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慧心刻畫不想用力的人生

開卷【書人物】

從偶像劇跳接非典型男女
盧慧心刻畫不想用力的人生

⊙阿油(文字工作者)

20150905_Lu

近年屢獲各大文學獎的盧慧心,已有十數年電視編劇經歷。

 以為在曖昧的男女友情遊戲裡,與自己演對手戲的永遠會是「大仁哥」,結果來的是〈車手阿白〉裡那位沒什麼大腦、自以為是的男主角。以為所有的小資女孩,最終都會遇到一位富二代來解救她們的人生,結果真實世界的小資女是《安靜‧肥滿》裡,隨波逐流、自我放棄的肥胖打工女。電視偶像劇是理想人生的投射,而盧慧心的小說便是這些俊男美女墮入凡間的落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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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的旁觀者阿潑

介入的旁觀者阿潑
遊走於報導、評論與散文邊界

⊙李怡芸(旺報記者)

 

阿潑0829  帶上護照能跨越一道道有形的邊界,那麼因為戰爭、災難而串聯,卻又因為忽視、冷漠而造成的無形邊界,又該如何跨越?黃奕瀠,又名阿潑,新聞和人類學訓練,讓她一方面習慣於退到「線」外,冷靜地作為記錄者,另一方面又「同理」並反思,看似不同的文化,其實有著雷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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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明偉與他的番茄街游擊戰

最遠又最近的飛躍
連明偉與他的番茄街游擊戰

⊙陳栢青(作家)

連明偉01   收錄3則中篇小說、歷時5年始面市的《番茄街游擊戰》,同名中篇曾獲首屆台積電文學賞。1983年出生,名字屢屢出現在台灣各大文學獎得獎名單上的宜蘭子弟連明偉,為什麼選擇以菲律賓為背景的番茄街,作為文學的啟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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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物:專訪日本小學館編輯廣岡伸隆

人物專訪:

《深夜食堂》廚簾後的重要推手

 專訪日本小學館編輯廣岡伸隆

⊙MaoPoPo(文字工作者)

 

 從小看日本漫畫長大的讀者,一定對漫畫家和助手、編輯間的愛恨情仇相當熟悉;每每在單行本書末,常會收錄這麼一篇漫畫家自白的小短篇,為了自己東摸西摸大拖稿而懺悔捶心肝、或是翻來覆去想不出故事哏因此自暴自棄的趣味後記;而裡頭現身的出版社編輯似乎總是一副為了拿到原稿可以二十四小時待命,鏡片一閃就能洞悉漫畫家裝死詭計的萬能模樣。

 帶著這種想像和好奇,趁這次《深夜食堂》作者安倍夜郎難得訪台期間,本刊藉機採訪了隨行的小學館編輯廣岡伸隆。


任職日本小學館的廣岡伸隆長期擔任漫畫編輯,對創作者、出版產業與市場趨勢皆有深刻觀察體會。(陳君瑋攝)

 

就是故意不要那麼「manga-manga」

 日本漫畫通常是在漫畫雜誌上先進行連載,之後再結集成單行本出版。漫畫雜誌的分類非常清楚:少年、少女、青年、女性……等。出版《深夜食堂》的小學館,旗下招牌少年漫畫誌《少年Sunday》(即青文已停刊的《元氣少年》)雖然銷量已大幅落後集英社和講談社的少年誌,但在青年漫畫類方面表現不俗,旗下光是青年漫畫誌就有五本,其中最重要的是《Big Comic Original》和《Big Comic Spirits》,《深夜食堂》便是目前《Original》上的當紅連載,該雜誌之前的人氣連載作品還有浦澤直樹的《Pluto》(已完結)等。

 廣岡先生表示:「社內每本漫畫雜誌的讀者群設定都非常清楚,例如《Spirits》的主要讀者群設定在20-30歲,《Original》的設定則是40-50歲。」所以《深夜食堂》一開始設定的目標讀者群其實是四十多歲的男性,但通常作品的設定範圍還是會往上下再多拉寬5歲,「因為希望在連載5年之後,長了5歲的同一批讀者還是會想看這部作品。」而集結成單行本後,讀者的年齡層會大幅擴展,反而主力購買群通常不是成年男性,《深夜食堂》會如此受歡迎,便是單行本的讀者吸引許多年輕男女購買,在台灣甚至有小學生的讀者愛看。

 「當時由於安倍老師是新人,因此《深夜食堂》第一集起印量很少,大約1萬5000冊(日本新人漫畫家起印量大多一萬到一萬五,知名漫畫家的起印量約為10萬)。因為起印量太少,書沒辦法在平台上擺成一落,只能插進書架中,能見度很低。」於是出版社向通路提議,是否能將竹筷貼在書下面的書櫃上,但通路不感興趣。後來持續溝通,改提議做小型的POP,再把筷子貼在POP上……如此想盡辦法讓書在通路上能有多一點曝光。

 「當時書店的POP都很制式,因為我們特別花了心思,引起了通路的注意,書店店員因此先看了書,很喜歡而在部落格上推薦。之後,有不少從沒看過連載的20-30歲女性,看了單行本後也在部落格上推薦,如此這番在網路上引起了連鎖效應。」也因此,《深夜食堂》的書封設計有別於一般漫畫,比較偏小品、溫馨;除了腰帶之外,封面上沒有出現漫畫,「就是故意不要那麼『manga-manga』。」
 


《深夜食堂》作者安倍夜郎於2014年10月來台會見讀友,眾多書迷津津樂道。(新經典提供)

 

小眾設定引起廣大迴響

 《深夜食堂》中每一篇的故事大多在10-12頁間就必須講完,但一般週刊漫畫誌上的連載多為16-20頁,月刊的話也有長32頁的。特別短的篇幅其實是事前刻意設定的。「安倍老師的筆風、人物造型有點昭和時代的復古風格,整體畫風算是比較minor-major(小眾),不過連載的《Original》算是大眾型雜誌,所以設定為10頁,因為我們覺得這是適合安倍說故事的長度,可以讓他把重點放在情節上;另外的考量就是覺得人物造型可能不是所有讀者一看都喜歡。關於主題,當初我向安倍提了兩個建議:料理或醫生,也是考量目標讀者是成年男性,也因為安倍老師筆下的人物似乎不太適合Action的感覺(笑)。不過,真的沒有想到後來會引起這麼大的大迴響。」

 走過10年,如今《深夜食堂》已經出到第13集了,編輯如何協助作者讓連載故事維持新鮮感和張力,避免露出疲態?「的確,連載剛開始時的故事發想比較簡單,之後想到的故事多少還是會和之前有一些重複的地方,為了避免讀者有重複感,我們會討論,再添加一些元素,所以基本上後面的故事會比前面複雜。」

 

還沒決定連載就辭職

 被問及除了安倍老師,廣岡先生手上負責的漫畫家共有幾位時?他愣了一下,然後低頭認真地扳手指算了非常久。廣岡目前手上共負責八部作品,九位作者(含原作)。主題統統不一樣,有流浪漢、有佛教、也有律師……等五花八門,其中包括《月下棋士》作者能條純一的新連載,以及井浦秀夫的《垃圾律師》(弁護士のくず,改編之日劇由伊藤英明和豐川悅司主演)。通常每部作品都需要和作者討論,「只有搞笑漫畫不太需要參與,漫畫家自己會處理笑點的哏。」

 安倍夜郎筆下畫的雖是《深夜食堂》,但他出乎意外的是個規律的工作者、晨起作畫、從不拖稿。因此,當問到這10年間是否有發生過什麼趣事,廣岡歪頭想了很久,「和安倍老師工作真的是細水長流型,很平淡、腳踏實地。我們每兩週碰一次面、討論下一次連載的故事;討論很多,但意外的事情還真的沒有。」後來廣岡先生唯一想起、印象深刻的趣事是:安倍得新人獎時已經40歲,當時還在廣告公司上班。兩人見了3、4次面後,有一次安倍忽然說,他已經把工作辭掉。但當時連何時會開始連載、作品主題為何……等都還沒決定。廣岡嚇了一大跳,想說:「ㄟ?工作辭掉了?那生活怎辦?錢哪裡來?」壓力一下子落到編輯頭上來,「那時覺得,不趕快幫他找到連載,這人會不會活不下去?」

 因為日本的漫畫雜誌雖然銷量高,但連載的價碼並不高。「沒有所謂公定的價碼,各家狀況差很多。不好說那一家,也有一頁3000日圓的;而沒名氣的新人想求得刊載機會,也有完全沒給稿酬的情況。通常讀者反應好,稿費會增加一點。但即使是很有名的作者,也不可能一頁給到10萬日圓,雜誌吃不消。」因此,日本職業漫畫家要能維生,主要還是要靠單行本的版稅,安倍夜郎當時破斧沉舟的決心可見一斑。

 

編輯是漫畫最初的讀者

 對漫畫家來說,編輯是非常重要的溝通支柱。但廣岡進小學館之前,並非多麼熱愛漫畫的Otaku。「其實我只是普通的上班族(笑),進公司成為編輯後被分配漫畫編輯部,因此當上漫畫編輯。」那麼如何成為一個好的漫畫編輯、漫畫編輯最重要的條件為何?「我想是sense。因為編輯是漫畫最初的讀者,要能夠判斷作品或是新的連載作品可否引起一般讀者的興趣,這種分辨力很重要。因此得經常關注娛樂作品、電影等。至於技術性上的分鏡等,就是靠經驗,從和不同漫畫家(有的是大師級)的經驗中慢慢琢磨出來。雖然現在已經知道不少分鏡的技巧,但漫畫家可能會有完全顛覆常規的想法;作者有自己獨特的發想,這就是他們厲害的地方。通常好的作者會有自己的構想、故事,擁有自己獨特的世界,而編輯能幫助作者的部份,是讓故事更好讀,更容易將想表達的情境傳達給讀者。」

 安倍夜郎即將有新的連載,新作將由其他編輯負責。那麼是誰來決定哪位編輯負責哪位漫畫家的呢?「通常是編輯長。新人作者得獎後,編輯長就會指派某個編輯負責。」那麼,有沒有發生過漫畫家要求撤換編輯的情況呢?「這當然也是有的,編輯和作者為了新的作品,意見不吵架是常有的事。如果出發點是為了讓內容更好,其實不是什麼大問題。但的確也有編輯和漫畫家完全合不來的狀況,那樣就沒辦法了。」(事實上,2008年就曾發生過漫畫家雷句誠〔《魔法少年賈修》作者〕因出版社弄丟原稿而狀告小學館的事件,引起軒然大波,雙邊各有擁護者,意外讓讀者窺見漫畫家和編輯間的某些內幕,有興趣的讀者不妨google相關文章。)

 不過建議安倍以料理為主題的廣岡,毋寧是《深夜食堂》如此受歡迎的幕後功臣。而且廣岡先生之前動了大手術,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整個人瘦了一圈……眼尖的讀者可能已聯想到,《深夜食堂》第9集第一話有個胃切掉三分之二、羨慕真由美能盡情大吃的黑道老大,這個被老闆形容為「感覺不是普通人」的角色,靈感來源就是廣岡——這也算是編輯對作者的另類奉獻吧!

專訪與書評: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

2011-10-29 開卷

 

       漫長12年,溯源、探問、品評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終於出爐

 

 

專訪:徐淑卿(文字工作者)

    80年代流亡海外那段時間,陳芳明一定沒想到,諸神對他如此眷顧。今年11月,他自1999年開始撰寫的《台灣新文學史》(聯經)就要出版了,這是他中年最大的夢想,也是他給自己的10年之約,如今心願已了,陳芳明說自己現在的心情充滿喜悅與謙卑。

文學求真、知識分子也求真

    坐在政大台文所所長辦公室,陳芳明除了謙卑喜悅,還有一種不需刻意強調但依然散發出來的自信。這種自信是屬於已經死過一次的人,對這個世界再無懼怕。

    張愛玲曾經在小說《秧歌》描寫一位老共產黨員,即使發現共產主義的實踐弊害重重,但他不敢質疑,因為,否定共產黨就是否定他的一生。陳芳明恰好是另一種例子。他的文學信念經歷過現代主義到本土運動,再到現代主義的轉折,生涯橫跨政治與學界;他曾經因為在海外從事政治運動有家歸不得,但是回到台灣,他卻大膽拋棄在海外所相信並為之奉獻的意識形態,也因為2006年寫了一篇批評陳水扁的文章,而一夕之間失去海外的朋友。有人說他是「變色龍」,但他卻認為自己所確信的東西是最真實的。他說:「文學求真,寫出真實人心的問題,知識分子也是在求真,真正的友情不應該讓我放棄自己所相信的。」

以藝術性來檢驗文學

    陳芳明所相信的很寬闊也很具體。他相信在民主開放的時代,應該把受難經驗轉化為受惠的遺產。《台灣新文學史》就是建構在後殖民史觀的基礎上展開的。所謂的後殖民,陳芳明形容,就像一個不會武功的人闖入江湖,受盡各種欺負,反而鍛鍊成絕世武功。陳芳明對台灣被殖民被宰制的歷史充滿同情,但他認為文學史不應該停留在受害經驗和意識形態,而排除其他。陳芳明說,後殖民講的是歷史上不管好的壞的都接受,文學也應該兼容並蓄,超越黨派的藍綠而變成彩色,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創造力,消化過去與外來影響,來轉換成自己的東西。文學史唯一的標準應該是作品的藝術性。

    因為標舉以藝術性檢驗一切,所以即使他曾協助本土論述的建立,在台灣文學史的研究中對日治時代左翼文學也著力甚深,但這些並沒有使他以「本土」作為評價文學唯一的真理。他尊重左翼文學的抵抗精神,但認為從藝術性而論,1960年代的現代主義運動,才是台灣文學的黃金時代。對現代主義的回歸與頌揚,使曾經因為站在本土立場而與余光中決裂的陳芳明,再度與余光中言歸於好,這個轉變讓許多人認為陳芳明背叛自己,但陳芳明認為這才是忠於自己。

漫長12年寫作台灣文學史

    在海外時,陳芳明即開始研究台灣文學,1992年擔任民進黨公職時陸續寫了幾篇論文,最早的兩篇是關於賴和與鍾理和。95年靜宜大學中文系請他去教書,教授的課程就是「台灣文學史」,他欣然同意,因此離開政治,回到他睽違已久的學界。99年他到暨南大學任教時對台灣文學史的看法已經粗備,從那年開始,他就進入漫長12年台灣文學史的寫作中。

    如果生命有機會重拾自己深愛的事物,這是何其幸福。陳芳明說,在撰寫《台灣新文學史》時,他始終有種喜悅,有機會重讀以前喜愛的作品,更慶幸因為重回文學,讓他發現自己成長的台灣現代主義運動時期是如此的輝煌,他差點錯過了一生最美的風景。他舉例說,當年讀洛夫的詩〈秋葉赴約而來〉,覺得寫得不好而為文批判,但到了40歲以後重看此詩,卻看出不同的感受,陳芳明對於過去批評洛夫,只能坦白地說:「我錯了。」

    在《台灣新文學史》裡,陳芳明認為現代主義時期對語言的實驗對人內在狀態的挖掘,使得台灣白話文寫作超越了五四時期的審美標準,現在我們看到的大家如白先勇、王文興、余光中、楊牧、瘂弦、鄭愁予,無一不是使用現代主義的寫作技巧,而創造出自己的作品,並成為今日的經典。而更年輕的創作者,也是在這些現代主義作家的影響下,創造現在繁花似錦的面貌。通過文學史的研究,陳芳明信心滿滿地說:「現在的台灣文學,可以說正當盛世。」

    不管對於現代主義的評價,文學盛世的看法,乃至於他以純文學作為標準,而未將瓊瑤、三毛、金庸放在文學史裡,都可能遇到不同挑戰。陳芳明說,他知道沒有一種史觀可以符合所有的審美標準,如果有掌聲,勢必也會有「拳聲」,對個別論點的批評一定會有的,不過既然決定要做捅蜂窩的事情,就有勇氣面對這些。

    完成了這個夢,陳芳明還有另一個夢,這個夢是寫小說。他說自己這一生已經活夠了,聽到太多故事,自己也經歷許多,他很想把這些寫下來。寫小說的衝動有如致命的誘惑,他希望那隻看不見的手可以幫他完成這個心願,雖然他也不是沒想過,寫完的結果可能面臨萬丈深淵。

 



 

書評誰的台灣文學史?                                       文:黃錦樹(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近十餘年,隨著各大學台灣文學系所的紛紛成立,台灣文學成為顯學,台灣文學史即使在中文系裡,也已成重要的必選修課之一。然而遺憾的是,關於這門課,一直都沒有適當的教科書。大陸出版的諸多台灣文學史(或「概論」),意識形態色彩過於強烈,文學解釋及歷史解釋都很不令人滿意,並不適於作大學用書。甚至葉石濤先生披荊斬棘的《台灣文學史綱》,雖有開創之功,也符合「本土」的意識形態教義,但眼界為意識形態所限,水平顯然還不足以作為大學教科書。對於台灣文學界而言,嚴格說來這樣的情況──一群人(橫跨中文、外文、史學界)熱熱鬧鬧的做台灣文學,但卻一直沒有一本可以用的台灣文學史教科書,理應視為是一種奇恥大辱。

    它面臨的困難確實並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眾所周知,台灣文學、台灣文學史(更別說是台灣史),不論是名稱還是學科,都是鄉土文學論戰後本土政治運動的衍生物(必須負載強捍的「台灣意識」),而學術場域還一定程度地領先政治場域(文學無妨先獨立)。鄉土文學論戰後、美麗島事件以來政治場域內迄今仍無解的統獨分化,直接左右了台灣文學的歷史解釋。

    簡而言之,台灣文學史的「史觀」乃是塊必爭之地:誰的台灣文學史?究竟當前的台灣問題是當年中日甲午戰爭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包括日本殖民、國民政府之撤守台灣島),終需尋求一統,回歸民族大流;還是日據摧生了台灣意識與抵抗文學,反殖民反外來政權,而朝向建設台灣的民族國家文學。2000年陳映真等針對19998月以來在《聯合文學》上連載的陳芳明〈台灣文學史〉展開猛烈的抨擊而爆發的那場論戰,所爭的也是上述「大是大非」的問題。然而陳芳明這部成書的《台灣新文學史》,論戰時最引起爭議的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一仍其舊,以「殖民」、「再殖民」、「去殖民」來架構台灣文學史的分期。在這一點上,陳芳明這本書可以說是延續了葉石濤等的「本土史觀」,只是視野沒有前賢那麼狹隘。

    在具體實踐上,相較於大陸學者祖國立場強烈的相關編著,陳著還是有其優勝處。尤其是,多了番局內人的親切。出生於1947年的作者,雖然部分時間在國外,但可說是經歷了他文學史裡「再殖民」、「去殖民」兩個時期。比諸葉老相對簡略的《史綱》,自有其推進處,這一點從篇幅也可以看出來。具體而言,對50年代的「反共作家」、60年代的現代主義(這是自鄉土文學論戰以來不論統、獨文學史論者都共同唾棄的部分),都有較持平的看法,觀照也比較全面,對文學實驗也比較能容忍(這是教條本土派和統派做不到的);對現代詩也有較好的文學感受力,也表現了相當可觀的善意。全書對女性作家著墨甚多,尤其第17章〈女性詩人與散文家的現代轉折〉、第23章〈女性文學與後現代小說的意義〉,大致兌現了第一章說要為女性作家翻案的支票。

    然而本書必然存在著許多爭議。諸如前述的「再殖民論」,其實除了滿足「本土情感」之外,對文學史的解釋幫助不大。譬如以白先勇、陳映真為「流亡文學」,又譬如把張愛玲寫進台灣文學史(如果著眼於影響論,卡夫卡、福克納以至昆德拉、村上春樹、卡爾維諾等都應被寫入);都暴露出這文學史「體例」上有問題。個人覺得整個日據時代本來就該獨立出來,是為《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史》,包含了在台日人的日文文學、新舊漢文學、台人日語文學等。箇中的台灣是個地域概念,即殖民地台灣;而1945年以後,即是「民國時期的台灣文學」,可以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爭議。被殖民是歷史事實,再殖民論欠缺正當性(以漢人立場如此立論,有吃原住民豆腐之嫌)。後殖民論是當道的理論話語,占據的是已「人滿為患」的邊緣位置(借王德威教授的用語)。

    「體例」問題:此著到底是著作還是教科書?書裡關於具體作者及作品的評述,顯然綜合(或者說「吸收」)了這數十年來大量學者的專題研究成果,但作者給出的註解相當有限(相較之下本書於原始資料的註解相當詳盡)。從原始資料的註解來看,此著當是著作;但從評述的註解來看,它似乎應是教科書。詳註或許過於繁冗,但如果當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會不會讓初學者誤以為那些看法都是陳教授的創見?

    另一「體例」問題。這部文學史和「當代」太過沒有距離──似乎沒必要寫到書出版的前一年──寫到10年前就已太過逼近了。最後一章出現大量作家及作品「文訊」式的羅列,顯然歷史及作家均來不及做出選擇──豈是每個作家每部作品都可以進入文學史的。相較於較遠時空的部分(譬如日據時代),未免比例失衡。

    陳芳明教授大概為了盡可能做到兼容並蓄,也給「在台馬華文學」留了8頁。奇怪的是,這8頁的前3頁出現了兩個明顯的錯誤。一,書中引陳大為的話,把旅台馬華作家分為3個世代,把第一世代的李永平潘雨桐放入第二世代、屬第二世代的溫瑞安方娥真放入第一世代是錯的(陳大為大概用了非常怪異的分類指標);二,說李永平的《海東青》、《雨雪霏霏》、《朱鴒漫遊仙境》「等於是他成長故事的三部曲」也是匪夷所思的,三部小說中有兩部與「他的成長故事」明顯無關。

    由於篇幅大,涉及的作家作品數量龐大,勢必有許多不盡人意處,作家作品的評述也易流於印象式。而且不知為何這書似乎出版得頗為匆促,我看到的二校稿第23章還有若干註腳是空的,但願出版時已補上(編按:成書時已補上)。

 

【作家專訪】馬建 《肉之土》 無能肉身生命回溯

【作家專訪】   馬建《肉之土》 無能肉身生命回溯

 

執筆:林欣誼

攝影:黃國書

原刊:2010年6月18日,中國時報/文化新聞版

馬建_黃國書.jpg 一九八九年五月底,中國作家馬建的哥哥摔傷住院,馬建匆匆地從正鬧學潮的北京離開,趕去探望哥哥。結果,他的哥哥昏迷成了植物人,「六四」大屠殺的消息,他是在病房裡聽到的。三年後,馬建開始一字一句寫一部關於六四以及一個植物人的小說,到二○○七年終於交出三三萬字的《肉之土》。

 這部小說肯定無法在中國出版,卻已賣出廿多國版權,也在台推出中文原著。馬建表示(見左圖,黃國書攝),「我不是要寫六四的英雄,而是要寫失敗的英雄,這是一個歷史悲劇,但他們的堅持是偉大的精神。」

 無法在中國出版 卻賣出多國版權
 馬建五官瘦挺,頭髮及肩,腳下趿著一雙拖鞋,看起來仍然是那個八○年代曾流浪整個中國的漂泊漢子。在《肉之土》中,他以在六四事件中受傷成為植物人的北大學生戴偉為主角,以他清醒後的敘事回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來龍去脈。

 戴偉昏迷十年後醒來,卻因癱瘓禁錮在肉牢裡,只能躺在床上一次又一次重返記憶現場。從同年見到右派父親蒙受攻擊、年少時的情欲啟蒙、同學的冒險躁動與天安門廣場上的衝撞,他鉅細靡遺描繪當時背景,書寫廣場上的對話,是少數完整書寫六四事件的小說。

 他以植物人的記憶,反諷中國在官方洗腦下對六四的「集體失憶」。「在極權社會,每個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而活在回憶中的植物人,成了唯一的活人。」流動的意識被埋在無能的肉身中,成了書中最驚悚的意象,他說:「找回生命的尊嚴,是我最想透過這本書寫出來的一句話。」

 以植物人記憶 完整書寫六四事件
 為了進入植物人的世界,他曾走訪中國許多植物人家庭、考察醫學資料,但因太難寫而斷斷續續地寫了許多年。

 馬建一九八六年移居香港,九七年移居德國,九九年至英國,定居倫敦至今。接受採訪時,他下意識地在膝上端好本子和筆,突然發現是中文採訪,才丟開紙筆笑說:「平常用英文受訪,我習慣一邊記筆記一邊想,幫助我轉換語言。」

 在海外用中文寫作,馬建認為他的寫作與周遭環境的關係是封閉的,「這對我不成問題,因為我靠以往的記憶和經驗在寫作,隔著距離看中國,也讓我看得更清楚。」

 廿多年來,他幾乎每年都回中國,不論生活在何方,他強調「文學不能離開政治,我永遠以批判社會的態度寫作。」

 他表示,現在的中國社會之所以缺失信仰、同情與道德,根本原因便源自六四事件:「六四後是一個大清洗,我們被高壓禁止談論、反省,中國社會就像砍掉了一隻手,讓另一隻手瘋狂生長,而那之手就是商業。所以年輕人只知道賺錢、賺錢、賺錢。」



《作家專訪》劉梓潔《父後七日》笑淚登場

《作家專訪》     

                   文學與電影搭檔演出

 

  劉梓潔《父後七日》笑淚登場

 

執筆:林欣誼

攝影:王錦河

原刊:2010年8月1日,中國時報/開卷

劉梓潔_王錦河.jpg 「我覺得散文最難的部分是,寫親情像個暴露狂,寫愛情又像個花癡。」短髮的劉梓潔,說話時臉上總掛著恬淡的微笑,語調舒緩自在,即使她初執導演筒的新片《父後七日》正在如火如荼的宣傳期,這天她悠悠晃進咖啡館,看起來仍彷彿這不過是一天的日常。

 以黑色幽默表現喪父之慟
 很多人以為,她就是「新銳導演」劉梓潔了,但她溫和笑說:「我還是一個寫字的人。」

 25歲那年,劉梓潔遭逢父親驟逝,隔年,她以奔喪過程為題材的散文〈父後七日〉獲得林榮三文學獎首獎。今年,在將滿30歲的生日前夕,她終於交出首部散文集《父後七日》(寶瓶)。而由她自己改編劇本、與王育麟導演合導的同名電影,8月底將在全台上映,日前在台北電影節首映後獲得熱烈好評,不僅為她奪得最佳編劇獎,還陸續獲邀到漢城、福岡影展、溫哥華等國際影展。

 由散文改編電影的成功例子,在台灣文壇可說絕無僅有,電影的宣傳熱潮也恰好為結集成書的《父後七日》壯大聲勢。然而,因電影而突如其來的名聲,並沒有讓「寫字」的劉梓潔暈眩方向,這部蓄積多年能量的散文集將證明,她的鋒芒更在那令人驚嘆的寫作才氣中。

 〈父後七日〉原著不到4000字,卻花了劉梓潔整整一年。她一反窠臼,以黑色幽默筆法傳達喪父之慟,描寫她在父親過世後,回到彰化家鄉,面對各種誇張、繁複的民俗殯葬儀式。語言生動鮮活,情感真摯而笑中帶淚,完全跳脫過去典雅的親情寫作傳統。

 累積歷練 一出手便成熟大器
 劉梓潔1980年生於彰化,台灣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畢業,7年前剛考上清大台文所時,她獲得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開始在文壇獲得注意。但是,就在同輩的六年級作家紛紛出書、嶄露頭角時,她卻休了學跑去上班,歷任雜誌與報社記者、文案、企畫等工作,在成為作家之前,先成了一名採訪作家的記者。

 自嘲「愛玩」的她,不急著趕快出書成名,反而在各種工作中累積歷練,照著自己的節奏前行。因此,《父後七日》歷經7年醞釀,一出手便具成熟大將之風,毫無處女作的生澀稚嫩。

 因為同時寫小說、散文和劇本,自在遊走各文類,劉梓潔的散文文字特別新鮮,語言與形式的掌握收放自如,甚至富有戲劇節奏,評論家陳芳明便讚譽她「開創了散文新版圖」。她笑說:「我沒有經過那種典雅文藝的文字階段,我給自己的標準就是:要好看、要好笑。」

 不喜文藝腔 寧嘻笑怒罵
 宣傳電影期間,劉梓潔常被問到:「為什麼用戲謔的方式來寫爸爸死掉?」她偏頭想了想,笑答或許家族中的搞笑因子存在她的血液中。例如父親在世時總要她幫忙把自己寫的笑話投稿到報紙;她文章中描寫辦完父親的頭七,親戚們用爸爸死亡的日期和時刻等數字拿去簽樂透,也是一點不假的事實。

 不過,家族中來自爺爺那一脈「很ㄍㄧㄣ」的個性,也流到了她身上,這種壓抑讓她轉而以寫作為出口。在兩種家族性格的「調和」之下,她學會用嘻笑怒罵的方式轉化、療癒悲傷;在語言上則自然繞過了「文藝腔」時期,「我要寫到自己唸起來不噁心、不矯情,才算過關。」

 隨著〈父後七日〉得獎、改編電影大放異彩,這一路劉梓潔背後都有一群「死忠鄉親」的支持。例如每次她一得獎,民意代表送的紅色賀聯就貼滿她家圍牆;《父後七日》在台北電影節的首映,媽媽、哥哥、妹妹和大票親戚全組成後援會北上看片,鄉下的人情味真實上演。

 雖然帶著來自鄉親的感情後盾,但劉梓潔笑說不想把自己定位為「鄉土作家」。從高中離家求學至今,她自認身分恰好游移在鄉下與都市之間,也讓她看待兩者都有一種因距離而來的新鮮感。因此,她也將《父後七日》這部文集,自比為一段從中南部北上求學、工作的旅程。書中文章除了傷逝父親、追憶彰化鄉村童年,也以妙趣橫生的小品文寫爺爺;過渡到台北都會情境,則有描繪上班、養貓、搬家、瑜珈、旅行等典型上班族女性的生活。

 回顧創作歷程,劉梓潔自認「越寫越放」,尤其近年她著迷於瑜珈與身心靈課程,不禁有感而發:「就像筋越拉越開一樣,寫作不只是文字的技藝,隨著年紀與歷練增長,學會如何處理情緒、看待人情世故,才是影響寫作最大的因素。」

 她說:「所以我覺得創作到最後,看的不是文字,而是有沒有修。」以這部亮眼的處女作為起點,劉梓潔將開啟一趟「寫作修行」的旅程。

 

【書人物】林清玄再出發 新書只為有緣人而寫

【書人物】 林清玄 再出發 新書只為有緣人而寫

 

執筆:蘇惠昭(文字工作者)

原刊:2010年5月30日˙中國時報/旺來報


林清玄_趙雙傑.jpg 他從不諱言,自己是被逼出走的,一開始實在沒有到大陸發展的企圖心,但因緣如此,「一開始沒有企圖,現在也一樣。」

 聽說林清玄要復出,林清玄自己也這樣聽說。自從TVBS四月份播出「又見林清玄」新聞後,林清玄逢人就被問到關於「復出」的事。

 有人問他:「你要重新開始寫作了?」
 「我一直在寫,每天3千字很少中斷。」林清玄很客氣的回答。
 又有人問他:「你終於要出書了?」
 「我一直有出書,台灣和大陸兩邊都有。」林清玄還是很客氣的回答。
  這是在台灣。如果換到中國大陸,場景可就不同了。

 每年一億人讀他的書
 林清玄的哥哥參加旅遊團到大陸,導遊說:「台灣作家中,我最崇拜林清玄。」林哥哥與有榮焉,舉手說自己是林清玄哥哥,導遊不信,他只好拿出證件表明身分,「我叫林清純。」

 大陸旅遊團到台北,必遊故宮,到故宮之路必經「至善天下」,導遊會特別拉開嗓門介紹:「作家林清玄就住這」,「林清玄宅」成了驚鴻一瞥的景點。

 林清玄在大陸知名度有多高?過去10年,他在大陸出版了60本書,到過2百多個2百萬人以上的城市演講。有7、8篇文章被選入中小學教科書,入選數量僅次於毛澤東,所以每年約有1億個孩子讀他的文章。〈陽光的味道〉則出現在高考試卷。這些孩子長大了,就成為新一代的林清玄讀者。

 換句話說,在中國大陸急速崛起,高度競爭,又陷入集體焦慮的年代,林清玄成了台灣來的心靈導師。
 但他從不諱言,自己是被逼出走的,一開始實在沒有到大陸發展的企圖心,但因緣如此,「一開始沒有企圖,現在也一樣。」

 再婚事件讓人生急轉彎
 1996年之前,林清玄是暢銷作家中的暢銷作家,1百多本著作中,「菩提系列」、「身心安頓」系列平均銷量2、30萬冊,《紫色菩提》逼近1百萬。但是那一年,一場離婚再婚事件,他的完美形象一夜之間崩解,仰賴他度過生命難關的婦女同胞,拋棄他的書如同拋棄不忠實的男人,事件的最高潮,婦女團體燒書抗議。台灣作家這樣被焚書,被摧毀的,林清玄恐怕是第一人。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人生從急促高速的新幹線模式一下子切換到騎腳踏車。」林清玄用平靜的語調敘述。事件爆發時他已再婚7 個月。他想過開餐廳,想過開古董店,也想過經營出版社,但是想來想去,那些都非他所擅長,寫作仍是他的最愛,寫作的時候他內心平靜,清新自在。所以風暴平息後,他還是回到書桌安靜的寫作,迎接他的現實是失去了9成台灣讀者,到大陸發展是唯一的選擇。

 人一直在台灣,心也在台灣
 對台灣讀者來說,林清玄從暢銷書排行榜消失得很徹底,他開始在兩岸間來來去去,到大陸演講時,偶爾也會長住2、3個月,他的生活基調並沒有多大改變,到現在還是不用電腦,每天早上寫作,每天讀一點古書,每天散步在台北街道尋找地道小吃,晚上陪妻子看看連續劇《夜市人生》。他的兒子國一、女兒小六,與前妻生的大兒子已經 30歲,從事日文翻譯。3個貼心的孩子是林清玄人生最大的欣慰。

 「所以,說我從台灣復出?不是這樣吧,我人一直在台灣,心也在台灣。」他日前才捐給新竹仁愛啟智中心一座小小的「林清玄圖書館」,那是全台灣第一座給書架全部穿上輪子,人可以端坐不動,按個號碼鈕書就會像自動販賣機的飲料掉到面前的圖書館。

 密集出書只想召喚有緣人
 唯一和「復出」帶一點關連的是,林清玄今年將會更密集的在台灣出書,九歌出版社把「菩提十書」濃縮成3本精選:《心美,一切皆美》、《情深,萬象皆深》、《境明,千里皆明》,圓神出版社則將出版他的四本新書:《好佳在》、《八心八劍》、《從人生的底層出發》和《純心找茶》。

 所謂「復出」,往往意味著要找回失去的掌聲,重返榮耀,若從這個角度看,林清玄並沒有「復出」的野心,他只想召喚有緣的人。他的書為有緣人而寫。


 林清玄這十多年來往返於台灣大陸,他看兩岸「要統一很難」,但是在自殺率和挫折忍受度上,「已經趨向一致」。不論台灣大陸,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他談最多的題目從文學、佛教思想或生活智慧的台灣諺語慢慢轉向「挫折教育」,即將出版的《好佳在》也是以「挫折教育」為核心的台灣諺語系列。

 兩岸對社會悲劇 麻木了
 去年八八水災重創南台灣,林清玄是旗山人,弟弟在旗山的房子淹了一樓半。他把故事寫成文章,現在一看,不過是不到一年前的災難,台灣社會現在又一整個陷在國道的山崩裡,「再過不久,我們又會忘了山崩」。

 許多人的挫折、傷痛和眼淚很快就被遺忘了。
 他又讀到一則新聞,一個媽媽因為女兒被網友性侵而自殺以控訴司法,但整個社會對這樣的悲劇已經麻木。30多年前林清玄當記者時,他記得,有人偷了兩罐奶粉就上了社會版頭條。

 大陸更加嚴重,幾百萬人因為上海辦世博而遭驅趕,卻成了一群不能發出聲音的人。

 這是一個成功和榮耀掩蓋了所有挫折失意者的殘酷社會,每一個微小的個人都只能默默吞下自己的挫折,勇敢站起來,或沉下去。也所以對心靈導師望之若渴。

 但「挫折」這題目也不是人人能談,林清玄能談,是因為當年他為了追尋「確定的愛情和婚姻」,離開結褵17年的妻子時,曾經整個台灣都向他丟石頭,吐口水。他的書因此停滯不動,讀者給你多少,就能收回多少。

 再回首沒有遺憾也不認錯
 十多年後再回頭看當時的決定,林清玄沒有遺憾,也沒有認過錯。或者這是一個沒有是非對錯的問題。「那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抉擇」,他選擇忠實於感情,就算一定會有人受傷。感情是很殘忍的,不幸福的婚姻就像拖著一口磨,當一個人的心對另一個人關上,就很難再敞開了。如果還陷在那段婚姻裡,林清玄認為,他的人生不可能如此轉彎,「到大陸去結更多的善緣」。離婚後,他眼中的前妻也因此變得堅強獨立,過得比以前好,大兒子會經常去陪伴媽媽。

 這一場讓林清玄從雲端直線加速墜落的超級風暴,反過來深刻了他的生命。

 「我以前不能寫回憶錄,現在可以了。」他常這樣開自己玩笑,但心裡清楚不可能寫,「我明白感情和婚姻被大眾討論是多麼的不堪,多麼的痛苦。」

 還有朋友半開玩笑半認真對林清玄說,你離婚離對了,以今天台灣文學的沒落程度,就算你留在台灣,書也賣不掉啦!

 要長高16公分 還是進步16分?
 他的孩子也挫折過。大兒子因為無法適應學校體制,小六起拒絕念書,國中3年在家自學,然後申請上育達應用日文,再直升文藻,最後推甄到東吳。他一路陪伴,沒有因為兒子「逃避競爭」而放棄他,或者逼迫他回到體制。小兒子從一所競爭激烈的私立小學畢業後,林清玄因才適性,為他選擇了一所楊梅山頂上的中學,「念了一年長高 16公分」。「你要你的孩子長高16公分還是進步16分?」他問大陸聽眾。

 他說他要孩子長高16公分,要孩子快樂,相較於大陸,台灣的父母開放多元許多。

 很多的挫折,是因為想得到的沒有得到,或者失去所得到的。大陸每年有2千萬個孩子進小學,到中學,剩下7百萬人。大學,再刷掉3 百萬。有能力的父母,高中前就把孩子送出國,林清玄認為,這不是對國家的不信任,而是避免孩子壓力太大,承受不了痛苦。

 在絕境邊上仍然還有希望
 「但人生有很多路可以走。」林清玄告訴父母。林懷民26歲學舞,朱銘32歲才走上他的藝術之路,「如果周杰倫、方文山念了大學,我們就沒有周杰倫和方文山了」

 如果他沒有經歷離婚風暴,不會理解何謂「近乎完美的婚姻」。如果不是孩子曲曲折折的求學歷程,他也不會體會「人生不只有一條路」。

 「在踽踽前行的道路上,我們有時成功,有時失敗,起伏跌宕,只要還有一絲希望,在絕境邊上,我們也可以說一句:好佳在!」(趙雙傑/攝)

【書人物】葉文心從30年代老上海講起

【書人物】 上海如何成為世博城市?

 

葉文心 30年代老上海講起

 

執筆:林欣誼(本報記者)

原刊:2010年6月13日˙中國時報/開卷

 

葉文心_姚志平.jpg 近日上海世博會成為全球焦點,上海的十里洋場、百年風華與當今摩天大都會的形象,一夕間全濃縮呈現在世人眼前。在世博話題發燒之際,歷史學者葉文心則以《上海繁華》(時報)一書告訴我們:「今日上海之所以成為世博的城市,不是平白無故的……。」

 >>葉明勳、華嚴之女

 葉文心家學淵源,父親是台灣資深報人葉明勳,母親為小說家華嚴,清末民初的大學者嚴復則是她的外祖父。她現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所所長,長年定居美國,著有《鄉下人的旅行:文化、空間和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疏離的學院:中華民國的文化與政治191 9-1937》等英文學術著作,2007年寫成的《上海繁華》近日推出中文版,這也是她第一部在台灣面市的作品。

 學術會議行程滿檔的葉文心,5月底曾匆匆訪台。她擁有大家閨秀的優雅氣質,眼神炯亮,一開口則思路清晰,條理分明。她在採訪中的談話,幾乎就可原封不動成為簡明精彩的講稿。

 「不了解上海,就不能了解鴉片戰爭後中國的轉變。」這是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葉文心,投入「上海學」這個主題的初衷。《上海繁華》可說是集她20多年研究所成,從上海中產階層的角度切入,回顧鴉片戰爭至1949年的上海社會文化史。

 >>一部尋常人的城市史

 雖然原本以西方學界同行為讀者,但她謹記歷史是一門「說故事的學問」,笑說:「歷史可不是像冰箱裡冷冰冰的研究。」因此這本書讀來並不冷硬。她考察當時金融、出版和現代百貨業,甚至引用《長恨歌》等文學小說、當時報章雜誌的報導,將當年的上海化為一座充滿人物和故事的劇場,既富生動文采,又具深厚的學術基底。

 《上海繁華》從2000年動筆到7年後完成,剛好也是中國在全球目光注視下突飛猛進的期間。葉文心面對現實的變化與歷史材料,充滿感情地說:「歷史知識的作用在於讓人知道你是從何處而來,透過歷史縱深得知古與今的對話,掌握為何今之所以為今。」

 相對於許多上海史書籍常著墨於名流傳奇,或工人與左派的運動史,她聚焦的則是在上海工商業背景下,中產小市民們的平常故事,「《上海繁華》是平常人的城市史,這部城市史改寫了近代中國無數平常人的命運。」因此,她在書中探討近代上海的新興企業是怎麼建構起來的?他們在國家意識和經濟利益之間作了什麼樣的表述?也審視 30年代中期的經濟不景氣如何促成左翼思潮崛起,而電車、電燈、時鐘這些新事物又如何把上海建構成一個新空間,「有了鐘,企業才有法子講究紀律與效率;火車、電車、輪船才能按時運作……。」

 >>上海已成高樓長城

 但談起上海20多年來的變化,她不禁鮮明地回憶,1984年她首度造訪上海時,上海與1949年的模樣差不多,但1990年後,她目睹上海南京路開始出現高樓、第一座國際五星級波特曼酒店落成,接下來從浦東到浦西出現了兩千棟以上的摩天高樓。「有一天我在希爾頓酒店頂樓往窗外一看,發現它幾乎像是一堵由高樓塑造成的長城,可以想像過去20年這裡密集投入的人力、物力、技術和文化資本有多少。」

 面對當今中國,葉文心認為書中描述的中產階層,仍是一個變化很大的階層,因為產生得快、基礎並不深厚,他們大量移民海外,也造成力量的流失,不足以凝聚起來。而她在書中沒有論述的「貧富差距」,則是目前中國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一個社會仍然可以有貧富差距或階級對立嗎?」她坦言這個「敏感」問題,是社會學者、而非歷史學者所能處理的了。

 儘管表面理性,卻毫不掩蓋葉文心的學術熱誠,她描述每當從一堆材料中鑽出來,突然發現一個新的圖景,那種豁然開朗的感覺,讓研究漸漸成為「嗜好」。「加上有一群研究生跟著我一起鑽來鑽去,彼此還能發現意想不到的連結!」嘴上說著「有時學生問題太多也很煩」的她,與學生的感情深厚,自然不在話下。

 《上海繁華》完成後,葉文心坦言世界上沒有一本書能把一個題目述說完整,這本書同樣也是。但她接著說了一句很富哲思的話:「不完整不代表不能深入,就像人生一樣,終結並非結束。」是這樣說起話來充滿魅力的一位作者,讓歷史變得迷人。(姚志平/攝)

 

【書人物】獨行俠江元慶 新書《鹿港幽魂》親訪現場 挖出司法陰暗面

【書人物】

獨行俠江元慶

 

新書《鹿港幽魂》親訪現場 挖出司法陰暗面

 

執筆:林欣誼(本報記者)
原刊:2010年5月16日˙中國時報/開卷

江元慶_范揚光.jpg 「『砰!』他的右手掌裡,是支○‧六釐米的『白朗寧』掌心雷手槍,子彈貫進他顱內……不見驚鳥竄飛,只見鮮血淋漓,從他的右太陽穴汨汨而下。從此,他化為一縷幽魂。」

 這段驚悚的文字並非出自恐怖小說,而是資深記者江元慶又一部痛陳司法問題的報導作品《鹿港幽魂:小鎮命案紀實》(報導文學)。

 >>首次出書 便引起矚目

 江元慶曾在2006年出版以第一銀行押匯官司為題材的《司法無邊》 (霍克),2008年又推出增補版《流浪法庭30年》(報導文學),以歷時多年的採訪、調查,揭開一場打了30年的官司血淚史。書中,他藉由3名當事人的痛苦告白,赤裸指出台灣司法訴訟拖延、案件久懸不決的問題,實為人民心中永遠的痛。本書出版後在法界獲得極大迴響,司法院長賴英照為他作序、知名律師陳長文則稱讚:「這本書喚起法律人的良知與靈魂。」

 續作《鹿港幽魂》則以更驚悚的書名、更文學的筆法,描寫司法如何「害死」了鹿港兩名官司纏訟超過20年的當事人。當讀者隨著江元慶的腳步來到鹿港實地探訪,將感受這兩個「冤魂」生前所受的折磨、憤恨與不甘,仍深深籠罩在後代家族之中,未解的官司持續,魂魄彷彿還飄遊在鹿港,全書寫來陰風慘慘,令人背脊發涼。

 江元慶一身白衣,臉上隱隱帶著憂慮,他感慨地說:「直到我開始寫書,才深刻感受到社會的不公不義和老百姓的冤情,如果不把我看到、想到的寫出來,不就等於助紂為虐嗎?」

 >>鹿港故事 盼引起共鳴

 江元慶畢業於世新編採科,曾任職《中華日報》、《聯合晚報》、東森媒體,主跑司法新聞10多年,後來進入政大新聞所進修。《司法無邊》原為他的畢業之作,《鹿港幽魂》則花14個月寫成,期間他1 9度造訪鹿港,採訪數十位相關人士,他表示:「相對於上一本書以證據鋪排、以客觀的筆法寫成,這次我用比較故事性的手法,希望引起更多讀者共鳴。」

 書中,他從2000年舉槍自盡的施能謙的一生追尋起,從他早年的意氣風發,寫到中晚年因養鰻事業走下坡,歷經企業被侵佔、鰻魚池土地被拍賣等風波,此生共經歷45件官司、148個審次,最後與洪平治的鰻魚池官司之爭,更打到兩家家破人亡,怨恨難解。

 >>控訴司法 形同詐騙

 江元慶追溯這一切,始於一樁充滿疑雲的拍賣──1986年,彰化地院民事執行處沒有等到民事庭對施家作出的繳交擔保金期限,就將他的鰻魚池土地強制拍賣,之後施能謙不服,主張拍賣出的只有「土地」,而沒有地上的28口「鰻魚池」建物,得標者洪平治也不平,兩人開始陷入一來一往的官司泥沼。

 沒想到10多年來,官司陷入「空轉」,兩方輸贏輪流,往往二審宣判推翻一審結果,最高法院又發回更審,彷彿無盡循環的地獄。鰻魚池早已荒廢,卻無人真正擁有,最後施能謙自殺,留下:「除此路之外,不會引起檢調單位及社會重視」的遺書;洪平治也含恨病死,家屬泣訴:「我們把錢交給法院,沒拿到土地,還要不斷拿錢出來打官司……司法和詐騙集團有什麼兩樣?」

 面對這樁已成鹿港老一輩人皆知的「司法神話」,江元慶埋首讀了兩千多頁的判決與資料,不僅痛批當年法院執行拍賣時過程草率、人員失職,埋下這場紛爭的種子,在前後反覆矛盾的判決書中,甚至發現一位法官將兩方搞混的嚴重錯誤,讓他不禁哀嘆:「司法害死了他們!」一樁民事案件,又與一部驚悚小說有何異?

 >>親身示範 教育好記者

 近年江元慶在世新、輔大新聞系擔任講師,他謙和地以「文字工作者」自居,「與其說寫書是為了形成什麼影響力,不如說是為了做給學生看,告訴他們,我能做到,你們也能!」畢竟,比起在線上跑新聞,需要耗時查訪的報導文學寫作,是一漫長而孤獨的路。

 江元慶不具法律背景,他回憶寫作中最困難的就是翻閱數千頁的卷宗、解讀一疊疊法律資料,但他的書顯然引起迴響,許多讀者紛紛向他泣訴自己的官司悲劇,「曾經有陌生人一接起電話,就對著我嚎哭 ……這麼多故事,我怎麼寫得完?」因此,心急的他只好嘗試籌組「寫作團隊」,也常遊說同業朋友投入這個寫作行列。

 《流浪法庭30年》出版後一年,司法院舉辦了《刑事妥速審判法》公聽會,今年4月24日,這個法案剛三讀通過。雖然新法仍有爭議,卻象徵了司法改革的一步,這是江元慶最感欣慰的。但他表示,未來除了司法題材,他也將把觸角延伸到醫療、官僚等內幕的挖掘,儘管壓力大,但他期許自己:「拿了半輩子的筆,這一生,總要對社會有個交代吧!」 (范揚光/攝)

 

【作家專訪】御我

          【作家專訪】

 

輕小說作家 御我

 

穿梭虛擬與現實,挑戰騎士與英雄,從台灣紅到東南亞的

 

執筆:邱祖胤(本報記者)

時間:2010年4月18日˙中國時報/旺來報

攝影:(本報記者)

御我_范揚光.jpg 《吾命騎士》 搞笑挑戰嚴肅議題
 御我著作中最暢銷的《吾命騎士》、《非關英雄》等書,已成國、高中生之間最常談論的話題。《吾命騎士》描述一處充滿各種不同宗教勢力的新大陸上,騎士們為守護自己的信仰而引發各種不同的鬥爭及趣事。御我延續一貫逗趣搞笑的敘事風格,把看似嚴肅的政治、宗教,演繹成詼諧、荒謬又充滿奇幻情節的騎士故事,其實她就是要寫一個不一樣的騎士傳說,想揭開騎士面具及盔甲底下的人性。

 寫完騎士,御我又繼續挑戰「英雄」,她想用不同角度來看待原本在人們心目中創作時代的英雄。《非關英雄》的故事情節,黑社會、吸血鬼及家族祕辛交錯,卻洋溢著濃厚的青春氣息,是御我給自己的全新挑戰,也呈現年輕人對英雄角色的多元觀點。

 御我不諱言這些大量虛擬、遠離現實世界的故事,都是拜大量閱讀所賜,另外,屬於年輕人的網路遊戲,也是她創作的泉源。她認為玩網路遊戲的感覺,跟寫小說很像,有動作、有畫面,和時下年輕人相似,對御我而言,一邊打遊戲、一邊線上聊天、一邊看網路小說,三者同時進行是常有的事。

 每天看網誌 了解讀者在想什麼
 御我是從網路起家的寫手,她對網路經營自然有她獨特的看法。每天一早,她會瀏覽一遍網誌上的網友留言,匯整意見作為寫作的參考,但並非完全跟著讀者的意見走,相反的,她不想被讀者定型,「同一本書有時會有很兩極的評價,有時會讓人無所適從,上網不是為了跟著民意走,而是想知道讀者在想什麼,不要讓彼此的感覺差太多。」

 御我說,有些讀者會對受挫折的情節不滿意,但有時這樣的安排是為了鋪梗,凸顯下一段故事的戲劇性,如果只是為了討好某些讀者而作改變,會讓整個故事亂掉,「但網友的意見最直接,可以讓我知道哪裡好,哪裡不好。」

 律已甚嚴,從不拖稿,一本接著一本寫,而且總是給自己下戰帖,挑戰各種類型,御我說:「我應該會寫一輩子,因為從來沒想過要做別的事。」那麼,未來的寫作生涯裡,讀者一定可以等到御我的愛情小說吧。

 



 



粉絲兼顧問  簽書會全家總動員

 御我家住豐原,她和家人相處融洽,簽書會經常全家總動員。以前家人不知道她腦袋裡想什麼,只是默默地支持她,現在,她的小說愈來愈受歡迎,家人也開始給她意見,成為她的超級粉絲與顧問。

 其中,媽媽是最死忠的讀者,會建議她哪些地方可以再加強,或給她新的點子,甚至於,御媽還會幫她打探軍情,告訴她哪個哪個作家現在都在寫些什麼。 至於以前老是和她搶漫畫看的弟弟,現在不但是忠實粉絲,還會客串簽名會的工作人員,據御我的形容,弟弟整理隊伍及安撫書迷的功力,「超有專業級水準」。(邱祖胤)

 



 

一心多用 寫作習慣大搜查

 1.邊打電動,邊看九把刀:
 御我喜歡在《天堂Ⅱ》、《魔獸》的領域裡廝殺,還可以一邊跟玩遊戲的人聊天互動,有時還會打開網路視窗順便看九把刀的小說,「這樣說九把刀會不會殺了我?」
 2.聽音樂激發靈感:
 御我會將音樂檔案或CD分成悲傷、戰鬥、愛情等類型,並在書寫相關情節段落時播放,輔助寫作,幫助自己進入狀況。她不會特別去記歌曲的名字,但這樣的規畫,就像在幫自己創作的電影配樂一樣。
 3.提前預告下一部作品:
 御我個性陽光開朗,但對創作的紀律要求很高,為了鞭策自己,她會在發表新作時,公開在書上預告下一部作品的書名及大致內容,一方面讓讀者有所期待,再則讓自己不能偷懶,一切得按計畫進行。已公布了接下來預計出版《尋找羅蘭》、《女武》及《打掃》三部書的寫作計畫。(邱祖胤)

《作家專訪》郭楓 永遠在野 永遠奮戰不懈

 

《作家專訪》

 

籌畫「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

 

郭楓   永遠在野 永遠奮戰不懈

 

時間:2010年4月11日˙中國時報/開卷

執筆:林欣誼(本報記者)

攝影:范揚光(本報記者)

 

郭楓_范揚光.jpg 「名氣有啥用?在這個亂世,越有名的人,越差勁。」將近80歲的郭楓,雖已一頭白髮,說起話來依舊犀利爽快,沒有贅言,也不客套。他說:「我喜歡文學,寫作是為內心負責,是寫給自己看,要是寫給別人看,不是演戲嗎?」

 郭楓向有文壇「獨行俠」之名,他不統、不獨,不參加文學團體和流派,且始終帶著尖銳的筆鋒,不論是不是朋友,寫起評論都不留情面。別人說他「傲慢」,他則神色自若地回應:「我只是說我想說的話。」

 〉〉當仁不讓 籌畫「世界華文文學會議」
  今年4月,他發起主辦「21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議」,一口氣邀來高行健、閻連科、劉再復、謝冕等十多位大陸作家學者,旅居國外的台灣作家(ㄧㄚˇ)弦、馬森也回台共襄盛舉,陣容浩大難得一見,但郭楓只一句話豪爽帶過:「因為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

 這場齊聚近40位華人作家的盛會將於4月16日開幕,巡迴台灣大學、中興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等4地,舉辦多場座談及學術會議。

 郭楓以此高齡策劃這場大會,此時卻絲毫不見忙亂的模樣。在他位於新店花園新城的家中,安靜潔淨,客廳3面書牆圍繞,他的書房裡則滿室文學理論書籍,牆角甚至還有一張單人小床。這位長年維持凌晨3點半起床、每天睡不到6小時的老作家,就以這樣嚴謹的工作紀律,和無比的熱情,走過他大半輩子的文學路。

 〉〉轉戰大陸 投身商場累積文學本
 郭楓自1985年創辦新地出版社時,便策劃「當代中國大陸作家」系列叢書,積極引介大陸作品。1986年移居大陸,除了積極促進兩岸文壇交流,也投身商場,在南京創辦企業,而這都是「為推廣文學累積資金」。

 早在1988年,郭楓就獨資與清大合辦「當代中國文學國際學術會議」,1990年又舉辦「1949年以前兩岸小說國際學術會議」,廣邀大陸作家與國外漢學家。時隔20年,郭楓再度擴大舉辦華人作家會。他胸懷使命說:「台灣很需要這個會,但沒有人辦,只好我自己來辦。」

 他強調,這次會議邀來的皆是「自由主義」作家,絕不談意識形態,如劉再復、馬森、陳若曦等都是「品格高尚、有性格」之人,「思想可以不同,文學技巧也有高低,但作品背後的博愛,是文學家最重要的精神。」

 〉〉淋巴癌痊癒 老天要他繼續寫作
 他也痛批當前台灣文壇商業化嚴重,大多是描寫飲食男女的通俗之作,嚴肅文學式微,「可以說,兩岸文學這60年來的成就,都不如五四時期,因為沒有自由的寫作環境。」他表示,大陸先後歷經戰亂、文革;台灣早期則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7、80年代逐漸擺脫政治專制,最為自由蓬發,但90年代後卻又變成經濟專制,「年輕人整天為買房苦惱,大家都像死水中的活魚,所以,台灣還是在一個被政商聯合控制的亂世。」

 自喻「永遠具有戰鬥意志」,郭楓不僅結合學界、爭取官方經費籌畫這次會議,在創作的路上他也毫不鬆懈。2000年,他因罹患淋巴癌從大陸返台,5年後戰勝病魔,養病期間還以驚人的能量,完成描寫 30到40年代歷史的長篇小說《老憨大傳》,與《台灣現代詩史論》3 冊。

 在別人早就退休的年紀,郭楓仍每天在書桌前工作10小時,還學會電腦,現已改用手寫板寫稿。他精神奕奕地說:「上次沒有死成,就是老天要我繼續寫吧!」他自認謹守寫實主義路數,文學是為關心時代而非個人,至於作家個人的評價,只能留待後世。「我寫作只有這句話:千秋萬世名,寂寞身後事。」

 郭楓小檔案:
 郭楓1933年生於江蘇徐州,1949年隨遺族學校輾轉遷移來台,中學時便在《野風》、《寶島文藝》等文學刊物上發表詩作。後轉入台南師範,曾在中、小學及大學任教,1954年與好友葉笛創辦《新地》文藝月刊,1971年創立新風出版社,1983年創《文季》雙月刊,1985年創辦新地出版社經營至今。

 80年代,郭楓辭去教職投身貿易,先後到南非、大陸投資生意,並以成功賺得的資金支持辦出版社的理想。2000年回台後,位於新店山區的住處「攬翠大廈」成為他持續戰鬥的文學基地,他的住家與書房、新地出版社,與夫人蘇葉的畫室、兒子郭力昕的家都在同一棟樓。而他至今仍每期親力編輯《新地》文學季刊,甚至連排版都包辦大半,並堅持雜誌沒有廣告、不分黨派,如同他所強調的:「我不附和主流,我永遠屬於在野的文壇。」

 此次舉辦華文文學高峰會議之際,新地出版社並將同時推出【世界華文作家精選集叢書】12本,包括:《劉再復文論精選集》、《詹澈詩精選集》、《郭楓散文精選集》、《閻連科小說精選集》、《陳若曦小說精選集》、《馬森小說精選集》等。



作家專訪:陳昇 寫歌、寫書記錄生命的線條

《作家專訪》    陳昇 寫歌、寫書記錄生命的線條

 

執筆:劉梓潔(本報記者)

原刊:2009年9月27日˙中國時報/焦點鮮話題

陳昇.jpg 陳昇的「昇式情歌」令人著迷,其實,他也是作家,寫過多本小說、散文,他最新的著作即將出爐。這一回,陳昇要說他童年在鄉下的故事,關於鄉下的花朵、阿嬤……。

 陳昇,唱了20年,唱出許多讓人揪心肝的情歌。但在他的歌裡,另一個經常出現的身影,就是阿嬤。

 在《一百萬》裡,阿嬤等著孫子賺一百萬回來給她買新衣;在《阿春仔他阿嬤》裡,阿嬤日日夜夜盼望著去南洋當軍伕的阿公歸來;在《細漢仔》裡,阿嬤心疼孫子到台北當黑道。

 唱過了這麼多阿嬤,陳昇覺得還不夠,乾脆把更多的阿嬤故事寫成書,書名就叫:《阿嬤,我回來了!》(圓神)。

歌詞寫不下的,寫到書裡來
 陳昇出道20年,一直維持著一年出一張專輯、每隔幾年寫一本書的從容頻率,他半開玩笑地抱怨說:「每次都說我歌詞寫太長,記不起來,別的歌手第二段就唱重複的,我都是一條龍。歌詞寫不下的,就只好寫成書了!」

 對陳昇而言,書是音樂的延伸。而性情中人如他,幽默地說這本阿嬤書的由來:「幾年前圓神的老簡(編按:發行人簡志忠)叫我幫《佐賀的超級阿嬤》寫序,我看著就想,這種柔柔的、暖暖的文字都這麼能賣,加深了我也要用我阿嬤來賺點稿費的決心!」

家人四部曲《阿嬤》打頭陣
 《阿嬤,我回來了!》是陳昇「家人四部曲」的第一部,他計畫用 4本書紀錄4位家族長輩及家鄉花草、蟲魚鳥獸及特產,後面還有阿公、阿爸、阿母。

 陳昇在彰化溪洲鄉成長,那是個未開發的小農村,小時候與阿嬤的相處,大多圍繞著植物。像是辦家家酒時,拿黃色的菟絲花來當麵條,阿嬤會氣急敗壞拿著掃把過來,一邊罵著「猴死囝仔」,一邊把菟絲花踹個稀爛。

 後來陳昇才知道,菟絲花是一種蔓生的狂野植物,一旦附著在其他植物上,不搞死不罷休。原來,阿嬤那像巫婆般的模樣,其實是在拯救其他植物。

 陳昇是長孫,須要幫忙家中農務,其中一項工作,就是擔屎去施肥。小陳昇從茅坑擔著一缸屎,搖搖晃晃跟著阿嬤走在田埂上,問:「阿嬤這一缸要倒到什麼園?」阿嬤會回他:「什麼屎,就倒什麼田啊!」

 「我阿嬤不識字,不太會表達情感,有時候也蠻無厘頭的,但是卻有她自己的生活智慧。」這些阿嬤與植物交織而成的故事,還包括:油麻菜籽花、山梔仔、番茄、番薯花、檳榔樹花、夜來香、紫花酢漿草、木麻黃等20餘種。陳昇說,這本書是要送給那些跟他一樣,不急著長大、也想在這個講究效率的時代,用自己的生活步調過活的人們,「用流行一點的話來說,這本書,也是蠻慢活的啦!」

姑姑叔叔藏書 成為文學的啟蒙
 陳昇的阿嬤生了4男4女,他爸爸排行老大,陳昇也是老大。在成長過程中,陳昇看著一個一個姑姑叔叔打包行囊,離開家鄉求學工作,姑姑叔叔們不斷遷徙到不同地方,也不斷把一箱一箱的家當寄回家來。

 這些箱子,裡頭裝著滿滿的來自都市的書和唱片,成了陳昇文學與音樂的啟蒙。一個讀小學、國中的鄉下小孩,在堆滿雜物的倉庫裡,慢慢尋寶、吸收。「那時看到林懷民的《蟬》,多麼震撼啊!又看到一本《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天啊,我是國中生耶,根本當黃色小說一樣,暗槓起來一點一點偷看!」

 陳昇小時候常躺在故鄉的紫雲英田裡,看著飛機飛來飛去,聽著送葬隊伍吹著西索米。看著附近的老人家一個一個扛去種在墓仔埔,他突有一種感覺:如果再不趕快離開,自己早晚也會死在這個枯燥乏味的鄉野。

北上插枝求活 走上不同人生路
 念高職時,陳昇在市區找了送晚報的工作,又到工廠打零工。陳昇 媽媽每說起這段經歷都要流眼淚,說兒子太命苦,「我就會說,媽,我在鬼混啊,很刺激耶!」高職畢業隔天,陳昇就去日立電梯報到當工人,工頭問他要在台中還是台北,「我興奮地連說3次:台北、台北、台北!」

 來到台北的陳昇,用他的話說:「生命的線條有了轉折」,他一步一步,滿足了對都市的嚮往;一步一步,實踐對音樂的夢想,變成2 0年來我們聽到的、看到的陳昇。

 而與故鄉的一群玩伴,也在命運的交叉點上,走上不同的道路,慢慢岔開。有些玩伴跑去「做兄弟」,成為縱貫線上的老大,也上過社會版頭條。這些玩伴的際遇,對陳昇而言,如同電影的借景,他把某些故事寫成歌,而這些在南北奔波的鄉下小孩,在故鄉老家門前,都有個阿嬤,在等他們回來。

 若說陳昇是「負笈北上,插枝求活」一代的縮影,在台北的文化圈,應該有很多這樣的人物。出書前夕,出版社想找人對談,卻發現「找嘸人」。「算一算,最接近的,可能是嘉義來的伍佰,台中來的林強,但是他們年紀都比我小得多。」陳昇觀察到,相較起外省第二代中堅分子,和他差不多年紀、50歲上下的「台掛」,似乎顯得形單影隻。

說我墮落,不然來比鐵人三項!
 前幾年,陳昇頭部遭人以酒瓶重擊,造成右手手指神經不靈活,現在,不能彈吉他,書寫也只能用左手「畫字」。但樂觀的陳昇稱這次意外為「頭被狗咬到」,認為左手寫字比用右手寫字有感覺,「右手寫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左手寫,連簽名都要很專心!」

 個性豪放不羈的陳昇,既是舞台上的人物,私生活難免成為影劇版關注的話題。他直爽地說:「上個月在香港演唱會,媒體問我,你有沒有過外遇,我就回答:有又怎麼樣,沒有又怎麼樣!」被媒體說他愛喝酒,他更開玩笑嗆聲:「哼,說我墮落,不然鐵人三項來比看看啊!」

 陳昇不工作時,最大興趣就是遊山玩水。他熱愛運動,每天游泳、騎腳踏車。上班日,若有閒暇就帶著公司同事開著車到宜蘭鄉下,假日則和老婆兜風。「我現在喜歡開不同的路回彰化,像是61號公路,沿著濱海,從八里、到苑裡、通宵、再到鹿港,很快就到我家。」

是的,我在台北
 今年51歲的陳昇直言,自己的年紀已經到了應該反芻的時候。在寫作上,他回頭看童年,計畫寫出「家人四部曲」;在音樂上,也有個「華人地區音樂的願景」,繼前年創作出《麗江的春天》之後,也陸續計畫著《吉林的秋天》、《延安的冬天》、《群島的夏天》等專輯,希望以東西南北4個區塊,以及春夏秋冬4個季節,勾勒出他心中的華人音樂版圖。

 陳昇歌迷一年一度的「儀式」,即是陳昇的跨年演唱會。今年是陳昇入行第20年,是跨年演唱會的第16年。一如往年,每次演唱會都有個主題,今年的主題是「是的,我在台北」。他將寫下10首新歌,講 10個住在台北的人的故事,「把我對這個城市的愛恨情愁,做一個總整理。」

 

 


 

文字啟蒙師   浪漫三叔陳恆嘉

 

 陳昇稱他的三叔為「文字的啟蒙老師」。三叔在澎湖當兵時寫信回來,阿公看完丟在一旁,阿嬤很想看又看不懂,陳昇就變成阿嬤的翻譯官。「經過我笨拙的翻譯,阿嬤都會有一些情緒反應,那時我就知道,文字,的確是有它的力量。」

 浪漫的三叔,會在信封裡裝一些澎湖的星沙和小貝殼,信唸完了, 陳昇把小貝殼攤在阿嬤結滿皺紋和老繭的手心上,阿嬤總是恭敬誠心地捧著,像在默默祈願。

 這位三叔,就是台灣文學界頗為知名的作家─陳恆嘉,他曾留學京都、任《書評書目》雜誌總編輯,在真理大學、中山醫學院等校兼課,對推廣台語文學不遺餘力,常帶著學生小酌、唱歌,是學者應鳳凰等人心目中崇仰的大哥。這位生活不拘小節的前輩作家,今年3月因病辭世,陳昇語帶心疼地說:「我這個三叔,就是太浪漫了!」(文:劉梓潔)

 



 《採訪側記》      「昇式風格」隨興移動

 

 採訪陳昇,不宜一問一答,他說:「我們就聊聊天嘛!」採訪陳昇 ,也不宜在桌上放置錄音筆,因為他會跑來跑去。而在陳昇的閒話家常中,更能捕捉到他獨有的「昇式風格」。

 談老花眼:「我是因為去吃阿財滷肉飯,發現飯粒模糊,才趕快去配老花眼鏡。」談他媽媽老當益壯:「早上才被送進去開刀房,下午就站起來罵電視!」造型師要幫他噴頭髮定型液,他躲開:「地球已經快爆炸了耶,還要用這種東西喔!」

 聊著,又突然躍下吧台椅,打開冰箱,掀開一個小保鮮盒,裡頭裝著閃閃發亮的磚紅色小顆粒,他獻寶似地說:「辣椒岩鹽,我學吉米 ‧奧力佛做的!」

 在偌大明亮的工作室裡,陳昇慵懶隨興地移動。其實,展示出來的,是他帶勁有型的生命線條。(文:劉梓潔)

 

作家專訪:張小虹要作姿勢分子

《作家專訪》  穿衣吃飯做瑜珈 張小虹要作姿勢分子

 

執筆:林欣誼(本報記者)

原刊:2009年11月8日˙中國時報/開卷


張小虹.jpg 她的文字擺盪在學術論文、文化評論與散文之間,彼此界線越來越模糊。這一回,新書《身體摺學》,更是她第一次貼近日常瑣事的書寫。

 學者張小虹話聲輕柔,又飽含抑揚頓挫,一席話談下來叮叮噹噹彷彿音樂;女性主義者張小虹風姿綽約,穿著她最愛的「老衣服」,高領斜襟加織花刺繡,紅唇上滿是笑意;作家張小虹奇思妙想,從瑪丹娜到莎士比亞,文字悠遊議論與日常……。

 這是「三位一體」的張小虹。但這說法其實挪用自她自己的發明。那天她說的是,年紀不是一條線性,而是如棉被般折疊又折疊,「我是我,是女兒,是母親,三位一體。」

邊寫邊笑 完成《身體摺學》
 在陽光下靠窗的座位旁,張小虹整個人像春天般綻放,就和新書《身體摺學》(有鹿)封面的粉紫色一樣。她笑說:「我自己很喜歡這本書,充滿幽默、三八和自我調侃!」

 《身體摺學》是張小虹2007至2008年間在《人間》副刊「三少四壯」的專欄結集。她回憶當時正處於周期性的困頓,感到創造力貧乏,沒想到接下專欄後突然海闊天空,每周一天窩在書桌前舞動十指,邊寫邊笑。放下了理論、鬆綁了吊書袋,「常常有捨不得寫完的感覺!」

 她坦言這是第一次這麼貼近自己日常瑣事的書寫,老友邊讀邊忍不住說:「誰都知道了妳家的陽台、巷口的鵝肉攤和一百零八式的楊式太極拳!」還有她原來上課前還會壓力很大,備課的前一夜會吃上一碗超級辣的花枝羹冬粉,超愛唱歌、喜歡去北京潘家園挖寶……。

 但她還是開心,自嘲從小就最會寫議論文,讀了藝文氣息濃厚的台大外文系,還被人笑竟沒有創作、沒演過戲。「所以這次我感覺真正打破了思考性和抒情性的界線,越寫越生活,越寫越舒暢。」

戀家、獨處彷彿與世界相隔
 而關於「學院女人的日常生活」,張小虹說了一個更生動的往事。曾經她與幾名女性好友聚會,一群女人在餐館裡嘰嘰喳喳,笑得吵得開心得老闆都忍不住過來一探究竟,好奇問「妳們是做什麼的?」大家起鬨要他猜,他猜了醫生、律師等等一輪,到了張小虹身上,他一點:「妳是情婦!」張小虹可樂了,「每次我一坐上計程車,司機就說妳是老師吧?這次我終於顛覆形象了!」

 她笑說自己循規蹈矩地長大,「這輩子做過最離經叛道的事,大概就是離婚。」不到30歲結的婚,4年後收場,因為她發現自己無法與另一個人同居一室,「離婚後這輩子第一次一個人住,才發現好棒啊!」

 笑聲下,她聊起去年底從住了10多年的溫州街宿舍,搬到青田街宿舍,新家變大,她描述「整個房子都是我的大腦!」而她心目中最快樂的一天,就是電話不要響、不用出門與人接觸,一整天在屋子裡閱讀,上午可以坐在陽台看書,餓了自己做飯吃,累了睡午覺,隨時可以唱歌,傍晚到大安森林公園散步。「我真的天生喜歡獨處,有時在家待一天,晚上6點下樓倒垃圾,整個人彷彿跟世界隔著一層隔音罩,沒有辦法回神!」

皺摺,近期最喜歡的字詞
 因為眷戀新家,即使這學期休假,張小虹也決定不旅行。40多歲的她神采飛揚,自認年紀漸長的好處就是越來越清楚自己想要的,「結婚、同居都不行,但愛情當然還是要有的!」

 過去,欲望、消費、身體一向是張小虹文中的關鍵詞,她筆下也處處是「菁英/通俗」、「男性/女性」、「上流/下流」等並排的二元對立,以及她無孔不入對這個二元的拆解。這次,她還是要去凹折硬梆梆的架構,以會穿衣吃飯做瑜珈的「姿勢分子」挑釁「知識分子」,但她自認過去那個分立兩邊的「/」,對她來說已變成了更柔軟的「皺摺」。

 「皺摺,是我最近好喜歡的詞,也是我對身體或年紀的感覺。」張小虹練瑜珈、慢跑,近年又學了太極拳,運動中身體的伸展、腳跟的力量,或雀躍的動態,都會不經意讓她覺得「小時候的感覺回來了」。她笑盈盈地說:「所以我總是沒意識到年紀,也不喜歡談衰老,只要有創造力,人就不老啊!」

 自述「18歲起就沒離開過台大文學院」的張小虹,自覺學院生活讓她接觸不到社會蒸騰現實的一面,因此多年來她不斷自我提醒,仍要保持敏銳的觸角、與社會互動,而寫作文化評論就是這樣的延伸。一年又一年寫下來,張小虹的文字擺盪在學術論文、文化評論與散文之間,彼此界線也越來越模糊。

 「我喜歡想題目的過程,到了下筆寫作就有了焦慮,所以我永遠改不了最後一刻交稿的習慣,喜歡在那種既緊張又放鬆之間的感覺。」就像是在規矩中小小的解放、漸漸地拉大框架,張小虹將以那春天般的活力,繼續她的不安於室,以及她的創作生活。



巨大的陳映真 永遠的人間風格

巨大的陳映真 永遠的人間風格

 

 

執筆:林欣誼(本報記者)

原刊:2009年9月13日中國時報/開卷

 1985年11月創刊、1989年9月停刊,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在短短4年間,以其逆於潮流、貼近底層的報導形式,影響與啟蒙了無數人。當年一群年輕人跟著陳映真,用文字與影像紀錄發生在台灣社會角落的故事,他們身上永遠有著「人間風格」嗎?《文訊》主辦的「陳映真創作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舉行在即,【開卷】特為讀者探訪那一群老人間人……。

 傍晚時分,走過台大對面的巷子,你會看見一間顏色大紅的餐廳,門口總有三兩人聚著抽菸。在夜色掩映的瀰漫煙霧中,玻璃門窗上的黑白照片特別地有味道——那不是布爾喬亞式的品味妝點,那是塵封了20多年,經老闆鍾俊陞重新沖洗、擺放出來的《人間》報導攝影作品。

鍾俊陞:「大紅人間」 遙念左派精神
 鍾俊陞20多歲就以攝影記者身分追隨陳映真,更撂下一句:「你做一天,我就做一天。」當年,是他幫陳映真把房子拿去抵押貸款辦《人間》;《人間》停刊後,他不願意另找頭路,留下來陪陳映真辦人間出版社。

 多年來,鍾俊陞寸步不離,直到2006年,陳映真接受北京人民大學邀約前往任教,要鍾俊陞接下人間出版社,他又一句:「你退了,我就不做了。」彷彿古代江湖師徒的莫逆交情,難能得見。

 不見。」即使是朝夕相處的至友,他言談中對陳映真始終是無上的尊敬,「他的人格、他對卑微受難者的同情、他對資本帝國主義的批判、他的民族主義情感,都使我非常敬佩。」

 2008年初,鍾俊陞以「大紅人間」為名開了這家餐廳,遙念陳映真的左派精神,也作為《人間》伙伴聚會的平台。如今這裡是蔡明德、藍博洲、鍾喬、關曉榮等《人間》老友們來往之地,夜裡,他們在這裡卸下工作的疲憊,喝小酒、話當年,進門的客人也有不少因牆上照片而感動地說:「我是看《人間》長大的……」

李文吉和蔡明德:揹著相機  留下青春記憶
 李文吉和蔡明德堪稱是「喝《人間》奶水長大」的攝影工作者。李文吉有感而發:「陳映真有鋼鐵般的意志,但對人寬容,不曾罵人,沒有架子。」蔡明德則說:「沒有《人間》這一段,我不過就是一個每天跑新聞的攝影記者!」

 兩人回憶剛踏入社會時,懵懵懂懂進入《人間》,因而走過湯英伸的鄒族部落、收容精神病患的龍發堂現場、台北橋下的人力市場等一個個社會角落。他們每出門蹲點採訪,一趟就是一兩個禮拜,滿身臭汗,隨處可睡,為的就是如陳映真教導的「蹲下來和人民在一起。」

 當時《人間》10多個伙伴就像個大家庭,他們喚陳映真「大陳」,陳映真則猶如父親,總是靜靜聆聽他們每次出外回來分享的見聞,與他們一同激昂、一同感動。他們幾乎以《人間》為家,有時半夜暗房裡,竟還橫躺倒滿這些被熱情給累壞了的年輕人。在這充滿陽剛的環境裡,難怪少數女性成員如曾淑美、李翠瑩,曾被這些臭漢子嘲笑:「在山上騎個腳踏車都會跌倒!」

 當時,陳映真曾請來王信、張照堂、阮義忠等前輩攝影家擔任指導,同時辦學生夏令營,帶實習生上山下海採訪報導,上有傳承下有養成。

 經歷過《人間》理想主義和紀實報導的洗禮,李文吉之後到雜誌社工作,人人視為良機的國外國家公園專題,他卻直呼「好無聊!」9 21後,他曾到南投參與重建、辦社區報,現為自由工作者,仍然喜歡拿底片機紀錄街頭人民。而目前在《時報周刊》任職的蔡明德,看到年輕記者出門一天回來就能寫上六、七千字,也只能暗自徒嘆。

廖嘉展:社區營造  走出一片天
 同樣在《人間》歷經啟蒙的廖嘉展,離開《人間》後來到南投,一步步從報導文學到參與社區營造。1999年他在南投埔里成立「新故鄉文教基金會」,921後投入社區重建,去年將日本阪神大地震後象徵重生的「紙教堂」搬遷到埔里,頗獲好評。

 回顧以往,廖嘉展說:「《人間》帶領我發現社會結構性的問題、國家機器的無效和弱勢者的處境,社區工作則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逆向操作。」在他記憶裡,陳映真從不提意識型態,「他有宏觀的觀點、敏感的心靈,以及對理想的堅持。他讓我知道社會不美好,但不應該逃避,我現在所做的就是迎向這個挑戰。」

鐘喬:差事劇團  面臨市場困境

 台灣的民眾劇場先驅、「差事劇團」團長鍾喬,則在《人間》意外啟蒙了他的戲劇實踐理念。鍾喬高中就熟讀陳映真小說,研究所開始參與《夏潮》和黨外雜誌《關懷》,踏出社會參與的第一步。

 後來,他加入《人間》並擔任主編,期間陳映真曾邀請日本「不死鳥」劇團來台演出報告劇;《人間》停刊後,陳映真知道鍾喬喜歡戲劇,介紹他到南韓參加亞洲民眾戲劇培訓者工作坊,讓他終於找到結合戲劇和社會運動的一條路。「我震撼地發現,原來第三世界的民眾戲劇,可以結合民眾、透過對話來表達對公共事務的看法。」

 返台後,鍾喬和陳映真、王墨林、藍博洲在90年代初合作演出台灣第一部報告劇《幌馬車之歌》,用大量獨白報告和歷史圖片投影,呈現二二八事件的經過;之後又執導由陳映真編劇的報告劇《春祭》。

 1997年,鍾喬創立的「台灣民眾戲劇社」易名「差事劇團」,至今仍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民眾劇團,演出之餘,也持續到偏遠地區舉辦戲劇工作坊。但差事目前的處境就像《人間》末期,面臨「拒絕市場化」的轉型矛盾。「我對左派精神的追求仍在,但如何表達議題,同時又讓觀眾找到興致,將思想轉化為戲劇形式,這是最大的挑戰。」鍾喬不放棄地說:「我過去受到陳映真理想的啟蒙,現在要和更多年輕人一起發掘出,屬於現代的理想主義!」

關曉榮:感嘆消費社會 理想必須辛苦拉扯
 原本在《時報周刊》工作的關曉榮,在解嚴前夕、社會運動萌發時,對消費性的新聞報導感到疲乏,渴求能夠親臨「現場」,因此決定離職。1984年他開始徒步旅行,並在基隆和平島附近的「八尺門」社區蹲點半年,完成系列報導作品。

 在陳映真邀約下,關曉榮在「八尺門」拍攝的照片,成為《人間》創刊號的封面。該系列連載了5期,關曉榮既拍照也寫作,紀錄這個由山地遷移到平地的阿美族聚落村民,在工作、生活和貧困中艱難的處境。報導刊出後,基隆市政府備感壓力,最終讓八尺門的阿美族聚落就地合法。

 「我一直把大陳當作老師,在他身旁耳濡目染的身教比言教多。」關曉榮肯定《人間》以小人物為關切的焦點,將勞動者還原本色。《人間》關門後,他持續拍攝了《我們為什麼不歌唱》、蘭嶼的《國境邊陲》等紀錄片,現於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所任教。

 然而關曉榮觀察到,近年學生參與樂生、三鷹部落等社會運動,卻不如《人間》記者能很快獲得在地民眾的認同。「當年我們的角色,已被地方議員取代了,他們能夠掌握議題的知識面,又在官僚體系內掌握了一定的協商能力,對迫切求取權利的民眾來說,他們更有效。」

 在時代的變化中,關曉榮也從年輕學生身上,看見陳映真嚴厲批判的消費化傾向。「我不覺得要從理想主義的角度批評他們,但要我們放棄那個角度也萬無可能,所以教學是個辛苦的拉扯。」但他仍樂觀:「我們的前輩也不是輕輕鬆鬆過來的,辛苦本來就是應該的。」

 20多年來,這些《人間》的種子灑向個個領域,繼續發揮影響力。如同廖嘉展所說:「我們各自努力,以陳映真、以《人間》為榮!」

 


 

郭力昕:我們需要維持反省的力量

 

 自喻為《人間》「早退者」的政大廣電系主任郭力昕,長年來堅守左翼批判觀點,卻也是少數對《人間》報導美學提出檢討的人。他反省當時那些挖掘社會底層的報導,「材料是真的,但論述上有時簡單了些。」

 「部分文字往往先在觀點上預設:所有受剝削的邊緣弱勢,都是正確、善良、單純的,他們創造一個道德上無瑕疵的受難英雄,以爭取讀者對勞動階級的同情和罪惡感,結果報導目標,也就是提出對社會結構性的理解和批判,反而只能以比較宣言的方式呈現。這種失之太急的人道主義報導,簡化了對複雜問題的理解、反而可能成為對更大進步的阻礙。」

 郭力昕認為,光描寫小人物的辛苦和尊嚴是不夠的,「他們的軟弱、欲望和性格上的缺陷,怎麼與大結構下的受害境況連結在一起,是報導者同時必須看見的。」不過他也持平地說,《人間》是個「邊做邊學的養成訓練班」,陳映真不會沒看出問題,但他以父親般的包容,培養這些左翼理想青年,不忍苛責。「只是回顧這段經驗,我會認為,台灣的左翼力量經營固然很不容易,但維持一個充分的反省力量仍是需要的。」

 郭力昕強調,即使《人間》在報導技術上值得商榷,他對陳映真仍由衷尊敬。「他永遠是一個標竿,勇敢無所畏懼,我所有的意見,只在於如果進步不能更大,感到有些可惜而已。」(文:林欣誼)