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作家撒野・文學迴鄉 3:陳芳明–我的文學歸鄉路


第三場

陳芳明:我的文學歸鄉路
精采內容摘要

編按:

 南投縣竹山鎮高家,一門六兄弟,出了四個博士,事業有成之後,兄弟們為了反哺父母親恩、回饋鄉里,便在自家祖地上興建了一座地上3層、地下2層的「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建築物蓋好後,原本想捐給政府去經營,但六兄弟中在台北從事律師工作的高瑞錚律師(美麗島事件時擔任陳菊的辯護律師),擔心政府把它做成蚊子館,所以就自己跳下來主持館務。巍巍如莊園的館舍、花木扶疏的庭園、館內豐富的藝文活動,以及高律師的誠心奉獻,都已成為竹山地區的傳奇。

 參與過黨外運動的學者作家陳芳明,一路聽聞高瑞錚捨政治蓋圖書館的故事,已是嘖嘖稱奇,到了欣榮,細雨中迎接他的館員林龍志,又曾是他政大中文系的學生,一聲「老師!」把陳芳明和欣榮的距離拉得更近了。

 颱風盤旋,竹山已下了多天的豪雨,原本擔心讀者因此稀少,但演講廳幾乎滿座,走道也坐了人。開場的館務顧問劉儒淵博士說,欣榮經常舉辦各類演講,但這是首次有大師光臨。陳芳明果然有「大師」的演講風範,在已舉辦的「作家撒野˙文學迴鄉」演講中,欣榮讀者是最勤於作筆記的。

 互動時間比預期的延長,讀者中,有關心台灣政治前途的,也有關心台灣文學發展的。竹山高中的幾位女學生結伴而來,她們純真的面容上洋溢著對文學的渴求,她們是為追求啟蒙而來。

 演講完,館外仍飄著雨絲,大夥穿過綠意盎然的庭院,離去前,陳芳明不禁對他的學生說:「我的書都捐給了政大台文所,以後我會重新考慮,你們需要什麼樣的書?」

 



▲ 漂亮的圖書館大樓,猶如一座莊園,台灣的公共圖書館少有這麼漂亮的環境。

 


▲ 細雨中,到庭園走一圈,便見出創建者的用心,立在花叢草樹間的雕像,一座是老父與孩子們閒話家常,另三座是孩子埋頭讀書、寫字、拉小提琴。優雅、斯文、品德端正、與家庭和樂,當是創建者的理想。

 


▲ 欣榮圖書館專員林龍志(右),曾是陳芳明政大中文系的學生,一聲「老師!」把陳芳明和欣榮的距離拉得更近了。

 

 以下是演講的精采摘要--

 

⊙紀錄整理:佐渡守/攝影:李金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曾經在埔里的暨南大學教過書。921大地震時我就在現場,我想在座的南投人都經歷過那次的震撼。次年,我就到政大去教書了,所以我離開南投大概已經10年。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我的文學歸鄉路」,也可以說是「台灣文學的歸鄉路」。身為台灣子弟,我是高雄人,大學、研究所都讀歷史系,出國以後也是讀歷史。但是從來沒想到有一天,我回到台灣以後,會開始教文學;也不知道有一天,我跟台灣文學可以這麼密切的接近。

 



▲陳芳明以自己從中國史轉向研究台灣歷史的親身經驗,回顧台灣文學的流變。

 

初次的震撼:歷史是什麼?

 對我來講,至少在我年輕時的思考裡,從來沒有「台灣」,當然更不會有台灣文學或台灣歷史。我是從離開台灣,到達美國,才發現台灣的。這當然是一個非常曲折的道路,我的成長經驗跟在座很多朋友都是相同的--很少有一個地方的教育,教給你的歷史、文學知識,跟這塊土地如此疏離,但我們就是這樣被教育出來的。也因為這樣,有一天你離開台灣,離開那樣的政治干涉,開放給你的,是一個非常非常豐富、廣闊的文化環境。

 1974年,我到美國華盛頓大學讀書,當時我的研究重點是宋代中國。從10世紀到12世紀,距離20世紀的台灣,那是將近千年的歷史。很多人會奇怪,為什麼研究中國史,必須去美國?就像很多人研究中國文學,要到美國去一樣。因為,所有的人文知識,需要一個活潑的思想空間、自由的空氣,如果要一直被監視或檢查,是無法突破發展的。

  

 在美國,它擁有最好的圖書館,有大量的藏書,是在台灣找不到的。所以,我在美國一進到圖書館,看到那裡的書,真是嚇了一跳,對當時的台灣來講,那些全是禁書。我最震撼的一次,是有一天看到兩本書並排放在一起,一本叫做《民族救星 蔣總統》,另外一本叫《禍國殃民的蔣介石》。我看到這樣的書名嚇了一大跳,這簡直是對民族救星極大的褻瀆。但是,因為對禍國殃民的那一個蔣介石很好奇,就把書借回家看。

 同樣的歷史、同樣的年代,但是解釋剛好相反。因為一邊是共產黨的解釋,一邊是台灣的解釋。只要是對方所尊崇的,另一方絕對貶抑。我出國時,1974年,第二年,蔣介石就去世了。台灣報導蔣介石去世的時候,居然用一個很古的文字「薨」,那是皇帝死掉了的意思。可是不久,我看到中國的《人民日報》,它寫「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蔣介石昨天死了」。

 

內心風暴:終於知道二二八

 我們在歷史現場上,但是居然可以看到兩種不同的報導。這時候,我開始懷疑什麼叫「歷史」,歷史是什麼?是不是有權力的人來解釋,它就是歷史?所以它寫你,你在歷史上就存在;它不寫你,你就從歷史上消失呢?我開始這樣想的時候,從年少時期就開始研究歷史的我,感到非常非常地惆悵。人生的道路就是如此--你若沒有接觸到生命以外的書籍與知識,你的生活很幸福,你這輩子就很平靜;但是你的生命開始發生轉折,因為你看到「不應該看的書」。我們出國是幸或是不幸?因為看到了,整個內心思考開始起了一場風暴,面對《禍國殃民的蔣介石》,整個年少時期培養起來的信仰,全部動搖。這心情很混亂,到底台灣發生了什麼事?於是,我開始慢慢的朝向台灣、注意台灣的變化。

 我離開台灣時,並不知道台灣有一天會有民主運動、會有鄉土文學。70年代的台灣,是非常精采的10年。台灣正在改變的時候,我剛好在歷史現場缺席,內心有非常大的焦慮感,覺得自己是研究歷史的人,在歷史現場缺席,以後怎麼面對台灣?接著就熱切地讀台灣的歷史、政治。那時好像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看到人間的罪惡。

 當時我讀到一本書,George H.Kerr寫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書裡寫到228事件,對我而言,真是雷霆萬鈞、非常震撼。當我看到最後一頁,眼淚掉下來,對台灣非常非常深的歉疚,覺得自己身為台灣青年,在台灣受教育,而且讀的是歷史,居然不知道228事件。不僅如此,我是1947年出生,正是228發生那年,我卻一無所知。到這時候我才知道,為什麼當年我父親一談到228,就叫我不要問。這件在台灣發生過的大事,在我的成長經驗中,是空白的。

 

朝向台灣:從謝雪紅開始

 當知道發生過228這樣的事件之後,我就開始去追、去挖掘。結果在其中,我看到一個女子叫謝雪紅。她是台中人,而且跟我們南投有很密切的關係,她帶著部隊,一路打,一直打到埔里的山區,最後因為彈盡援絕、棄械逃亡,跑到中國大陸去。

 在認識謝雪紅之前,我不知道台灣有左派、有共產黨;不知道台灣女性對歷史的改造,影響那麼大。直到認識謝雪紅,才知道我挖掘到的,是一個這輩子影響我最大的歷史人物。後來,我開始寫《謝雪紅評傳》(前衛出版社),就觸及到三個議題:「台灣、女性、左派」。在那個時代,這三者剛好都處在文化的邊緣--當時台灣歷史研究的主流,是中國歷史,台灣是不被看見的;當時強調的歷史人物,全部都是男性,女性是被邊緣化的;當時台灣是一個資本主義、非常右派的國家,對於左派,是完全貶抑的。所以研究台灣、女性、左派的時候,剛好與中國、男性、右派,成為一個對立面。

 如果沒有在海外,大概沒有機會研究這樣一位人物。幸好海外保留了最完整的史料,去接觸謝雪紅時赫然發現,原來她1901年出生,25歲跑到中國上海,被莫斯科代表邀請去俄國讀書。1925至1927年,她在那裡認識了一個很重要的人,也就是後來影響台灣命運的蔣經國。從來沒有一個女性把台灣的歷史帶到那麼遙遠的地方,再回到台灣,展開前所未有的左派運動。

 後來謝雪紅的命運很坎坷。228事件後她逃離台灣,到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這個組織對台灣的號召力很強。1949年毛澤東建國成功,邀請謝雪紅參加中國共產黨,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天,天安門城牆上,站在毛澤東後面的女性就是謝雪紅。之後,她開始發現中國共產黨完全不了解台灣,因此對她的盟員說:「如果中共解放台灣的話,會發生第二次228事件」。

 因為她講的這句話,謝雪紅從1952年開始,被中國共產黨鬥爭;到1958年反右運動時,又把她當作右派鬥爭,而且連續鬥爭10次。但是謝雪紅從來沒有屈服,她告訴盟友:「同志們,你們要像踩不死的野花,繼續戰鬥下去。」這是她最後一次對民主自治同盟講話。1966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1968年謝雪紅又被抓出來鬥,那年她67歲,紅衛兵踢她後膝蓋,硬要她跪下來,拍了一張照片,上面寫著「大右派謝雪紅」,底下一排文字「永不低頭的謝雪紅,終於低頭了」,以此來羞辱她。

 謝雪紅死於1970年,那年她69歲。一個從年少時期參加共產黨,想改造台灣命運的女性,死之前,她只剩下一個小小的願望,她說:「希望我的骨灰能送回台灣」。這樣的願望到現在還沒實現,她的骨灰,還是非常孤獨地放在北京的八寶山公墓。

 我因為寫了謝雪紅這個人物,才發現這位女性真是整個台灣近代史的縮影。她經過東京時期(日據時代)、南京時期(國民黨)、北京時期(共產黨),而這三者,不都是影響20世紀台灣命運的政權嗎?有哪一位歷史人物像她那麼完整,近代史全部都走過?只有謝雪紅。

 我講這段的原因,是因為台灣曾有這麼一位勇敢、充滿生命力的台灣女性,我們居然把她遺忘了。所以,我開始覺得自己所做的宋代歷史研究,實在太遙遠了,我們去了解司馬光、王安石,研究他們的人格、研究黨爭,我們都在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歷史,可是那跟台灣的命運一點關係也沒有。那時我才覺悟,像我這樣一個從年少就研究中國史的人,應該要轉回自己的土地,朝向台灣、了解台灣,知道它的生命力在哪裡。

 



▲ 欣榮讀者的特色是:勤作筆記。尤其當陳芳明提到某某書名時,年輕讀者立即記下。

 

 

回到台灣:開授台灣文學史課程

 過去我們接受的教育,是什麼事情都用中國標準來檢驗台灣,台灣是不存在的。現在台灣已經活生生出現在你面前,我們換個角度觀看,才發現,沒有人寫台灣歷史、沒有人寫台灣文學史。這不是一個很偏頗的權利支配嗎?每個孩子從小開始,整個教育是讓你遺忘台灣,讓你去認識那個你可能這輩子永遠都不會去的土地、和它的歷史文化。因此我知道,我整個知識訓練需要全部改變。

 寫完《謝雪紅評傳》時,已經是1991年。經過了90年代,整個台灣社會翻新了,台灣的文學,其實也正在改變。但我身在海外,因為我是黑名單,又寫了記錄左派歷史的《謝雪紅評傳》,所以不能回台灣。要到1992年,我才回到台灣。回台時,我還抱著一種夢,就是台灣讓一黨獨大的政權所控制,我們是不是應該製造一場革命?但回到台灣後,看到活生生的台灣,才知道,那種革命的夢,完全沒有了。我後來寫了一本散文集,書名就叫《夢的終點》,就是說,你在海外一直幻想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國民黨,那樣的夢,在看到台灣整個的變化以後,已經不可能了。既然如此,我們可能要換一個角度來看台灣。

 我回來是參加民進黨,因為這個政黨協助我回到台灣,有一度我擔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但是我知道,台灣不能只靠政治或經濟,台灣必須在自己的文化生產力底下站起來,否則不可能改造自身的歷史定位。過去台灣是邊緣化的,但現在應該要自己解釋自己,用自己的觀點來看待世界。

 這種人文訓練非常重要。所以我1992年回來,便開始閱讀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我在閱讀時,都覺得那是一門遲到的學問,因為那時我都已經45歲了。我在民進黨服務3年,1995年才受靜宜大學邀請開課,邀請我的不是歷史系,而是中文系。我在中文系開的第一門課,就是台灣文學史。1990年代的大專院校,第一個開授台灣文學史的,大概就是靜宜大學,也就是我到了那裡以後才開的一門課。從那時開始到今天,已經16年過去,我在10年前開始寫《台灣文學史》,寫到今年終於寫出來,準備要出版了。

 我想,這不是我個人的曲折道路,跟我同世代的人,都是這麼迂迴。當然,我走得比較辛苦,因為我在海外是黑名單,而且回到了台灣,又參加政治運動。我從來沒有好好的、平靜的,去面對一門學問。是回到學校以後,才開始重新整理。但這種冤枉路實在走得太遠了。

 如果在美國的話,你的孩子在那邊受怎樣的教育?你會發現他們讀的歷史,絕對不是從盤古開天開始。台灣的歷史教育,卻從黃帝開始教,可是黃帝是神話人物,不是一個真實的人,但我們把它當歷史來讀。美國的小孩子住在哪個城市,歷史教育就從那個城市開始教起。我因為流亡,後來定居加州聖荷西(又叫做矽谷)。聖荷西是西班牙傳教士到達那裡以後,建立教堂,然後整個聖荷西就慢慢變成一個城市了。他們的小孩從小學開始,不讀歐洲歷史、西方歷史,就讀聖荷西是怎麼來的,一直讀到小學畢業,就把整個加州歷史搞清楚了。

 如果你們也看美國足球的話,就知道有一個「四九人隊」,是舊金山的球隊。過去我從來不知道四九人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兒子告訴我,1849年舊金山發現黃金,掀起掏金熱,住在東海岸的美國人全趕到西部來。不然的話,西部是非常荒野的地方,因為掏金熱,舊金山城建立起來,加州才慢慢變成現在的加州。所以球隊命名為四九人,就是在紀念1849年舊金山興起的那個起點。

 同理可證,NBA有一個七六人隊,那是費城的球隊。因為美國獨立宣言就是在費城訂的,那一年正是1776年。所以可以看出來,美國的體育、娛樂,好像都在娛樂大眾,可是有太多的歷史記憶,是注入在一般的娛樂裡面。他們強烈的歷史意識,是在生活中慢慢培養出來的。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台灣的歷史意識?因為我們的教育完全不碰觸台灣。教育本來就是啟蒙的一個過程,讓你了解生活週遭是什麼、風土人情是什麼、地理環境是什麼、未來前景是什麼……,正常的教育是這樣的。可是我們過去的歷史教育,是叫我們蒙蔽對台灣的認識。人家是啟蒙,而我們是蒙蔽。就是這樣一個過程,像我這樣的人,才必須要到45歲的時候,才開始認真去讀台灣文學。

  

 

賴和是誰?歷史會用不同的形式回來

  

 當我開始讀台灣文學以後,才知道,這塊土地是多麼了不起。像南投的草屯,出了兩個文學家,張深切和巫永福。這兩人在日據時代,一個有日本經驗,一個有中國經驗。他們1934年回到台灣以後,開始從事台灣文藝運動。這樣看來,豈不是因為我們對台灣太陌生,才以為台灣什麼都沒有?就像如果我沒寫《謝雪紅評傳》的話,我們也以為台灣是沒什麼歷史的,可是台灣居然有左派、有共產黨,這都是我們無法預料的。

  

 當我在大學開台灣文學史課程時,我重新把台灣歷史走過一次,那真是很惆悵的事。我是從日本警察的檔案開始整理的,因為「外面」沒有人保存歷史。統治者為了控制知識分子,把這些有思想問題的人,一個個監視,然後紀錄在警察檔案裡。就像陳芳明的檔案,絕對不會在他的日記裡,一定是警備總部那些調查單位,給你留下來了。我們從警察的檔案開始了解台灣歷史,然後才知道,當年有哪些文學家被捕(幾乎只要從事文學運動,都是被逮捕的命運)。

  

 南投的隔壁就是彰化。彰化在日據時代,是文學活動最蓬勃的地方。尤其每次談到台灣文學的起點,一定會談到彰化的賴和,我們叫他「台灣新文學之父」。可是我們什麼時候才知道賴和?你們如果有機會的話,去看1975年一本雜誌《夏潮》,裡邊有篇文章〈賴和是誰〉。當時我在海外,打開雜誌看到那個題目,我也問自己,賴和是誰?因為我們沒有台灣的歷史記憶,所以都從最初步開始,再慢慢認識他的生平經過,知道他為什麼變成一個文學家。

 他是一個受日本總督府醫學院訓練出來的醫生,回到故鄉成立賴和醫院,一邊當醫生、一邊寫文學。當時台灣人辦了一份報紙叫《台灣民報》(可是不在台灣編,而是在東京編的。在台灣寫好的報導,先郵寄到東京,台灣留學生在東京編輯排版,印好了以後,再用船運回台灣。所以,當你看到那些新聞,其實都已經變成了歷史,因為那是一個月前發生的事了。可是那是一個知識傳播很慢的時代,在當時來講已經算快了。)賴和在1926年開始為《台灣民報》擔任編輯,因為沒有文藝方面的稿子,他親自下海寫小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他留下兩篇小說:〈一桿秤仔〉和〈鬥鬧熱〉。可是,他的小說裡有日語、台語、和白話中文,所以我第一次讀時,好像在讀翻譯文學,覺得為什麼先人寫的作品是這樣?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零零落落、拼拼湊湊。我第一次看的時候,簡直看不下去,但想一想,台灣都開始介紹賴和是誰了,我們為什麼不好好讀一讀?才又重新拿來讀。讀第二次、第三次,漸漸地,我對賴和這個人,真的是欽佩。

 這是我最初接觸台灣文學的一個經驗。賴和一生投入文學運動,為我們創造台灣現代文學的形式,可是他最了不起的,是從醫濟助貧困。我舉一個例子,有一篇日記他寫道,過年的時候,因為貧苦的老百姓都賒帳,他發現欠帳的人很多,他想,這些錢都收回來的話,就可以過一個好年。可是除夕那天,他看著帳單,為到底要不要去收錢,掙扎了一個晚上,最後他突然下定決心把帳單全燒掉。那種掙扎、天人交戰,我看到了充滿人性的賴和,他的人格是這樣的。

 做為一個醫生,又做為一個文學家,他寫農民、工人、原住民,也寫女性,他所接觸的族群,那種真實的生命,都寫進他的小說裡。這也是日本警察不喜歡他的原因。日據時代,言論批判警察要關一天,批判總督關兩天,罵日本帝國主義要關三天。他每次去演講,批評太激烈的話,警察就把他關起來。賴和每次都知道自己可能又會被逮捕,所以去演講時連換洗衣物都準備好。你看這樣一個醫生,他要從事啟蒙工作、又要治療病人、又要寫文學,最後還要負責被關……,什麼事情他都要做。所以他短短的一生,不到50歲就去世了。

 1943年他去世的時候,他的朋友楊雲萍去看他。病危前夕,賴和只講了一句話,「我們這輩子的努力沒有用,後來的人不會記得我們」,他就要死了,覺得一生的努力很虛無,當時楊雲萍安慰他,「不會的,後來的人會記得你,30年後、50年後,就會記得你了」,這當然是安慰病人、隨便說說的話。可是1975年我在雜誌上看到〈賴和是誰〉那篇文章,第一次讓我們記住他,正好30年後;1993年台灣出版第一本研究賴和的專書,我朋友林瑞明寫的《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文學研究論籍》,正好是他去世50年。所以楊雲萍當時隨便說說的話,卻真的應驗了。這說明歷史有時我們覺得它過去了,但它會用不同的形式回來。

 緊接著下一個人,也是賴和培養出來的,叫楊逵,台南新化人。楊逵不會寫中文,他用日文寫作,筆名原叫楊貴。他剛開始寫作時,就投稿給《台灣民報》。賴和看完後說,「你這篇寫得很好,但是楊貴這名字不夠強而有力,你就改叫楊逵,像水滸傳裡的黑旋風李逵那樣,是打抱不平的一個人」。楊逵很高興,他很早就想改名字了(因為他同學都叫他楊貴妃)。所以後來賴和去世時,楊逵寫了一篇紀念文,說「他是我的命名之父」。

 楊逵的筆名,跟他的文學風格是一致的。後來那篇文章在《台灣民報》只登了上半部,下半部因為太反抗日本,被台灣總督府給查禁了。沒辦法,他只好把文章寄到日本參加比賽,結果得到第二名(第一名從缺)。在日據時代,台灣人參加比賽,只能拿第二名,日本人即便給你得獎,第一名也是空出來,因為台灣人是二等公民,不能做一流的人。呂赫若,台中潭子人,他的一篇小說〈牛車〉,去日本參加比賽,也是得第二名,第一名從缺。這些作家其實都跟賴和有一些關係。

 我接觸賴和的作品,一開始並不理解他,甚至有點貶低他,認為他的文字不好;重新再讀,就覺得這個人真是了不起,有太多豐富的思想,暗藏在文章裡面。而且,他又帶起了第二世代的台灣作家(像楊逵與呂赫若)。幾乎整個日據時代重要的作家,都曾受到賴和引導。    賴和去世後,有人說他是台灣新文學之「父」,可是呢,彰化人稱他彰化「媽」祖。他居然擁有父與母兩種性別啊!由此就可以看出他的歷史地位。他的告別式,整個彰化城全部都來送他,大家不一定知道他的文學,可是都知道他救了那麼多人。出殯時,站在最前面提孝燈的人是誰?就是謝雪紅。因為謝雪紅是彰化人,當時剛好保釋出獄,所以也趕去參加賴和的喪禮。賴和向來希望台灣人不要分裂,但是左派、右派分裂的時候,兩派的人都同樣尊敬他。

 直到如今,賴和依然是一個神話。我跟賴和的孫子賴悅顏聊天,他說清明節他家不用掃墓,祖父的墓草每次都是乾乾淨淨的。為什麼?因為大家聽說「賴和的墓草可以治百病」,所以都去採。當他成為神話出現時,這個文學家是成功的,他的人格是成功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的文學史,第一章寫到賴和時,會用比較大的篇幅去寫他。因為整個歷史是從這裡開始的,有賴和做為典範,寫得比他更好的,才能在文學史上留下名號。所以楊逵寫的比賴和好一點;呂赫若又寫的比楊逵好一點。他們的作品,就這樣一個一個被帶出來,歷史就這樣造成。

 

戰後禁用日文,台灣文學中斷

  

 我們過去從來不了解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是什麼,可是只要一了解,就知道這塊土地非常值得我們尊重。到了今天,這個土地又更值得尊敬了。大家或許不知道,在海外的華文作家,不管是大陸或台灣出去的,新書都選擇在台灣出版。我沒聽過哪個在海外的華文作家,願意把他的書先拿去對岸出版的。現在中國崛起,大陸那麼大,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呢?因為那邊有思想檢查,這不能寫、那不能寫。只有台灣是最開放的,文學之所以精彩,是因為可以容納各種不同的主題、形式、表現方法。台灣那麼小,可以容納的東西那麼多;中國那麼大,容納卻非常有限,這個差別就是文化開放的力量。所以,在寫文學史的時候,我寫得非常的驕傲。

 可是,歷史並不是這麼順利,日據時代完了,進入戰後,戰後文學就繼續發展,這裡面非常的曲折。簡單來說,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就下一道命令,禁用漢文。所以1937年以後的台灣文學,大部分都用日文寫的,這就是「殖民地文學」,創作要選擇什麼樣的文字,不能按照作家的自主意願。這下好了,結果你看到台灣最好的文學,包括我剛才講的呂若赫,還有張文環、龍瑛宗,他們那種優美的日文,連研究台灣文學的日本學者,都跟我說,這三人的日文,絕不輸給同世代的日本作家。台灣人的語文能力這麼強啊,他不能用漢文表達,就用日文寫。

 後來1945年日本投降了,陳儀來台接收,10月25號成立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到了第二年就頒布命令,禁用日文。這對台灣文學的傳承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一個作家學習一種語文,到能夠熟悉它、操作它,是要從年輕時代就開始的,可是一個命令下來,就幾乎讓所有日據時代作家找不到發表的園地,也無法繼續寫作。禁用日文,就是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傳統中斷的原因。

 好像台灣人都是語文天才,叫你用日文就用日文、叫你用中文就用中文。另外還有一個現象,1946年整個日文書寫傳統中斷,1947年發生228事件,被逮捕的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跟作家。所以228事件後,日據時代流傳下來的文學,就通通都沒有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從來不知道有龍瑛宗、有呂若赫,是到了〈賴和是誰〉那篇文章出來之後,1970年代台灣開始挖掘歷史記憶,把日據時代很多作家的名字一個個挖出來,然後作品翻譯成白話文,我們才讀到他們的文章。

 有那麼多的知識分子,用文學的形式來反抗殖民者。這種文化裡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抵抗」。一個人放棄抵抗,就是放棄做人的權利。會繼續表達抵抗精神的,就會為這塊土地留下文化遺產。因此從文學作品裡,我們才知道,雖然是用日文書寫,可是在日文裡,他們必須用高度暗示、象徵的方式,去抵抗殖民者。現在我們會特別強調他們的抵抗精神,因為只有那個東西,才能夠使知識份子的風骨保留下來,這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遺產。

 大部分1946年以前的文學作品,我們已經找不到了。有幾位比較聰明的作家,戰後雖然沒有發表作品,可是繼續用日文書寫。其中一位很重要的人叫吳濁流,太平洋戰爭末期,他偷偷用日文寫過一本小說,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才完成。他本名吳建田,去日本用吳濁流出書,台灣的警備總部並不知道他是誰。後來有人把日文本翻成《亞細亞的孤兒》在台出版。這個書名非常好,值得讓吳濁流在歷史上留下他的名字。你可以想像,打開廣大的亞洲地圖,一個孤單的身影,在這龐大的地圖上徬徨,尋找他自己的文化歸屬,卻找不到。我覺得這本書代表戰後初期,台灣知識份子的文化認同。

 

《亞細亞的孤兒》,隱喻台灣命運

  

 小說很簡單。內容寫日據時代一個小孩,阿公常常告訴他,你以後要當狀元,他把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可是日本人來了,上京考試的機會再也沒有了,這個做狀元夢的小孩,人生第一次感受到幻滅。既然如此,就好好學日文,希望能教下一代懂更多日文。他去讀師範學校,之後回新竹教書(這一段有吳濁流自傳的味道)。有個日本女老師非常欽佩他的學問,常常請教他,這個男主角動了情,跟女老師告白,沒想到對方花容失色,說「我們是不一樣的人」。他這才知道,被殖民者不能向日本人求愛,這是他第二次的幻滅。

 他覺得自己如果要獲得女性的愛情,那應該去日本留學吧?於是離開台灣。在東京,他參加了中國同學會,有人看到他,問他哪裡人,他很高興地說台灣來的,突然整個熱鬧的會場安靜下來,有個聲音說「台灣來的,不會是日本派來的間諜吧?」他才知道,原來他做中國人也不行,因為台灣已經變成日本的。後來他去中國讀書,中日戰爭爆發,他去跟日本人講,我能為國家做什麼,日本人說「台灣人很可能是中國人,你不能過來」;他又跑到中國陣營,中國人說「台灣人是日本統治的,你不能來」。小說寫得看似很平淡,其實就是文化認同到處碰壁的情形。他朋友跟他說,你做為一個台灣人,在這樣一個大漩渦時代,什麼事情都不能做,你簡直就是一個孤兒--「亞細亞的孤兒」這句話,就在這裡被講出來了。小說最後,主角發瘋了。

 我讀這本書,覺得吳濁流把近代台灣人的命運寫得很真切,讀到最後,感到很震撼,因為近代台灣人的處境太奇怪了。戰後有個台灣醫生名叫葉盛吉,命運就像亞細亞孤兒的縮影。葉盛吉也是高中時去日本讀書,一直覺得自己是光榮的皇民。他有個很要好的朋友楊威理,兩人都讀東京大學。大三時日本投降,美軍空拋傳單,他們看到傳單才知道,台灣人現在不是日本人,是中國人;所以台灣不是戰敗國,是戰勝國了(可以看出來,他的命運不是自己決定的)。兩人很高興,說那我們別在戰敗國這裡讀書了,就回到台灣。

 葉盛吉是很傑出的人才,一回台灣就考上台大醫學院,他的朋友楊威理則跑去北京。1947年228事件發生,葉盛吉當時在台大醫院當實習醫師,看到只要是被人用拳頭打的,大概都是外省人;被槍殺的,都是本省人。他非常憤怒,說「我迢迢千里從日本回來,要做一個中國人,卻發生228事件!」促使他祕密加入共產黨。

 葉盛吉和楊威理兩人,1949年就斷絕了音訊,並不清楚彼此情況。楊威理因為在北京支持謝雪紅,所以也被鬥爭,很後悔跑到中國,他想到葉盛吉,覺得當初應該留在台灣,像葉盛吉一樣,在台大醫院當醫生,可以把聰明智慧貢獻給台灣,那有多好。他從來沒想到,葉盛吉1951年被逮捕,1952年的一個清晨在台北馬場町(現在的青年公園)被槍決。被捕時,他的太太已經懷孕了,槍決前一個禮拜,還送了一個紅蛋進來,表示生下一個男孩。葉盛吉把小孩取名葉光毅,意思是像光一樣堅毅的活下去。槍決之後,他新婚的太太活不下去,就改嫁了。

 1989年天安門事件,楊威理的女兒在英國讀書,打電話叫他趕快出來,因為中國可能會發生內戰。楊威理想到,上次內戰是1949年,讓他落入悲慘的命運,所以就趕緊向上級申請赴英探親,想辦法出去。他到英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尋找葉盛吉。經過不斷的打聽,終於,消息回報說找到了,但已經被槍決了。知道這個結果,楊威理只講了一句:「笨蛋!我去中國被迫害得一塌糊塗,你竟然還祕密參加共產黨!」

  

  這就是台灣人的命運。到北京去,就被政治鬥爭;留在台灣,思想檢查就被槍決。真是命運的交錯。楊威理後來特地回台,拜訪改嫁的葉盛吉的太太,這位太太看到他,掉下眼淚來。原來葉盛吉被槍決前,留下29本從高中時期開始寫的日記。日記裡幾乎從高中一直到楊威理離開台灣,每天都會記載他這位好朋友的事。後來,楊威理把日記影印拿回去,寫成《葉盛吉傳》,台灣譯本叫《雙鄉記》(人間出版社)。因為葉盛吉說,他的生命中有兩個故鄉,一個是日本、一個是台灣。

 1995年,成大歷史系找我去演講。因為我讀了《雙鄉記》,就把葉盛吉的故事講出來。會後有一老一少兩個人走過來,那個年輕人自我介紹,說他就是葉光毅,那個比較老的,說他就是寫傳記的楊威理,我嚇了一跳!原來葉光毅為了看懂父親的日記,本來要留美,後來決定留日。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在成大教書。我不知道楊威理跟葉盛吉的兒子,都在聽眾席,看到他們,真的有點震撼,好像被電到一樣,好像葉盛吉的靈魂在跟我對話。

 為什麼必須講這樣的一個道路?作為一個台灣歷史跟台灣文學的研究者,當我們對自己的文化資產或歷史記憶那麼生疏的時候,就不會知道,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你必須很謙卑的面對那些歷史檔案,看我們的先人如何在那樣的殖民地時代與戒嚴時代,痛苦的掙扎過來。雖然他們在困苦的環境裡,可是從來沒有放棄過希望,他們還一直懷抱夢想,要把台灣改造成一個自由、平等、開放的天地。在他們的文學裡、在他們的日記裡,我們都看到這樣的理想。

 就像另外一個台南醫生吳新榮,他也留下15本日記。1945年之前全部用日文寫,1945年之後全部用中文寫。他講過一句話,說日記是最私密的紀錄,應該要用最熟悉的語言來寫,他用的是日語。可是1945年日本投降後,1945年8月15號那天開始,他就改用粗糙、表達不足的白話文,寫他的日記。你看那樣一個對當時政府效忠的人,還是非常可憐,只因為當了228事件處理委員會佳里分部的委員,就被約談、被逮捕,然後被監禁。在那麼困苦的時代,他的日記裡常常懷抱一個夢,希望台灣有一天能夠達到公平的社會。他在日據時代是左派,在東京讀書時,被關過好幾次。那時的左派是什麼?只是為了追求社會公義而已。如果沒有這樣的日記,我們就不明白先人在想什麼,現在公布出來,才知道他們懷抱那個夢,從來沒有放棄過。

 做為一個台灣文學的研究者,我們在捧讀過去的作品時,看到即使是用一首詩、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說來寫,其實就是把當時所見的台灣社會寫進來。有個日本作家西川滿,他的父親在台當官,他也在台灣成長,是皇民化運動的主要推動者。他把台灣很多的景物,用美麗的文字寫下來。很多人稱讚西川滿,認為他把台灣庸俗的東西,寫成很漂亮的文學,所以應該要肯定他。可是我看西川滿的文學,就覺得很虛偽、不夠真實。

 他真的寫得很美。去南部農家,就說「在一個夏日的陽光午後,我坐在一個農家的廚房,看到爐灶上有一個飯鍋,那窗子投射進來的陽光,照在這個鍋子,閃閃發亮,這真是一個平靜的悠閒的夏日啊…………」。看到一個鍋子,可以歌頌成悠閒寧靜的夏天。可是我就要問了,為什麼那樣漂亮的景物,賴和不寫、楊逵不寫、呂赫若不寫,讓這個人寫去了?其實這裡就區分了什麼叫殖民者與被殖民者。殖民者才有閒功夫坐在那裡,面對飯鍋一下午,賴和看病都來不及。賴和走出門口,就看到日本警察在打台灣人,你想他會寫一個飯鍋嗎?

  

 可是西川滿可以不必看到,就算看到,他也不用寫。他寫台灣很美的時候,就是間接歌頌日本統治台灣很多年。文學就在這個地方,區隔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不一樣的美感--雖然寫的是台灣人被欺負,可是那種真實的生命之美,就出來了。你把一個飯鍋寫得那麼美,我們家也有飯鍋啊,可是我也不會寫。在殖民地時代、戒嚴時代,他們沒有心情去寫那種優美的東西,因為他們有更急切的故事要寫。

 所以,在我的文學史裡面,我會稱讚西川滿的文字很美,但是我不認為他的故事是真實的。

  

 



▲ 一位潮男讀者問對現在環境開放自由下台灣文學的表現?陳芳明語氣肯定地說:「現在是台灣文學寫得最好的時候。」

 


▲ 東海大學法律系學生特地趕來聽講,並提問對於陳映真文學的看法,陳芳明認為他和陳映真對於臺灣文學是否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態度相異,並強調歷史、文學的解釋,必須釐清。

 

 

何謂台灣文學?寫出土地上的感情與記憶

 因為這樣,我開始想好好把台灣文學、台灣歷史整理出來。我知道很多人對台灣文學的定義,有非常多的看法。但我必須強調的是,台灣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社會,除了原住民之外,只要是漢人,每一個都是不同時期從中國來的。台灣沿海地帶,差不多都是泉州人,大的平原就由漳州人佔據。後來的客家人,因為好的土地都被佔走了,所以他們只能在山區,譬如桃竹苗、東勢、美濃。大家都是來開闢這塊土地的,台灣文學就是記錄這些客家文學、漳州文學、泉州文學,都在寫各自的生活。鹿港有一對姐妹,叫李昂、施叔青,就是寫鹿港的故事;美濃就出現鍾理和、吳錦發,苗栗有李喬、桃園有鍾肇政,他們寫客家人故事。所以台灣文學看起來,是由不同的族群寫出來的。

 台灣大概是要到1970年代的時候,鄉土文學運動起來了,黨外民主運動起來了,整個文學的解釋權或創作權,才慢慢落到本土的手上。所以國民黨很緊張,才會發生「鄉土文學論戰」,可是之後台灣也就開放了。進入80年代,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環保文學、同志文學、眷村文學……,豐富的文學都開始出來了。

 到底什麼叫台灣文學?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大家為追求公平開放的社會,大家都同意民主制度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現在大家都擔心中國權力接班,台灣沒有人會這麼擔心。禮拜六,你睡到中午,然後穿著藍白拖,到隔壁小學或中學投一張票,再回去睡個覺,六點起來看開票,看誰的票多……,就這樣。這麼好的制度誰同意的?所有人。這制度,就反映了台灣文化跟文學的內容;譬如白先勇,他的小說《台北人》,難道只給外省人看嗎?我們從大學時代就讀白先勇了。譬如鍾肇政,他寫的東西只給客家人看嗎?我可以這麼說,如果你把客家人的作品拿掉的話,大概台灣文學裡的抵抗精神,就被拿掉了一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人寫的不同文學,都是在寫他們族群的記憶。

 文學最厲害的地方,在於傳播。80年代原住民文學出現時,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情。原住民本來是用口頭傳說,沒有文字記錄,可是80年代終於覺悟,如果要被承認、被看到,就要借用漢字。所以你才會看到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等人,用漢字寫出他們原住民部落的記憶,我們才知道原來部落是這樣生活的。他說「早上起來,先用鼻子聞一聞空氣,看會不會下雨」,這是他們文化累積下來的智慧,哪一個漢人會這樣?他說「祖先告訴我們,有惡靈的魚不能捕」,他捕上來都是沒有惡靈的。那你怎麼知道哪一條魚有惡靈?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我們漢人是沒辦法理解原住民的生活。

 有位教授是阿里山鄒族人,漢名蒲忠成。他說,「夏曼˙藍波安的文學我看不懂,我們山上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海洋」;可是夏曼˙藍波安看到蒲忠成時也很謙卑,因為他也不知道山上是什麼樣子,因為他生活在海洋。文學就是這麼豐富,文學就是會傳播。那種美感、生活經驗、人生哲學,都讓我們從中接觸到了。同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每個人生活價值居然如此不同,這是台灣最精采的地方,文學使我們理解了對方。讓我們這輩子原本看不到的世界,容許我們看到了。文學本來就是開放的,民主精神也是開放的。

 因此什麼叫做台灣文學?不管什麼族群,只要寫出台灣這塊土地上任何感情、記憶,就屬於台灣文學。這樣的文學,現在開始有新的人加入。去年我擔任一項徵文比賽的評審,已經有新台灣之子開始投稿了。他的母親是越南人,他寫的經驗跟我們本地生長的人完全不同。講到母親時,會寫到越戰的記憶(越戰居然已經在台灣文學出現了),還寫母親到台灣與父親結婚,遭到台灣人歧視。我們都是這樣,我們只是先到而已,就「誤把優先變優越」,歧視後來的人。可是在文學的世界裡面,可以祥和,人生的美感都在裡面。

 台灣文學不斷的往前走,就像台灣的族群一樣。過去本省跟原住民結婚、外省跟本省結婚,族群通婚使界線慢慢打破。1989年,我以黑名單身分偷偷回來,朋友帶我回高雄,經過一個叫茄萣的地方,車子開進去,我嚇了一跳,全部招牌都是蝌蚪文,不是泰文就是越文,像闖進國外什麼村莊一樣。從小學到高中的新台灣之子,目前已佔1/7人口,現在漢人這一群都不生了,人口已經負1。其實我們的文化一直都在改造,我們還一天到晚跟人家說,我是「勇敢的台灣人」。

 我們正在改變,我們必須用動態的眼光看歷史、文學與社會。我們老一輩光想這把骨頭、這個身軀要埋在這塊土地,但新的一代已經誕生,台灣民主制度是不分族群的先後到來,只要滿20歲就有投票權,這些人往後就要決定台灣的命運了。我想,我們從這樣的觀點去看的時候,才會知道台灣這塊土地有多豐富。

 我流浪過很多年、很多地方,經過許多漂泊的歲月,收留我的,就是小小的台灣,收留我的,就是台灣文學。我對這塊土地很感謝。現在不用比誰更愛台灣,我們每年定期納稅不逃稅,就是忠實的台灣人了。除了那些大戶不乖乖繳稅以外,哪個人不是這樣呢?一個退休營長,他就在我們左營街上開計程車,人家也是定期納稅,也是台灣人的一部份;剛才載我們來的那位司機,台語講得比我還好,你根本不曉得他是外省人。你說哪個才叫真正台灣人?每個都是。因為我們承認這塊土地。

 



▲ 演講廳外陳列著台灣文學館贈送的【台灣詩人全集】、和館員細心蒐羅的20餘本陳芳明著作。

 


▲ 演講完,館員請陳芳明在每本藏書上簽名。讀者借閱時,更能感受作者創作的心血。

 


▲ 欣榮正式聘用的館員只有5人,卻有200餘位志工,凡櫃台服務等,都由穿著格子背心的志工擔任。這裡的志工很有紀律,凡排好的班,沒有臨時遲到請假………等等管理問題,向心力非常高。

 

 

2011【作家撒野‧文學迴鄉】系列講座

主辦:台灣文學館中國時報開卷周報

協辦: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台中市大安區圖書館、台東縣鹿野鄉立圖書館、欣榮紀念圖書館暨玉蘭文化會館、嘉義市政府文化局、台中市大里區圖書館、澎湖縣圖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岡山文化中心分館、古坑國中

 

2010【作家撒野‧文學迴鄉】系列講座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