第一要會開卡車、能搬重物,又因為是老闆娘,還要維持漂漂亮亮的形象。所以在田尾,常會看到那種大卡車停下來,跳下來卻是一個穿細跟高跟鞋、頭髮吹得非常有型的媽媽阿姨,很俐落地招呼她的客戶。於是,我另外設定了一個孝女白琴的角色,她就是這種十八般武藝樣樣皆通的女性,鄉間典型的代表人物。

 電影需要一些趣味,我就把這個道士和孝女,組合成一對情侶,由他們鋪陳整個故事的發生。的確,這些風土民情之所以能在鄉下保存下來,靠的就是這些職業人士不斷的千錘百鍊,才能存留。否則以現在越來越「文明」的趨勢,葬禮都漸漸簡化了,甚至朝向歐美或日式的走法──記得《父後七日》電影宣傳時,我們去了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辦講座,有位專門研究葬禮儀式的老師,跟我講了一句很有趣的話,他說:「如果當初妳們家請的是人本企業,妳就寫不出這樣一篇文章了」。對,我覺得也是。

 其實不僅在都市,我知道現在有些鄉下的葬禮,也不在家裡辦了。把親人送到殯儀館,要上香的親友們,就直接到殯儀館去,殯儀館會有專業人士看守,所以家人也不用在那邊守靈。回想起來,我父親那七天葬禮,讓我好像又重新跟家人在一起。我已經沒有那麼長的時間跟他們一起生活了,晚上跟哥哥、妹妹睡在棺木旁的草蓆上,來來往往的親戚朋友那麼多,反而覺得那是另一種親族凝聚的機會。如果今天爸爸是被送去殯儀館,然後我跟哥哥各自過去、各自回家,我想可能會變得有一點點的失落吧。

幽默看待出生的地方、經歷的過往

 《父後七日》電影出來之後,不斷有人在探討這些問題。讓我很驚訝的是,大部分的人覺得我是在批判這些「陋習」,每次我都澄清得蠻辛苦的。也有比較保守的衛道人士,覺得我這樣是對宗教與往生者的不尊重,可是我覺得不是這樣的。當我們對所出生的地方、所經歷的過往,能用比較幽默的方式去看待、大家看了都會笑的時候,我想那是一種包容。也就是你能夠理解--為什麼所出生的方式會那樣子、為什麼會用這樣的方式去詮釋……我想,那之間是有一定距離的。如果我今天沒離開過鄉下,沒用一個外來者的、或說重新返鄉的人的角度來看待的話,我可能看不到這些東西,對我,可能就變成很稀鬆平常的事了。

 《父後七日》電影宣傳期間,我還有另外一個困擾(也不能說是困擾),就是它造成這麼大的口碑跟迴響,我都不覺得是電影本身的故事性有多強,或是有多大的拍攝技巧在裡面。我覺得是它勾動了每個人成長過程中,跟親人告別的一些記憶。通常我們對這些事,只想趕快把它塵封起來,把整件事情遺忘掉,趕快隨著喪禮、喪假的結束,回到正常的生活。可是《父後七日》卻又勾起觀眾對喪事的記憶,所以當我們做電影映後座談的時候,很多觀眾情不自盡地,開始分享家人過世的經歷,常常講到哽咽、悲從中來。其實在場我都會非常不忍、非常的難受。因為我不是一個教父或教宗那樣的角色,我沒辦法去安慰、去做什麼動作,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怎麼處理。一個陌生人,當他看完這90分鐘的電影,竟然能夠跟你傾訴他塵封很久的傷心過往……。剛剛在路上跟開卷聊到,到底是文字媒體,還是影像媒體的渲染力或影響力大呢?我想,其實是到了映後座談的時候,我才感受到那個影像的威力。

 


 

用真誠去了解這塊土地

 另一個有趣的事情,是很多人會把電影跟原著做比較。我想這是難免的,因為現在文學改編的電影越來越多了。當我是一個讀者或觀眾的時候,也會去比較,到底《斷背山》是原著好看?還是電影好看?關於這個,我都有一個很奸詐的答案--就是如果人家說電影好看,我可以說劇本是我寫的;如果說原著好看,我也可以說散文是我寫的(笑)。我想還是回到媒介的特性吧,其實文字跟影像是兩種不同的媒介。文字很有趣,你一定要把它壓到最壓抑,最後爆發出來的力量才會越大;影像則要攤開給你看、演給你看,你才會去獲得一些東西。所以它們打動人的方式,我想是完全不一樣的。

 還有一些問題是,有些比較批判的讀者,他可能會告訴我:「你這樣是在消費鄉土」。我覺得這是好大一頂帽子,這很難去界定怎樣是消費、怎樣不是。我想可能從《海角七號》,到《父後七日》、《艋舺》、《雞排英雄》……都會面臨這個問題。我記得今年五月份去倫敦影展,到劍橋大學放映與座談。那時有位台灣留學生問我,當我寫這些鄉土橋段的時候,是否就已經知道它能引起觀眾共鳴?例如裡面我寫了道士把髒話串成一首詩,然後在鄉間小路上朗誦,我就知道這邊會是觀眾的笑點嗎?我說:「對,的確是這樣。」可是,我還是不覺得這就是在消費鄉土。於是,我花了一些時間想這個問題。

 後來我瞭解了。當你的鄉土題材拿給鄉下人看時,他們還能有共鳴,我想你就做到了「真誠」。因為如果真是消費的話,有一些東西──我原本不想這麼機車,可是我還是講好了。前陣子有些事情我實在看不下去,就在臉書上發了一些小小聲音,沒想到獲得很大迴響,那就是鳳梨酥這東西。我不知道鳳梨酥已經變得這麼熱門,而且所有鳳梨酥品牌都要寫故事。你可能收到包裝精美的鳳梨酥,裡面寫著這個鳳梨酥的來源、關於他阿嬤怎樣從種鳳梨開始……等等。我在臉書上寫說,沒想到現在賣鳳梨酥還要這麼會講故事,看到迴響才知道,這種「鄉土行銷」已經風行到「可能連他阿嬤都不知道有這件事」的程度。以阿嬤為行銷賣點的這種東西,相信眼尖的讀者或買家,還是會發現其中的不同。我想那個差別,取決就在於「真誠」吧--你是不是很真誠地去了解這塊土地,然後用你很真誠的方式,把它表現出來。

 如果當初我是以一個「從都市回來的人」,用負面的角度去看鄉土這個很傳統、甚至鋪張浪費的葬禮,我覺得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它會變成一個完全批判的東西,在那批判之下,很多比較包容的、或柔軟的東西,就會被犧牲掉。如果我完全用一個「失去父親的女兒」,用那麼可憐的角色來看這整個葬禮,又會像「哭天搶地文」,我只是陷溺在悲傷裡,去懷念我父親,會變得跟其他觀眾沒有關聯。記憶是很私密的,你怎樣把它講到引起共鳴,其實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人物設定的幾點考慮

 在改編成電影的過程,我又做了一些嘗試。像是我並沒有把女兒的角色,設定成一個作家,因為那就太自溺了。我是很害怕自溺的人,如果文學或藝術創作有兩邊,一邊是疏離、一邊是耽溺,我永遠會傾向疏離那一邊,因為那樣才會讓我更清楚地看到所有的事情。所以我把女兒設定成一個上班族,一個很容易在台北街頭看到的粉領新貴,穿套裝、高跟鞋,在外商公司上班,偶爾還要加上點英文。然後這個爸爸,我也把他設定成台灣典型的爸爸。我父親也就像這樣的人,只是我爸不是擺地攤的,他是很尋常的上班族。會把電影裡的爸爸設定成在夜市擺卡拉OK攤,其實是為了多一點點畫面。

 電影裡,哥哥的設定是比較有趣的。我哥是建築師,也在台北工作,只是在電影裡面,因為要拉開兄妹之間的張力和距離,就不能兩個都是從台北回去的白領,這樣角色重疊太大了。所以我把哥哥設定成可能書讀得比較不好,一直留在鄉下,跟著爸爸擺攤。記得是去年電影節那天,《父後七日》在台北中山堂首映,我哥、媽媽和妹妹第一次來看。看完之後,哥哥一直不跟我講話,我就想,是不是因為我把他寫成擺地攤的,所以不想理我?後來他到臉書上留言才說,是電影讓他勾起了對爸爸的回憶,所以一時說不出話來。

 其實更無辜的是我妹,因為電影裡面根本沒有妹妹這個角色。劇本的寫作技巧跟文章還是不一樣的。同樣的理由,在劇本裡如果有兩個女兒,觀眾會分散注意力,無法專注在女主角身上。如果出現妹妹,除非是壞女兒,否則她的角色跳不出來,就會變成雞肋。我直接把妹妹這個角色刪掉,我妹她就更在意了,到現在都會叫我補寫一篇文章,來說明其實我還有一個妹妹。

 再來就是媽媽這個角色。同樣是回到寫作者怎樣誠實地去抓住他能掌握的東西--如果我把媽媽的角色放到電影裡面來,我是沒辦法很充分去表現她的。因為媽媽畢竟是陪爸爸最久的人,父親最後進出醫院,也都是媽媽一手在料理。除非我是媽媽,否則我沒辦法進到她的內心,去真實描繪出她整個心境的變化。而且她還是一個「護喪妻」,我覺得如果把護喪妻放進一個講父女感情的電影,她還是一樣會被分散掉,沒辦法聚焦在父女身上。所以我也把媽媽犧牲了,設定成媽媽在兄妹很小的時候就過世了。可是我媽媽沒有很介意耶!她看文章的時候哭哭啼啼,但是看電影時,倒是笑得很開心,把它當作喜劇來看。

符合需求的智慧型咖啡機

 《父後七日》得到這麼大的迴響,我都會用一個譬喻來形容自己。因為從畢業之後,我一直在做文字工作,編輯、記者,到後來還去寫產品文案、活動文案。文案那種東西,是更要符合顧客需求的一種文字表現,所以我都形容自己像「智慧型咖啡機」--客戶只要一按鍵,說他需要什麼濃淡、加多少糖、多少奶的文字,我就可以自動運算,產出他想要的咖啡。當文字已經變得非常熟練的時候,是可以做到這種程度。而且我在拍電影前最後一份工作是活動文案,活動文案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跟政府要錢。後來只要老闆說,這個企劃書是要給文建會的、給新聞局的、或是給文化局,我就可以很精明地知道,要怎麼對顧客的口味開菜單,就能寫得出來。

 但是到了〈父後七日〉寫完、拍成電影之後,我突然覺得,它就像什麼都不加的濃縮咖啡。大家都知道義式咖啡Espresso,出來就是一點點,可能只有60ml。〈父後七日〉也只有四千字,是很濃的,還沒加水、加糖、加奶的咖啡。就因為它只有一點點,自然而然地讓觀眾和讀者,看的時候會去喚醒自己的記憶跟經驗,和過往的一些創傷,然後把它加進去,就像自己加點熱水、加點糖、加點奶,去得到他想要的甘醇入口。寫作到現在,我很慶幸自己,是去粹煉出這杯濃縮咖啡的人。

 



▲ 現場聽眾回應熱烈。

 

【現場問答】

Q:我很喜歡〈瑜珈就是我家〉這篇文章,想請問作者跟瑜珈的關係?

劉:我好開心喔!本來擔心大家都想聽《父後七日》。即便在寫作技巧的課上,學員們最後都還是想問《父後七日》,有些甚至問到很細,我就擔心「劉梓潔=父後七日」。當然出版社跟作家好友會安慰激勵我,說我再多寫幾本,就沒有人會記得前面了。所以我很感謝這位讀者提出這個問題。

 〈瑜珈就是我家〉是我散文集裡比較後面的一篇,是去年截稿前才寫的。瑜珈是我近幾年新的喜好,常常我提到我在上瑜珈,對方就會問,那你的腳可以舉到頭頂嗎?妳筋很軟囉?妳可以倒立嗎?……其實yoga這個字在梵文裡是uni、合一、連結的意思,幫助你把身心靈整合在一起。有時候一些心靈導師、激勵課程的專家,會告訴你要放鬆,人生才會愉快,但你去觀察他的身體,可能肩膀整個是聳起來、是緊張的。身體會不經意去反映我們的意識,只是我們不曉得。所以在瑜珈裡面,我常會去觀察自己的身體,呼吸的時候,享受自己的身體,去拉開身體的空間。當你離開瑜珈課程,回家之後,妳在那墊子上訓練的思考模式,跟你身體、意識的連結,是會帶動到生活來的。

 講一個簡單的例子。瑜珈有一個很大的涵義,就是「停留在你最舒適的位置」,這句話就已經是人生很大的哲理了。妳如何在人生高處與低處,都停留在最舒適的位置,而且要舒適且穩固,不會覺得氣急敗壞、呼吸急促,那已經是非常難的。當我面對電影沒有資金,停下來一年多,才又重新後製完成,這整個過程,如果我沒有時時讓自己停留在最舒適的位置,可能是沒辦法挺過來的。我在瑜珈裡面獲得了舒緩,另一位導演王育麟,則是尋求另一種管道,在電影最焦頭爛額的時候,他受洗成為基督徒了。

 其實電影宣傳結束後,我已經不太接演講了,這一場的確是因為開卷的關係,我是在開卷長大的,所以我不能不來。我很欣賞妮可‧基嫚,記得看過一篇訪談,記者問她,你覺得在演藝圈最難的是什麼?她回說是「名利」--乍看之下它可以為你帶來很多好處,可是你卻像隨時跟400噸大猩猩搏鬥。《父後七日》結束後,有很多的邀約,甚至到了美容產品發表會、大賣場開幕都來邀請。這類場合我知道我一去,就會是個不舒適的位置,因為我只是一個寫作的人,那些好像都不是我該在的位置,就像硬要我把腳舉到頭上去,所以我會比較勇敢地推辭。如果我是過去那個膽小的自己,怕得罪別人,可能就會傻傻的去參加,然後把自己搞得很累,不像我自己。

 包括一些悲傷的療癒跟沉澱,我都是靠著瑜珈。寫〈父後七日〉時,只要寫到自己一哭,我就覺得我是個俗辣,很遜,很討厭把自己暴露在難過的情緒之中。我有一位外籍瑜珈老師,我在她的書上看到一句話「不要隱藏你的淚水,最堅強的人是平和地跟它在一起。」這對我非常受用,在寫散文集後面篇章的時候,我就知道,什麼是有控制、有覺知的淚水;什麼是不知控制的情緒,瀰漫在你的文章上。這都是很好的訓練,不止是瑜珈,很多運動都可以進入到身體跟意識的連結,都可以去探索。

Q:為何《父後七日》的散文跟電影,風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

劉:我覺得散文是一個比較自我、也可以很霸道的東西,你寫到了什麼就是什麼。我記得得獎文章登出來之後,想當然我們彰化龐大家族都要他們的小孩去讀,有個堂叔叫女兒剪報,女兒跟他爸爸說:「裡面有髒話耶,為什麼可以得獎?」光是「靠北」這兩個字,到底是要用直譯的「哭爸」?還是用網路語言「靠北」呢?我想了很久,最後決定用「靠北」,因為我覺得那是最接近口語的文字。

 當一個創作者,你可以有絕對霸道的權利,你說是的時候,它就是了。你越想去追求它的正確性,就跟直接的感覺離得越遠,所以我故意走不完全正確的道路去寫。你可以說,我在寫散文時是霸道的文學創作者,可是寫劇本的時候,我就多少要變回智慧型咖啡機。你不是要讓大家來看劉梓潔的爸爸掛了、劉梓潔很悲傷,而是要讓大家都在裡面看到自己的故事,只是裡面的情感跟真誠的部份,是從散文挪過去的。

 但有趣的是,《父後七日》在籌措資金的時候,找的幾個投資者都覺得:「你們這是文學作品改編的,是藝術片」,很不看好。賣座之後,在圖書館卻有讀者問我:「妳已經寫了商業片了,下一次要不要寫個藝術片?」對我來講,我沒有商業跟藝術的包袱,只有好看與不好看。好看就是讓你哭、讓你笑,或是帶給你思考;不好看就是該笑的地方很冷,該哭的時候覺得不干我的事。我覺得台灣年輕的導演,漸漸都知道怎麼去跟觀眾溝通,怎麼做到通俗但不媚俗,不再只是靠砸蛋糕或滑倒那些低笑點的東西了。

Q:成長過程中您可能希望成為作家,當時父母的管教跟影響?

劉: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那過程,當然要經過長期的革命才有辦法。一直到現在,連今天早上我跟媽媽說我要去台東演講,她還是會跟我說:「講一場能賺多少錢?妳為什麼不去找個比較穩定的工作?」媽媽那種擔憂,永遠把我當小孩、永遠愛唸,我覺得每次都在。像得獎這種事情,對他們而言是一個交代。

 以我自己革命的歷程,是從上大學就開始。可能從填志願都是母女要一起聲淚俱下那樣。我記得媽媽當初希望我讀彰師大英語系,以我的分數是可以讀的,彰師大離我們家又近,若當英語老師又可以開補習班賺錢,生活也很穩固。可是那時我覺得「不行,我要到台北!」所以還是到師大去。教育學分不修白不修,修了之後我又不去當老師,那又是另外一場革命。後來我只好說,我要繼續讀研究所,又趕快考了一個研究所,進清華台灣文學所。讀到碩三碩四之後,我又不想寫論文了,怎麼辦呢?只好跟媽媽說,我想先工作賺錢養自己,不要再造成妳的負擔了,所以學校那邊先休學……,用這種騙術,媽媽也就覺得OK。

 出來工作之後,因為工作有一定的忙碌程度,主要是自己的心境,脫離了學校環境之後,投入職場,就真的很難再回學校。所以就這樣子,一直有一搭沒一搭的工作、接案。其實我媽媽到現在都還是在擔憂的,即使出了書、有了電影。每次得獎她是都很開心,我記得我把金馬獎拿回家的時候,她也是一邊擦那隻馬,然後一邊唸:「妳到底接下來要做什麼?」就是這樣,永遠很難叫父母去非常認同你,說你做這件事情是對的。除非我真的去當老師,很穩定地工作。要讓父母真正放心的方式,就是我真的做了一些什麼,讓他看到了,不會覺得我只是在外面鬼混,過得好像有一餐沒一餐似的。

Q:我想要分享參加這場演講的經過。上禮拜我們就來了,很擔心人很少、或是沒位子,果真沒什麼人,才發現原來我們記錯時間。我先生一直催促要來聽這場演講,還催促我要看完電影,我是上禮拜來之前的半小時才匆匆看完電影的。我覺得書很不錯,但電影更讓我感動,我跟先生說電影比書好看耶!(但先生叫我到了這裡不要亂講話)……。我最感動表弟的角色,一個典型的新世代潮男,卻能在舊的甕裡流出它的味道。

劉:很棒的分享。在我現實生活中真的有這樣一個潮男表弟,現在是大學生,頭髮留得很長,打扮都很潮,內褲穿得比牛仔褲高。這種小孩很有趣,他平常跟朋友玩得很瘋,可在當他媽媽說,我們現在要回鄉下去,他又會很乖地跟回來,跟表哥表姊玩得很開心。改編劇本的時候,還有一個技術上的考量,就是電影裡面需要有個帥哥會比較好看,所以就安排這個角色。在觀眾的迴響裡,很多跟表弟差不多年紀的高中生、大學生,特別喜歡這個角色,因為覺得跟自己比較接近。更小的國小、國中生,甚至會去模仿小莊的台詞和行為。比較熟齡一點的觀眾,覺得表弟好像象徵著傳統文化的承襲。我覺得每個解釋都是通的。可是我最初的初衷就只是,我希望電影裡面有個帥哥而已。

Q:《父後七日》出版前一個月,我才經歷過一個喪禮;今年6月我又經歷第二次,對喪禮帶有敬畏恐懼。小孩衝擊應該是最大的,會問我人死了到底去哪裡?想請教作者的想法。

劉:我發現這真是一個人生的功課。我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現在都還健在,有時我會跟媽媽、妹妹玩笑說,我們至少還要「舞四場」,好像再忙完這四場,就有免疫力了。可是後來參加一些同輩的葬禮,還是讓我觸動。我有位大學同學前年因為癌症過世,去年則是一位文化界的大哥,孫大偉先生。我在寫〈父後七日〉續篇的時候,就寫到我最後一直在尋找「爸爸現在到了哪裡」這件事情。我還想去觀落陰,我是很「嚐百草」的那種人,想試試看人家講的是真是假(後來沒有去做)。

 書裡也寫到,我在爸爸過世一年多,電影停擺下來那段時間,去了日本的高野山,去空海大師的廟看風景,讓心情沉澱。那時剛參加完大學同學的葬禮,我看到廟裡有幫往生者點蠟燭祭拜的服務,就幫我同學點了一根蠟燭,回頭才發現,我怎麼又忘記幫爸爸點了?那時,我爸爸已經過世三、四年。我走著階梯,那時還在下雪,帶的衣服不夠,整個人在發抖。突然間我有個頓悟,就是,我不再需要幫爸爸點蠟燭了,因為對我來講,他已經是「一個永恆的存在」。

 我剛剛講的孫大偉先生,他的好友柯一正導演曾寫了一篇文章,滿輕鬆幽默的。文中寫道,他夢見大偉來找他,大偉問他「我到底要到哪裡去?」最後柯導告訴他「你就在愛你的人心裡休息吧。」孫大偉先生就接受了這個最後的提議。我想,你覺得他在哪裡,他就在哪裡。另外,我也常常被讀者問到,失去親人的悲傷到底要多久才會消失?有次座談,一位生死學老師說:「悲傷永遠不會消失,可是它會給你力量。」我一直到現在都還在練習。常常有人會說,你寫了〈父後七日〉還拍成電影,又不斷不斷地講,那不是一直挖傷口嗎?我覺得藉著一次次講,是一次次的療癒吧。當你能跟這個東西處之泰然的時候,某些部分是你已經找到跟它相處的「舒適位置」,跟瑜珈的鍛鍊一樣。「失去父親」這件事,我已經跟它處在很平衡的狀態了。

 這位讀者你可以去看日本小說家遠藤周作的《深河》,裡面在解決小說主角追問他的太太死了之後會到哪裡去的問題。他瘋狂到聽說會投胎轉世,就不斷透過各種管道,想知道有沒有哪個地方的小孩突然會講日文,那可能就是他太太的靈魂轉到那邊去。最後他聽到線報,說印度有個這樣的小孩出生,便千里迢迢跑到印度去……。這本小說很值得一看。

Q:我娘家父親走了四年,母親仍很難走出傷痛。想請問以我一個嫁出去的女兒,只能多回去陪陪她,除此之外,要怎麼安慰開導媽媽?

劉:我的做法也是跟這位讀者一樣,常常回去陪媽媽。因為媽媽平常是跟爸爸一起睡,少了枕邊人,所以我回去甚至不睡自己房間,都去她房間陪睡,現在想起來真是不可思議的舉動。我陪了她一段時間,但真正還是要媽媽自己能夠走出來。像我媽是一個很堅強的女性,不太希望麻煩小孩,所以她會跟很多婦女會這類團體出去旅遊,也玩得很開心。有空的時候我也會多帶她出去玩。

 可是媽媽總是難免會有悲傷的情緒……我再講一個笑話好了。遇到像哥哥結婚這種事,媽媽可能就會覺得,如果你爸還在就好了;或是過年,桌上有爸爸愛吃的菜,媽媽難免也會感傷一下。後來我得金馬獎的時候,就跟我媽說:「你現在就不能講如果爸爸在就好了。如果爸還在,我當然就不會得這個獎了。」(笑)有時候調皮一點,講一些無傷大雅的話,裝得皮皮的,媽媽可能反而會去接受。

 我媽有一群好友,這些阿姨們都處得很親密。其中有個阿姨講話很豪邁,像電影裡的阿琴,很幹練、笑話常會脫口而出那種。我忘記是台北電影節或金馬獎得獎,這位阿姨早上看到報紙,就很高興捲著報紙跑到我家,跟我媽講:「話是不能安捏說啦,但我實在忍不住想跟妳說,恁尪實在死得很有價值咧!」我媽聽到也就笑了,這種有點禁忌的笑話,在笑的同時,有時就可以消解掉那個悲傷。

Q:想請問有沒有受到哪個作家的影響?或喜歡什麼樣的作家?

劉:我覺得跟閱讀有很大的關係。我也是漸漸在爬梳自己閱讀脈絡的時候,發現出版社跟媒體真的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像剛剛說的,高中讀卡夫卡、馬奎斯……,讀的是志文的版本。若不算那個的話,一個新的浪潮,像村上春樹、卡爾維諾、米蘭昆德拉,這種西方新的大師文學作品進來,我覺得都是因為出版社很大力的推動,所以我們才能看得到。

 麥田的【當代小說家】系列出來的時候,那時我正好讀高中,王安憶、莫言……等等,都是那時候看的。朱天文、朱天心是更早就看了,小學同學的姐姐讀高中,我就看了《擊壤歌》,還開始玩角色扮演,你是小蝦、你是魚、你是阿丁……這樣。

 我自己最喜歡的作者是寫《寡居的一年》的約翰˙厄文,因為他說故事的能力很強,他每一本小說都很厚,可是我都可以從頭看到尾,長篇能這樣很不容易。華文作家的話,我覺得是沈從文,像《邊城》,他的文字很乾淨,卻很有力量。

Q:我想呼應剛剛那位媽媽的問題。我家姐妹五個,我應該是比較會讀書的,可以說跟劉小姐背景滿像的,現在想起來好像文藝少女(現在是文藝婦女)。我也是中文系畢業的,最後我選擇的路,是像剛剛你講的,找一個比較安定的、像老師這樣的啊──我就是那個老師。我居然從國小到大學,都立志要當作家,所以我很羨慕妳去做了編輯,羨慕妳真的寫了很多東西,妳一定很愛看書和電影,而且又把電影跟妳寫的東西結合,發揮出來。我很羨慕妳。所以,那位媽媽啊!你不要管他,他只要喜歡看書就夠了!我相信那個價值應該大很多。

 

Q:我現在是阿嬤級,不像劉小姐還有四場很累,我已經沒有四場啦!因為我公婆、爸媽都往生了。我們就是「古早味」的,那個歷程我可以想像得出來。我想把我的心得告訴大家,就是--我沒有往生,可是我知道,人死了去哪裡。因為我的那四場,我覺得他們沒有死,我只要一想到,他們都會在我身邊。只要你的心有愛,他們隨時都在。他們去哪裡了,你自己知道。

劉:我覺得《父後七日》的電影,一路的口碑也好、得獎也好,書的暢銷、受到的肯定……,好像默默之中都會有一個天使,在保佑我們,讓一切像順水推舟。本來只是大家拍一個片子,當做影展片,甚至當成藝術片放一放,沒想到參加第一個影展後,片商覺得很有商業操作的可行性,原本上10家戲院的規模,到上映前一個月,因為得到台北電影節兩個獎(最佳編劇跟女配角),結果一夕爆紅,戲院就從10家增加到40家。好像有天使在庇蔭著,我都一直默默的當作是我的父親,他在幫助我們。

Q:未來你會再接觸電影嗎?還是會專心在文字創作?

劉:散文、小說跟寫劇本,會有不同的快樂,我現在是兩邊都寫,我不知道我到底會靠哪一邊養哪一邊,現在還看不出來。編劇這個行業在台灣的身世很模糊,導演也覺得他們需要一個寫手吧?但就是幫他們把腦袋裡的東西寫出來而已。在台灣,並沒有專業編劇這樣子的職銜,我很努力的要往這個路邁進。

 我真的覺得一個好的編劇,才是電影的靈魂。在西方、好萊塢,真正名牌的編劇都是很受到推崇的。講我們最熟悉的日劇好了,日本很多「掛保證」的好戲,其實掛的就是編劇的名字。我還在努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現在有一個新的電影劇本正在寫,同時我自己的散文跟小說也慢慢在進行。

Q:當一個作家的寫作瓶頸在哪裡?

 我是很有紀律的人,有可能是瑜珈的幫助。我是「海明威」型的那種,就是早上起來先削很多鉛筆。村上春樹是去慢跑,我是白天有太陽的時間才寫作。我發現天黑之後寫作會失眠,而且我覺得身心愉悅、身體健康,身心狀態都很好,是寫作最重要的部份。你只要鼻子過敏或頭痛,可能一天都沒有辦法寫的。

 所以我現在強迫自己,不管能不能寫得出來,白天的早上八點到下午三點這段時間,我不排其他事情,就讓自己乖乖坐在電腦前。至於那個瓶頸,就是你坐在電腦前面,卻什麼東西都寫不出來。可是我覺得不能放棄,因為一旦離開你的電腦,可能後面都空白了。所以那個規律是很重要的,假如讓自己有一天熬夜寫作,那可能會完蛋、會越寫越「黑暗眠」。

 



▲ 讀者排隊等候簽名。

 


▲ 熱情的阿嬤讀者借用「智慧型咖啡機」的梗,向劉梓潔說:「謝謝你今天請我喝了一杯咖啡,我要回家慢慢回味。」

 

 

2011【作家撒野‧文學迴鄉】系列講座

主辦:台灣文學館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協辦: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台中市大安區圖書館、台東縣鹿野鄉立圖書館、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台中市大里區圖書館、澎湖縣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岡山文化中心分館、古坑國中

 

2010【作家撒野‧文學迴鄉】系列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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